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沧浪亭。河南大学南迁苏州期间，这里曾是文学院所在地。

“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折枝成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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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记者 姚伟 实习生 姚晨雨 文图

引子

PREFACE

2012年6月22日晚七点半，记者自郑州踏上K1104次列车，前往苏州探访河南大学一段特殊的历史。64年前，从这一天开始，逐渐有河大人赶往苏州，不过别说空调卧铺，即便一般火车也没有，他们只能三五成群，沿着铁路徒步东行。

60多年前，河南大学南迁苏州办学近一年，在“极左”年代，这段历史被打上政治标签。因为这个缘故，河大与以河大部分师生为基础建立的中原大学，待遇天差地别。在后来的岁月，河大及那一代河大人备受伤害。

“河南大学从苏州撤出63年之后，我以能够在苏州承续河大的一点香火欣慰。”接受采访时，苏州大学著名教授、河大文学院毕业生鲁枢元先生如是说。

60多年前，河大在苏州受到了礼遇，在各界人士帮助下，河大的教学逐渐步入正轨，沧浪亭、狮子林、怡园等名胜，成了河大的驻地和教室。苏州乃文人荟萃之地，学校延聘到了钱穆、郭绍虞等大师级教授。

但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崩溃，河大经费日渐艰难，更兼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师生们生计维艰。1948年11月18日《苏报》“学林漫步”栏目报道：“河大文四某女生，以经济困难竟在观前街公开拍卖衣物，见者下泪。”

其实不只是这位女生，河大教授们也都是靠变卖首饰、衣物维持生计。

其时，已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教育部动员河大前往广州，但遭到河大师生拒绝。河南大学迁苏州的目的只是暂避战火，一俟时机成熟，便当回归中原。

大动荡中的个人机缘

开封城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在解放军的劝导下，河大师生躲着飞机轰炸，跨过死尸、死马，仓皇逃往城外。当时河大校友的回忆文章中，几乎都写到了那一刻的彷徨无计。他们三三两两坐在野地里，四顾茫然，没人知道如何是好。

1948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时代骤变之时，大多数人如处洪流，常常身不由己，命运充满偶然，一次偶遇、一个消息得知的早晚，都可能改变终生命运。

后来曾任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的崔葆章，当时是河南大学工学院水利系大一学生，开封战火一起，他与工学院两位南阳同乡一起，带着学校发的一袋面粉，到北道门私立中原工学院（他们读高职时的校址）一间教室栖身。

为防止教室被炮弹炸塌，他们将课桌集中在教室东南角，层层摞起来接近房梁，然后躲在最底层下。外面，炒豆似的机关枪声时远时近，炮弹从屋顶呼啸而过，炸弹在窗外爆炸，胆战心惊地过了四个昼夜。

6月21日，枪炮声逐渐停止，除了国民党飞机不时在空中轰鸣、扫射，开封城平静下来了。下午四点多钟，两位持冲锋枪的解放军来到院里，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除了龙亭，全城已解放。今晚我们要攻打龙亭，会有一场恶战，这里距离火线太近，你们最好马上离开，向东向南都行，出城更好。”

谢了解放军，他们就扛着面粉出城，前往河大工学院校区——繁塔南边的干河沿。途中只见国民党军尸体横卧街头，小南门外更是尸堆如山，路为之塞，他们只好在尸体间跨越。其时天气炎热，尸体腐烂，臭气弥漫，令人作呕。

过了陇海铁路，距离干河沿校区还有数里，天色已经昏黑，他们不敢继续前行，就在附近一个基督教堂过夜。在这里，他们偶遇新华社记者季音。季音就开封报界情况和知识分子状态采访了他们，并向他们介绍解放区情况，劝他们去解放区上大学。但因长期处于国民党宣传控制中，他们对季音的话半信半疑。在他们看来，“解放区的学校不正轨，没法跟‘国立’大学比。”

第二天一早，他们赶往学校，被告知要南迁苏州，要尽快赶去报到。三人就要不要去苏州争论了一天，也没形成一致意见。去的话，身无分文，千里迢迢，铁路中断，只能步行；不去的话，“学业中断，一辈子就完了。”

学校里，同学们也都在激烈争论，最终大部分人决定前往苏州，崔葆章等人决定“随大流”。他们随着牛车、架子车、手推车组成的“难民流”东行，被国民党飞机误认为是解放军，机枪轮番扫射。不久，又听闻前面有土匪拦路抢劫。想想远在千里外的苏州，三个人不由气馁，于是返回干河沿校区。

恰在这时，他们以前的同班同学、半年前投奔豫皖苏解放区的曹健民、齐新来到干河沿，劝他们前往解放区，同学的话，令他们大为信服，于是决意前往。

第二天一早，曹健民、齐新专程赶到干河沿送信，告诉他们解放区几所大学招生报名处在大金台旅社。崔葆章等人当即前往报名，当晚就出发去了解放区，旋即入新创办的中原大学。后来，这位原河大水利系的学生成了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

为学业千里相随

天翻地覆的巨变中，每个人的际遇各自不同。前往解放区的河大副教授赵俪生曾坦承，他去解放区，是因为他的同学陈其五是解放军开封前线政治部主任，“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这种机会不是任何人都能遇到的。”事实的确如此，一些河大学生得知解放区大学联合招生的消息，赶往大金台旅社时，发现已是人去楼空，据说招生只进行了一天。

