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刚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王鸣岐取道香港回国。当时的他，已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任凭美国导师怎么劝，这个河南的年轻人“宁愿战死在祖国的战火中，也不愿苟活于国外”，毅然回到母校河南大学农学院任教。而13年后，他的儿子做出了和他一样的选择。1950年，王鸣岐之子王守正从河南大学农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

他们对农学的挚爱，也影响了他们的后代。王守正的女儿王海燕41年后，“神奇”般地也考上了河南农学院同样的专业。大半个世纪间，一家三代一脉相承，都成为国内植物病理学的专家，而河南大学农学院，也正是这个“植病世家”的摇篮和痴迷的起点，而爱农、学农、顾农的学问，也犹如一粒种子，在三代人心中生根发芽，延续近百年，长成参天大树。

而这，也不仅仅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历史和记忆，也是一所大学发展史的缩影。

一家五口“铁塔牌”

在河大校园的任意一个地方和角度，都能够看到的，是铁塔。

千年古塔与百年学校朝夕相处，其顶天立地、朴实无华的风貌，深深地影响着历代学子。

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河南大学因在铁塔脚下，其毕业生被称作“铁塔牌”。铁塔牌学生走上工作岗位，属慢热型，其初稍有木讷拘谨，而长处在经久耐用，优势在路遥知马力。

在王守正家中，珍藏着一张他们家在铁塔下的合影，也被他称为“铁塔牌”。

“这是我们校庆时专门回河大照的。照片上的人，都是河南大学毕业的。”王守正说，他家三代人里，有5人是河南大学毕业，他的父亲王鸣歧、他的姐姐王芝兰、姐夫马恒昌，他的女婿于海涛，还有他本人，都毕业于河南大学，说他家是“铁塔牌”也名副其实，“5个河大学子，有三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4个教授和1个高级农艺师”。

更让人称道的是，这个家庭三代都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爷爷70多年前，希望用知识改变河南农村面貌的愿望，在孙女身上得以实现。

同为河大人的诗人苏金伞，曾写过一首名叫《犁耙地》的诗：农民一有了土地/就把整个生命投入了土地/就像旱天的鹅/一见了水就连头带尾钻进水里。恨不得把每一块土/都送到舌头上/是咸是甜/自己先来尝一尝。恨不得自己变成一粒种子/躺进土里试一试/看温暖不温暖/合适不合适。

对于王守正一家三代，这首诗，也是他们对这片土地以及农学热爱的写照。

农家子成了留美博士

王守正的父亲王鸣岐，1906年2月17日出生于河南省滑县一个农民家庭。

“我父亲生在农村，从小就爱问大人，无花果为什么不开花就结果，为什么有的庄稼长得好有的长不好。”王守正说，父亲儿时就对农业很感兴趣，当时农民种地完全是靠天吃饭，一场虫灾可能就让庄稼颗粒无收。王鸣岐希望用自己的知识改变家乡的面貌。

出于对农学的兴趣和热爱，1928年王鸣岐考入河大农学院森林系，半工半读中，度过4年学习生活。1932年毕业后，他留校任助教。1934年王鸣岐考取公费留学，进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研究生院。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父亲希望学成后能为积贫积弱的国家尽一份力。”王守正说，父亲主修植物病理学，副修遗传学，同时还选学了许多其他课程。

王鸣岐的导师E.C.Stakman，是世界著名的植物病理学家。在校期间，王鸣岐的一系列研究报告和学习成绩，也使自己成为这位导师的得意门生。

1936年，王鸣岐获得硕士学位，翌年又获得博士学位，并被推选为Sigma－Xi荣誉学会会员，参加了美国植物病理学会和真菌学会。

“他的导师建议他留校工作，但当时国内抗日战争爆发，内忧外患。我父亲说，他宁愿战死在祖国的战火中，也不愿苟活于国外。”王守正说，父亲婉言谢绝了导师的挽留，放弃了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决定回国，并于1937年回到母校河大，成为农学院的一名教授。

学问 永远是第一位

1930年，当时的河南中山大学改名河南大学，农科改为农学院。

“上世纪30年代，农学院师资力量十分强大，包括我父亲在内，仅‘海归’教授就有30多位。”王守正说，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成为学术泰斗，如中科院学部委员涂治、植物病理学家王鸣岐、畜牧学家许振英、细胞遗传学及育种学家李先闻、水稻遗传育种学家赵连芳、土肥学家彭谦、昆虫分类学家陈振铎等。

