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抗战篇之三：避战潭头“桃花源”

新闻作者：首席记者于茂世 2012-06-12

镇平县雪枫中学与城隍庙，当年河南大学文学院与校本部曾迁避于此。

“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抗战篇之三

引子

1938年10月，鸡公山沦陷。

1938年8月，河南大学文学院、理学院及校本部撤离鸡公山；9月，与农学院、医学院在镇平县会合，开始上课。

此时，河南省政府也迁避在镇平县（1938年6月~1939年10月）。

不但省政府、河大迁避镇平，省内外50余所公立、私立学校也陆续迁到了南阳西部，即镇平、内乡（今内乡、西峡两县）、邓县(今邓州市)、淅川宛西四县。

山川形势，固是一大因由。

再追问，还有“宛西自治”成效卓然。

1932年夏，中原大战（中华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刚刚过去1年多，《大公报》记者来豫采访，写一路所见，其云：“沿途所过村庄，尽断壁残垣。而以叶县迄保安驿（保安镇，在叶县县城南30公里）一带为尤甚。地皆荒芜，房屋毁百分之九十九。”到了镇平境内，则云：“公路皆宽三丈，中稍鼓，两旁有流水沟，虽遇雨大，亦无泥泞。城内之大街小巷之道，均经修过，光硬异常。菜市、肉市、鸡蛋市、粮市均有一定地址，秩序井然。”

“自治”，是193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词汇。阎锡山评论“宛西自治”说：“抗战期间，余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驻守晋西吉县，闻知别廷芳所领导的宛属13县自治情形：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村村无讼，家家有余，颇具尧舜圣治之风。余深钦佩，又感惭愧，遂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与山西省政府高级人员之集体办公室，命名为‘愧别室’。”

内乡县的别廷芳，故事多，名气大。

但“宛西自治”的先行者与精神领袖，是彭禹廷；“宛西自治”的发源地，在彭禹廷的故乡镇平县。

彭禹廷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拯救镇平，非研究镇平的“三民主义”不可：“我们的自卫主义，即是民族主义；我们的自治主义，即是民权主义；我们的自富主义，即是民生主义；合而言之，我们的地方主义，即总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

朱玖莹曾任南阳专员，也说：“初到南阳，环宛东、南、北三面九县，群盗蜂起，不可扒梳。南阳高城深池，亦一夕数惊，昼不为市。而宛西三县则夜不闭户，道不拾遗，虽有巨寇，不敢叩镇、内、淅之门。余向耆老问之，皆曰：内乡别司令领导地方自治、自卫，编保甲、训民兵，农隙讲武，则全民皆兵，兵不废业而可以自养也；入境出乡负贩，皆验证设卡，昼夜巡查，使内匪不生，外匪不入，则奸宄无所混迹也；而又治河改地，课农劝工，使村无游民，野无旷土，则农、教皆兴矣。余以为善，邀别氏移其法于南阳等十县，先生遂抽调团队全力进剿，宛东匪患亦先后肃清，社会秩序以此始安。”

彭禹廷表示：“自治这件事，万无官民合作之理。”为推倒“官治”，他不但在镇平县内取缔了一切党派活动，还以“自卫”的名义，驱逐一切“匪式军队”和“贪官污吏”，甚至“追剿”过境红军。

回望“宛西自治”，乱世权宜之计耳。

但是，这个“天外之国”，也是省府机关、流亡学校“避难”的天堂。

何况别廷芳等，总在妥善安置流亡学校……

“小憩”镇平县

红墙黛瓦屋檐下，悬金字黑底“雪枫中学”横匾。

推开金钉密布的朱漆大门，古色古香的厢房、三洞门楼、大殿与古树、残碑、钢筋水泥堆积的教学楼、办公楼次第展开。

亦古亦新，相映成趣。

这，就是镇平县雪枫中学；这，就是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镇平县城隍庙古建筑群落。