更多的河大学生，为了完成学业，只能跟着学校走。后来在苏州参加解放军、转业后留在江苏的李仲峰回忆说，他与几位同学逃到开封城外，正彷徨无计时，听到有人喊“河大迁校了！”于是便跟着人流，顺着铁路向东走，走到商丘遇到河大接待站，领取了一些伙食费，乘火车前往江南。

河大教授李丙寅与李仲峰差相仿佛。当时他与父亲李燕亭教授等一家人逃往城外，因大家争相外逃，宋门拥挤不堪，一家人被挤散，他与母亲、妻子和两个妹妹随人流走到开封城东十多里的地方，晚上就睡在路边。听到有人喊“河大迁校了”，就跟着向东，到南京后，发现父亲和其他弟妹没过来，母亲又返回开封寻找，两个多月后，一家人才在苏州团聚。

除了在最初的混乱中仓促南下，以及前往解放区的师生，河大还有大批师生滞留开封。在他们茫然无措的时候，南京教育部的命令传来：9月1号不到苏州报到的师生，一律除名，停发工资和学生公费金。有人这样描述当时河大师生的心境：“不知是出自对河南第一高等学府的眷恋，还是为了学业和生存，绝大部分河大师生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热爱的学校。身处战火中的师生们几乎都没有选择的余地，必然自愿或不自愿地选择和学校在一起。”

七八月份，一批批河大师生陆续来到苏州。

江南虽好 思归中原

6月23日，苏州蒙蒙细雨，那雨飘飘洒洒，果真“像雾像雨又像风”。沧浪亭的山、石、树、亭，都氤氲在温润的水汽中，令人陶然忘机。当年苏舜钦以四万贯买下此地，傍水造亭，名之“沧浪”，自号“沧浪翁”。欧阳修应邀作《沧浪亭》长诗，有“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之句，令“沧浪亭”名声大振。

我寻一长椅坐下，静下心欣赏雨打芭蕉的悠然，手机却不识趣地响起，那是一条来自郑州的“黄色天气预警”：未来六小时将有暴风雨。相比江南的安逸，中原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连天气也来得劲爆。

60多年前，河大师生从战火弥漫的中原来到温润的江南，文学院就在这沧浪亭安顿下来。江南虽好，但河大人知道，自己只是这里的过客，从离开中原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自己注定是要北归的。

解放战争时期，河大的迁校是特例，其他学校只是撤离一些名教授。有人据此认为这是由于河大“愚忠”。但什么事儿都没那么简单，河大的迁移，是很多因素使然，是现实所迫。要知道开封解放比较早，当时三大战役尚未爆发，国民党的控制力还比较强大；其他学校的迁移之议，多是在三大战役之后，根本无路可走，只有坐飞机走，因此是由傅斯年动员名教授们撤离。

“国立”二字，是河南大学多年追求的目标，也是多年办学成就的体现。但在1948年，这两个字，却成为一种牵绊。

开封第一次解放前夕，由于担心失去这所在北方负有盛名的综合性大学，南京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等开始筹划河大南迁。由于是“国立”，属教育部直接管辖，河大不得不听命。

河南地方政府素来反对河大外迁，抗战时期都坚决把河大留在境内，他们担心河大外迁会被合并，令河南失去唯一的一所大学。但河大这次迁移，正是开封第一次解放时，国民党河南政府瘫痪，省政府主席刘茂恩正杀鸡抹血装伤员逃命，根本无暇管河南大学。

教育部利用战争形成的河南地方权力真空，也利用河大师生茫然失措的心理，采取种种举措，最终促成了河南大学的南迁。

解放军撤离后，国民党军又占领了开封，国民党河南地方政府逐渐稳住神儿，开始向南京请愿，要求让河大返回，“并电请在京豫籍同乡协助”。这年9月，河南省参议会第八次驻委会提出议案，请河南大学迁回开封。新任河南省主席张轸去南京述职时，专程晋谒国民党总统，请求将河大迁回开封。面对河南力量，教育部采取拖延战术，迟迟不予答复，而河大“一切校具将赶置就绪，校舍问题亦大致解决”，仓促迁回势必影响新学期教学，这次回迁动议因此搁置起来。

苏州解放后，河南大学被陈毅领导的华东野战军接管，1949年7月，河南省政府派河大毕业生郭海长前往苏州，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直接关怀下，河大顺利回归河南。

河南大学大部分师生没有前往台湾，也没有留在当地高校，而是追随学校回归中原。回到开封的河南大学，有六个学院十六个系的完整建制。在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时候，不管南下还是北归，河大师生大多选择了跟学校在一起。

“这是现实所迫，但也体现了师生对河大的认可，体现了学校的凝聚力，以及学生对完成学业的渴望。”对这一观点，鲁枢元深表认同：“有人说，学校应该离社会远点。我认为很有道理，教育就是教育，有独立性才好，陈寅恪、钱钟书等独立学者，现在看是最有成就的。老是划线，划着划着就把学者划没了、学问划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