正当农学院在建设规模上初见成效之际，一场民族灾难降临了。

“七七”事变不久，华北沦陷，开封已没有一片土地能安放河南大学的课桌。1937年底，河大开始搬迁，最初农、医两院迁往镇平，文、理、法和校本部迁往鸡公山。

1939年底，12岁的王守正也随家人来到镇平。战乱烽火中，少年亦早熟，王守正经历的这段历史成为他一生最为难忘的回忆。

“八年抗战中，河大农学院无论搬到什么地方，总是把教学放在第一位。”王守正回忆说，当时父亲所在的农学院在镇平城外的安国城，建有草房多间，学生吃住上课都在这里。老师多住在城里或城外的农村，他一家就住在城外的腰庄。父亲每天徒步去安国城上课，“风雨无阻”。

后来，河大农学院跟随学校搬迁到了嵩县的潭头，王守正也随着来到河大在潭头办的七七中学就读。王守正回忆，当时他们住在潭头东街的一户农民家中，一家八口挤在三间房里，地方很是狭隘。条件虽艰苦，但他的父亲仍是一心致学，“从来都不知道疲倦，经常不在家，整天在办公室里从事研究，或者去田间采集标本，研究庄稼的病虫害”。

潭头那未曾遗失的梦想

潭头是一座位于伏牛山中的小镇，南绕伊水河，西连伏牛山，资源丰富。

“潭头是个小盆地，有山川平原，生物相复杂，对农学院来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好的环境。”王守正说，父亲和老师们经常带领学生到野外调查和采集标本，在城市这是无法实现的。

“河大虽在山区办学，雄心却很大，我父亲他们认识到伏牛山是个巨大的宝藏。”王守正说，他父亲曾与李俊甫等三位教授一起三次深入伏牛山区考察。在考察中，他们不仅发现了大面积的原始森林，许多名贵的食用药用菌类，严重的病虫害问题，还发现有许多稀有的动植物和矿物。

“他们在重渡沟发现亚热带植物和昆虫，在老君山发现寒带植物。”王守正说，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他们雄心勃勃，为开发伏牛山区做准备，很可惜由于日军的侵犯而被迫停止。

王守正说，河大师生当年在潭头栽下的梨树、葡萄树、松树、柏树，至今还被当地人称为“河大梨”、“河大葡萄”、“河大松”、“河大柏”，几十年过去了，仍是硕果累累。

1945年，李约瑟博士代表英国文教界慰问河南大学时，他的秘书曹天钦在当时的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战时各大学受损害最大者，莫过于河大，前后凡六迁徙，损失图书甚至生命，目前散居卧龙寺附近，石羊庙等地，穷困至极……但在所有大学之中，那种一团和气，诚而不用心计之校风，当首屈一指。河南人品质真可佩。水准并不低，例为：Plant pathology教授王鸣岐工作极勤，风度亦不俗。”

“从这段日记中看到河南大学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王守正说，抗战时期，河大是唯一一所在前线办学的大学，很了不起。

再造新天

1945年抗战胜利后，河大农学院也从陕西迁回到开封。

1946年，王鸣岐教授任农学院院长。深受父亲影响的王守正，也于这一年考上了河南大学农学院。

农学院在开封的院址（繁塔寺），此时是一片瓦砾，满地荆棘，无法进行教学，师生吃住都很困难。王鸣岐一方面主持修复讲楼和宿舍，迎接春季开学复课，一方面积极交涉，将日寇在干河沿农场的兵营改为新校址。

经协调，农学院在干河沿有800亩的教学区，繁塔寺有500多亩的试验田，为农学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1946年秋，农学院搬到干河沿办学，逐渐恢复元气。

王守正说，当时的农学院不仅有鸡舍、乳牛舍、猪舍，还有专门的罐头加工厂，而实验室，也是河大各学院最好的。

“河大的农业机械化在国内应该是最早的。”王守正说，当时农学院聘请留法的农机专家陈伯川教授，讲授农业工程、农机具、农产品制造等课程，这些课程都是过去没有的新课程，农学院还把这些课程列为全院的必修课程，还办有农机具修理厂。