雪枫中学在老城区中心中山街中段，前身是彭禹廷创办于1930年6月的镇平县县立中学。为纪念抗日英雄彭雪枫将军，1949年2月，镇平县县立中学易名“雪枫中学”。

彭禹廷“为地方做事”推行镇平自治，彭雪枫“为国家做事”血洒抗日疆场。

论辈分，彭禹廷是彭雪枫的族叔。

城隍庙，还曾做过河南大学文学院与校本部（1938年9月~1939年5月）的栖身之所。

一间千人大学突然“空降”镇平县，没谁有能耐“一口吞下”。

只能“四分五裂”，以学院为单位，各找各的地方去。

“理学院在老城乔家祠堂、医学院在老城东北约2公里的安国寺、农学院在老城正西约3公里的五岳庙。”雪枫中学教师任杰说，“都是‘公共建筑’，也都是那个时代镇平县规模最大的建筑群落。”

至于师生食宿，则分散在百姓之家。

城隍庙后面是清真寺，周边住着不少回民，河大迁驻后，双方关系比较融洽。

当地不少百姓患有瘿瘤——甲状腺肿瘤，影响呼吸。河大教授让百姓在水缸里泡海带，防治此病。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缺碘可致甲状腺肿瘤的学术观点。

还有话剧演出、抗日演讲等。

镇平“文明”起来了，俨然成了一座大学城。

但是，1939年5月，日军进犯南阳，逼近镇平。

1939年5月1日，日寇调集10万兵力，自武汉分路向北进犯，第5战区李宗仁将军率部在湖北省随县（今随州）、枣阳与日军展开作战，史称“随枣战役”。

10日，新野沦陷；13日，唐河沦陷。

别廷芳、王金铎组织“民团”奋勇配合国民革命军，战功赫然。

在桐柏县，镇平民团在王金铎的率领下，配合国民革命军作战，歼敌600多人、炸毁坦克6辆，击退东路日军。

经此一战，王金铎名震第5战区。

日军骑兵1000余人突袭新野。日军第一次进攻，被内乡民团压了回去。5月10日下午，新野县城被日军攻占。别廷芳得知消息，调集内乡、淅川、新野等民团反攻新野，“一定要把小日本赶出南阳”。宛西民团三军用命，次日下午就收复了新野。

5月12日，日军10辆坦克开道，数十门大炮轰击，以千余骑兵作为先锋强攻唐河，被宛西民团与国民革命军压了回去。其后，日军出动10余架飞机轰炸守军阵地与唐河县城。13日，唐河县城失守。

当天下午，第二集团军30师与宛西的三个民团集结在唐河县城下，别廷芳派人化装入城，搞清日军驻防情况。次日凌晨，大炮齐鸣，30师和民团自不同方向强攻县城。4小时激战，日军伤亡惨重，被迫南撤，唐河县城光复。

“新唐御敌”共歼日军3000多人，打死战马1000多匹，摧毁坦克25辆，俘虏120人，其中指挥官3人。

经此一战，宛西民团名扬全国。

蒋介石将别廷芳由少将提拔为中将，并授予其陆海空一级勋章。

7月，国民党元老、国民党中央慰劳团总团长张继率团来宛西慰问，在西峡口举行庆功大会。

别廷芳将缴获的汽车等战利品排列在会场周围，将俘虏的120个日本兵全都拴在会场旁边的大树上……

“藏学”潭头镇

镇平，平安无事。

1939年5月下旬，河南大学却告别镇平，搬迁到茫茫八百里伏牛的最深处——嵩县潭头镇（今栾川县潭头镇）。

镇平县紧邻南阳城，无遮无拦。日军一旦进入南阳盆地，镇平县城就是四战之地。

在南阳白河岸边方便一下，不出3天，武汉就有了味道。

南阳诸水，自北而南汇入汉水，在武汉注入长江。汉、宛之间，水运通畅。

1938年10月，武汉已经沦陷。

镇平，已经变得不那么安全。

河大也曾到内乡、淅川寻找办学地点，想着向大山深处搬迁。寻来找去，就是觅不到落脚点。这儿，早已是学校内迁、政府避难、衣冠避祸的“热点”。

浏览1939年河南抗战地图，伏牛山腹地，已然成为河大选项不多的世外桃花源之一。

何况当时的河大校长王广庆是豫西（新安县）人，更和豫西“绿林”出身的国民党军官乃至政府高官多有关联。

王广庆是一位老官僚、新教授，其系张钫（新安县人，辛亥革命元老，民国陕豫两省“黑白两道”上的龙头大哥，其部收编的都是河南刀客和绿林人士，因此其也被戏称为“中原老贼头”，因创办《千唐志斋》芳名远播，将永垂青史）、于右任部下。

