今年是河南大学建校９０周年大庆，校方又在组织人搜集资料，修订校史。这使我想起了２０年前的一件往事。　　２０年前河大建校７０周年，因为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次逢“十”的校庆，校方十分重视，于是组织人重修校史，派人北上南下调查落实资料，多方征求意见。其中涉及冯友兰先生的一些史实（冯先生１９２３—１９２６年曾任河大科主任）需要核对，于是派人到北京大学亲自拜访冯先生。
　　去北京的人不知怎样才能找到冯先生，跑来找我商量。当时我在北大进修，每天出来进去必经燕南园，知道某小楼里住着朱光潜，某平房小院住着冯友兰。冯先生的住处尤其好找，标志是院里耸立着三棵高高的松树（前些年河南人民出版社为纪念冯先生所出的文集就叫《三松堂全集》）。当然，我也不认识冯先生，但是我知道越是德高望重的大人物越平易近人。于是，我们也不用人介绍，直接打到府上，怀着敬重的心情敲响了门。
　　出来开门的是冯先生的女儿冯宗璞（当代著名作家），我们说明来意，她很亲切地引我们见了冯先生。冯先生听说故乡的他工作过的学校派人来核实他年轻时的事情，显得很高兴。他很怀念河大，说记忆中的河大是个很不错的学校，他忘不了在河大的日子。
　　当时我并不知道冯先生的年龄（后来知道那年他已是８７岁高龄），只看到他的身体已很衰老，视力、听力都不太好，眼神黯淡，说话已不很流畅。我按常规思维推想，冯先生辉煌一生，现在正该平静地安享晚年的清闲了。所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其实他当时正在完成着一桩极其宏伟的大事业——写作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
　　冯先生生于１８９５年，河南唐河人，一生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二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使他名满天下，遂成为一个时代的代表。解放后屡经政治运动的打击批判，“文革”结束时他已年过八旬，心力交瘁，本该安享晚年了，但他却壮心不已，决心“重操旧业”，再写一部中国哲学通史，立志把中国哲学从传统到未来的来龙去脉讲清楚，把古典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挖掘出来。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沉重劳作。在这期间，他经历了连遭亲人伤逝的悲痛，但他顽强坚持了下来。由于视力逐渐丧失，他只能听人念材料。他的听力又很差，可他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听。由于体弱，他只能每天上午工作，他力争不浪费这半天的每一分钟，甚至为了不因上厕所而中断工作，他上午几乎不喝水。多少年他没有休息过一个寒暑假。如果他有休息一段的时候，那一定是因劳累过度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住院的次数越来越多，这时他想的不是延年益寿，而是如何加紧完成《新编》的最后一册。他对女儿说，因为事情没有做完，所以有病还要治，等书写完了，有病就不用治了。因为心有所系，所以每次住院总能逐渐好起来，接着再做事。１９９０年７月，《新编》全部七册终于写完，一件心事终于放下。秋天，再次生病住院，他再也没有起来，他含笑告别了他挚爱的人世间。
　　冯先生晚年写作的情况使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撼，由此知道了人应该怎样活。从此后我在课堂上，每每讲到冯友兰先生必肃然起敬，我希望我的学生以及所有人都知道冯先生的人生态度和人生境界。传统的中国人多的是未老先衰，人过三十不学艺，就把希望寄托到儿女身上了。比一比冯先生，这是多么可怜与可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