1948年暑假，河大奉命南迁苏州。艰难办学中，王鸣岐仍不忘广揽名师。

“苏州离上海和南京很近，人才很多，我父亲在苏州又聘请了很多专家教授来农学院任教或兼教。”王守正说，遗传育种学家吴绍骙博士就是那时来到河大农学院的。

身在上海 根在母校

1949年，受时任东吴大学校长潘慎明邀请，王鸣岐到东吴大学任教授。1951年他又受聘于复旦大学，先后任教授、生物系主任等职。

最初，到复旦大学后，王鸣岐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成为我国著名的植物病毒和植物病理学家。1954年，王鸣岐受粮食部的委托，与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合作，领导了稻谷安全贮藏和粮食微生物的研究工作。他通过室内外大量实验资料分析，查明稻谷含水量与稻谷安全贮藏有密切关系，并制定出稻谷安全贮藏水分含量指标为13.5%以下。这一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还在国内采用。

1960年，王鸣岐又主攻粮食作物病毒病和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一直工作到1995年去世。

“我父亲虽然此后40多年都在复旦，他却一直说自己是河大人，他的根在这儿。”王守正说，王鸣岐曾任河南大学上海校友会名誉会长。他一直都很关注母校，时刻惦记着母校的发展。

“父亲一生清贫，‘文化大革命’时受到不公正待遇，一个月只有24元生活费。85岁高龄时，台湾河大校友转给他近万元美金，想让他生活好点。”王守正说，这个数目在当时相当可观，可是父亲一块钱也舍不得花。1984年当他听说恢复河南大学校名时，把这些美元捐出来，建立了王鸣岐专项奖学金，以奖励后学。

母亲和几位弟妹随父亲去了上海，王守正却留在了河南。1950年，王守正毕业留校任教，被分配到河大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工作。

1952年，教育部进行全国院系调整。农学院从河南大学分出，重新独立建制，河南农学院从此命名。同时，畜牧兽医系被划并给江西农学院，植物保护系被划并给华中农学院。

后来，王守正一直在河南农学院（后更名为河南农业大学）工作，从事植物保护专业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他曾任植物病理教研室主任，教授、硕士生导师。

幸福的三代人

冥冥中似乎有一种力量，将第三代的命运，也带进了这个涉农的角力场。

最开始，王守正的女儿王海燕，并不想学农。1977年，正在许昌农村插队的王海燕考上了农学院。但作为一个城市孩子，她当时的理想是要学工，当个工程师，于是，她放弃了这次机会。

可没承想，第二年，因为所报的重点大学专业不要女生，比本科线高出几十分的她，愣是又被招到了河南农学院。

“当我听说这个消息，正在上海爷爷家里，气得我大哭一场。”王海燕说，当时爷爷给20岁的她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谈话。

“他跟我说，谁能不吃饭，谁能不穿衣，农业是国家命脉，就是解决人们吃饭穿衣的问题。爷爷、父亲不都是学农的，现在不都是知名教授吗？”王海燕说，爷爷劝她说不论干哪一行，只要努力，都会成功的。

走进了这所古老的学校大门后，王海燕慢慢从困惑中走出，爷爷和父亲对农业执著的热爱和忘我的精神，也深深感染了她，也让她爱上了这个专业。大学毕业后，王海燕以年级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被分配到河南省农科院植保所。1986年，他们一家三代都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植物病理学大会。

“当时我知道，我们家是全国唯一的三代都是学植物病理的，并且都从事植物病理学工作，非常骄傲。”王海燕说，当时会议方知道他们三代人都出席了这次大会，又是照相，又是录像，她的心情无以言表，那时的她，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光荣和骄傲。

“如果一个人找到了他所热爱的东西并为之坚持不懈地努力，他就是幸福的。”王海燕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一家三代都是最幸福的人。

【征集】

面向海内外征集“一家亲”河大校友

如果你家里有多人毕业于河大，如果你的家庭见证了河大兴衰变迁，如果你对河大有无法割舍的情怀，均可在新浪微博上@东方今报或者@河南大学，也可发短信至13633838603，发邮件至zhaoyuancici@sina.com，让我们一起见证河南大学的 百年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