更何况，河大动议迁校之初，张钫即主张河大是省立学校，应留在河南境内，就近培养本省青年，且建议将河大迁到豫西山中。当时，刘季洪校长主张迁往四川万县。其计划落空后，“感到学校前途艰难万分，个人不能承担此重任，不得已向省政府辞职”。

王广庆临危受命，接任河大校长，得力于张钫极力推荐。

河大迁往豫西山中，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事儿了。

王广庆到嵩县县城选择校址，恰遇自潭头到嵩县开会的老同学——马振堂先生。

这次巧遇，将河大引向了嵩县潭头镇（今栾川县潭头镇）。

王广庆是河南大学校长，马振堂是嵩县潭头镇高级小学校长。

获知老同学心事，马振堂建议河大迁往潭头：“校舍不成问题，镇上的神庙很多；潭头四面环山，比嵩县县城要安全……”

潭头镇虽比不上嵩县县城，却也是除却县城之外的嵩县第一大镇。

潭头镇位于伊水上游，是伊水航运的中转站。

嵩县解放，栾川自嵩县析出，栾川县政府很想驻在潭头镇。“大山连绵，整个栾川县，只有一北一南两块山间小平地：潭头镇，今日栾川县城。那时，潭头镇比现在的栾川县城要繁华。后来考虑到县城选在南部山区更利于全县发展，才放弃了潭头镇作为县政府驻地。”栾川地方史研究者姜晋森说，“现在的潭头镇还是次于栾川县城的栾川第一大镇。”

嵩县县城、潭头镇、栾川县城，都在伊水岸边。

潭头镇距嵩县县城约50公里，距栾川县城约60公里。

1939年，潭头镇是伏牛山腹地最最繁华的所在。

潭头接纳了河大，河大选择了潭头。

《大河报》“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抗战篇之四：烛照中原

新闻作者：于茂世 2012-06-13

河南大学潭头纪念碑记述了河大当年在此办学的情况

“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抗战篇之四

□引子

潭头镇在伏牛山腹地、伊水岸边。

伊水发源于栾川县，流经嵩县、伊川县，穿龙门石窟旁边的伊阙入洛阳，东北至偃师县与洛水汇流，称伊洛或洛河，在巩义汇入黄河。

栾川老君山、重渡沟等，眼下都是河南旅游的热点。

2003年洛栾快速通道开通后，去栾川已变得相当方便，也就两个多小时的车程。

车在山间左旋右转，有条河总不时出没，那就是伊水。

解放前从洛阳到栾川去，只能溯伊水而上，走山间小道。

八年抗战，河南大学迁避潭头（1939年5月~1944年5月）整整5年。

校长王广庆当初选择迁校校址的愿景就是：“不论迁到哪里，只要日寇找不到就中。这叫游学，或称藏学。只要把河大藏起来，能开课就行。”

大山连绵不绝，唯有伊水流出；山外人欲入潭头，也只能是“缘溪行……”

山川大势，决定嵩县潭头镇（今栾川县潭头镇）是抗战时期的“世外桃源”。

那时，潭头自给自足，连个邮局、银行都没有。

但是，大学是个开放的系统。

“没有商品交易，学校难以为继。交易的话，当地没有银行、没有货币，怎么办？”河南大学教授李丙寅回忆道，“一张普通的纸片，只要盖上王广庆校长的印章，摇身一变就成了河大的‘钞票’，在潭头镇流通无阻。这种‘钞票’，我们管它叫‘转街票’，也只能在潭头镇流通。‘转街票’权当‘小钞’，积累多了，可到河大后勤部兑换成真正的‘大钞’。”

潭头镇没有银行，没有“小钞”，“大钞”来自何方呢？

“一位河大老校工，是从100多里外的嵩县县城的银行取出来，放在罐子里挑回潭头的。”李丙寅教授说。

“嵩县‘五里河扒’，十几里荒无人烟，劫路的很多。这位老校工肩挑两个油罐，把银元沉在油罐里，靠这个把钱运到潭头。前后干了5年，校长很信任这个人。”潭头镇地方史专家姜晋森说，“河大师生，吃住都靠当地。潭头是小盆地，别说增加1000人，就是10000人，估计也不愁吃的。现在潭头还是栾川县的‘粮仓’。”

5年间，这位老校工在嵩县县城与潭头镇之间的山间小路上提心吊胆地走过多少个来回，说不清；这位忠于职守的老校工的尊姓大名，也说不清。

“起初，点煤油灯；煤油紧张，又点蜡烛。再后来，点棉籽油灯；再再后来，点楝籽油灯。楝籽油比猪油都稠……”说到这儿，李丙寅教授不胜唏嘘。

无论何等艰难困苦，河南大学总在烛照中原……

从省立走向国立

秦家祺，87岁，闲来写字、刻章，自得其乐。

先生是土生土长的潭头人。

读私塾时，河大迁来了。直接上五年级，“都是河大教授在上课”。河大在潭头创建“七七中学”，秦先生上了初中；初中毕业，河大创办“七七高中”已经一年，先生上了高中；高中上了一年，河大迁走了，河大的学生继续办学。

高中毕业后，先生教书育人40多年，却总想着当河大的学生。

上世纪80年代，兴函授了。先生高高兴兴地报了河大函授班，几年后毕业，拿到河南大学本科毕业证时，已经离休。

马步贤，83岁，其在“七七中学”上初中，他的父亲马克显却在河大中文系上大学。

马步贤的爷爷，就是把河大“引入”潭头镇的马振堂先生，与河大校长王广庆在洛阳一高同过学。

“爷爷看不得儿子留在家里，把他往外赶。父亲在西安参加了国民党，叔叔参加了共产党。”马步贤说，“我后来也参加了共产党，追着父亲打，从太原打到成都，一打就是3000里。父亲起了义，多年后才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儿。好在父子俩都活了下来，要不……”

河大的到来改变了闭塞的潭头镇，是毋庸置疑的。

当时，潭头镇号称“小洛阳”。

其后，潭头镇客居台湾者有60户之多（《栾川县志》不完全统计）；“七七中学”校友分布在全国22个省市区，其中河南337人，台湾19人，上海4人，河北、湖北、湖南、陕西、四川、江苏、广东均为3人，北京、山西、广西、贵州、江西均为2人，吉林、安徽、甘肃、云南、浙江、新疆、内蒙古均1人，另外美国2人。

现在，“七七中学”（为纪念“七七事变”而定名，招收当地学生，回馈潭头；另外，河大还在当地创办潭头幼儿园、伟志小学、伊滨中学等，也是为了回馈潭头）易名“河南大学潭头附属中学”，是一座偏重于培养艺术类学生的学校；当地玩书画、玩兰草、玩石头（梅花石）者颇多。潭头镇，堪称“文风尤烈”。

河大影响了潭头，潭头也成全了河大。

1942年，河南大学在潭头完成了由“省立”而“国立”的蝶变。

由“省立”而“国立”，自因河南大学在潭头“济济多士，风雨一堂”。

樊映川，现代著名数学教育家，1940年获美国密执安大学数学博士学位，1941年初来到潭头，先后担当数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其《高等数学讲义》累计印数千万册，影响几代人。

当然，理学院还有李俊甫、李燕亭等“海归教授”。

文学院则有嵇文甫、任访秋、张邃青、张长弓等，堪称“名师”。

但是，抗战时期得以快速发展的，还是率先随省政府迁驻镇平、少受了那么一点儿“折腾”的医学院（因临床实习需要，留在嵩县县城办学）、农学院。

医学院，云集张静吾、鲁斐然、阎仲彝等10多位留德、留美“海归教授”；农学院云集郝象吾、万晋、王直青、王鸣岐20多位“海归教授”。

而这些求学于欧美名校的“海归教授”，不少人都有着“河南留学欧美学校”——河南大学前身之教育背景。

解放后，医学院、农学院“独立”，分拆为河南医学院、河南农学院，而后发展为河南医科大学、河南农业大学。前些年，河南医科大学并入郑州大学，成为郑州大学医学院。

自河南避走陕西

1944年4月18日，日军在中牟强渡黄泛区；22日，郑州、新郑陷落，日军沿陇海路西犯洛阳，5月7日，龙门山失守；5月9日，日军自山西强渡黄河，渑池陷落，沿陇海路东犯洛阳，新安失守。

此次日军旨在打通中国东北到东南亚“大陆交通线”的战役，史称豫湘桂战役。以夺取洛阳为主要军事目标的河南战役，是此次战役的第一阶段。

为粉碎日军的这一企图，蒋介石制定了以弱势兵力守卫洛阳城，吸引日军大部队，其他中国部队在洛阳外围包围日军，将其一举歼灭的战略计划。然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等畏敌退缩，“一经与敌接触，亦即南撤”。

“水、旱、蝗、汤，河南四荒”——汤恩伯部队逃跑之际，早已怀恨在心的豫西百姓拿起锄头、大刀，向国军部队发起了攻击：汤恩伯警卫旅被缴枪，汤本人化装成伙夫逃走，国民政府事后称：“自此，散落于民间枪支不下十万。”

5月10日起，汤恩伯部不断经潭头向西南逃亡；11日中午，校务委员会紧急研究决定，师生员工一律撤出潭头，教职工及眷属暂避西南30里外的重渡沟，学生暂避正南50里外的大清沟。

但是，到了5月15日，日军约30人的小分队追击汤恩伯逃兵，进犯潭头时，还有部分师生暂时没有离开。慌忙之下，与日军相遇。河南大学死难师生16人，失踪25人，史称“潭头血案”。

“15日，山那边响起大炮声，大家都慌起来。”刘朴女士是当时河大的女生，她回忆道，“不能向北，只能向南，那就一座山一座山地翻，翻着翻着，就分散了。我们4个女生，翻过老界岭，到了荆紫关。过武关，跑到西安。再西行，到了宝鸡。”

淅川荆紫关（河南、陕西、湖北三省交界处的历史名镇）士绅获悉河大遭遇，相邀河大“落脚”荆紫关。

刘朴等4人，又跑了回来。

但是，河大在荆紫关办学不到一年，日军于1945年4月再次侵犯南阳。

走到河南边界的河大，一迈脚就到了陕西，过西安再往西，“落脚”宝鸡，走了刘朴一年前走过的那条路。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学校决定年底返回开封。

10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到了宝鸡，造访河大并发表《科学与民主》讲演。

当夜，与李俊甫教授彻夜长谈。

几年后，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序言》中这样写他的这次河大之行：“有一些巧遇简直是传奇式的。在陕西宝鸡时，有一天我乘坐铁路工人的手摇车沿着陇海路去卧龙寺，这是当时河南大学最后的疏散校址。河南大学利用一个很精美的旧道观作为它的一个校舍。这个道观坐落在一个黄土岗上，大致在汉水从北流入渭河的地方，隔着渭河向南可以看到秦岭山脉。我花了一个下午和李俊甫教授一起查看了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原有很多藏书，可是连续几次疏散使图书受到很大的损失。图书目录已经找不到了，书籍堆在那里，许多还成捆地放在古老的神像脚下，就像刚刚由汗流浃背的搬运工们扁担上卸下来似的。在这样的环境中，李俊甫向我这个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介绍说，在《道藏》中包含有大量从公元四世纪以来的炼金术著作。他们饶有兴味，而且是其他国家的化学史家所完全不知道的。李俊甫对我所作的这番介绍，是我终身不能忘记的。”

1946年初，《道藏》重返开封，河南大学重返开封。

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抗战八年，坚韧的河大锻造出了自家的校歌——

嵩岳苍苍 河水泱泱

中原文化悠且长

济济多士 风雨一堂

继往开来扬辉光

四郊多垒 国仇难忘

民主是式 科学允张

欹欤吾校永无疆

欹欤吾校永无疆 （本部分完）

《大河报》“董作宾：最‘草根’的大学者”系列之二：与“第一牛人”携手推动大思潮

新闻作者：首席记者姚伟 2012-06-18

中国文字博物馆收藏的龟甲

1928年第一次发掘时，发掘人员合影照。翻拍资料照片

编辑注：董作宾（1895 -1963），河南南阳人，原名守仁、号平庐、字彦堂。1926年在河南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文学院任职。董作宾知识渊博，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有杰出建树，尤其对甲骨学与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有着划时代的贡献，是我国现代甲骨学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引子

武王伐纣，殷商灭亡。灭亡之前，“大邑商”做出了最后一个动作：“失国埋卜”，将270多年积累的王室档案——龟甲卜骨，深埋于王都之下。商王室曾广为使用的甲骨文，遂在后世失载，3000多年不为人知。

昔日王都成为庄稼地，3000多年，一代代农民在此耕作，想必无意中都会挖出甲骨，但没人当回事。十九世纪后期，有人把挖出来的甲骨视为“龙骨”，认为可以入药治病。这下“坏了菜”，农闲之时，成群结队的人挖“龙骨”，论斤卖给药商，每斤仅值几枚铜钱。著名学者王宇信先生将这个时期称为“药材时期”，人们一剂剂、一锅锅不知吃掉了多少甲骨！

1899年，著名金石学家王懿荣患病，医生所开的“龙骨”令他瞪大了眼睛：上面竟刻有“行列整齐”的文字！经仔细研读，他认为那是“篆籀”之前的文字，于是出重金收买，成为第一个鉴定并收藏甲骨文的人。

自此，不少学者和达官贵人竞相收购，安阳甲骨避免了被“吃掉”的厄运，一跃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珍宝，数年间身价倍增，甚至“每字酬以价银二两五钱”！

为了挣钱，附近村民甚至在地里搭棚埋灶挖甲骨，此为持续30年的“盗掘时期”。虽挖出了难以计数的甲骨，但不仅众多甲骨卖到了国外，而且殷墟其他遗物，以及土层环境等科学信息遭到了破坏。殷墟亟待科学发掘。

接触甲骨文之后，董作宾敏锐地意识到，发掘、研读殷商甲骨，将能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成功。不过，科学发掘靠一人之力绝对不行，他深知其中艰难，怀揣梦想，苦等数年，终于在社会大思潮推动下，与被称为“学界第一牛人”的傅斯年携手，开启了殷墟的科学发掘时代。

甲骨上看到“出头之日”

从南阳县师范，到开封育才馆，再到北大国学门，五六年时间，董作宾坐“电梯”般进入中国最高学府，问学于胡适、周作人、钱玄同等一流学者间。

这样的上升速度，很多人会产生“高原反应”般的眩晕。但董作宾却一点儿没“晕”，他很快发现了更上一层楼的机会：在商代占卜用的甲骨上，他看到了能让自己出人头地、出类拔萃的人生大机遇。

1924年暑假，教授们都离校享受假期去了，北大宿舍炎热难耐，董作宾就与同学庄尚严搬进了一间大办公室，那里既宽敞又有穿堂风。当时董作宾学的是歌谣方言，庄尚严学的是考古。

一天晚上，董作宾忽然从地铺上坐起来，郑重其事地对庄尚严说：“我有一个主意，你如同意，咱俩一同到我们河南安阳发掘甲骨如何？你学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强项；我是河南人，对地方关系可以搞得好。这是一条有广大发展的道路，比局促在这里有前途多了！”

庄尚严一听睡意全无，也当即坐了起来。董作宾说的，确实是个大机遇，那时候研究甲骨文的人寥寥无几，这个领域广阔无边，不可限量。

不过庄尚严很快产生了很多顾虑：“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个搞歌谣，一个学考古，研究甲骨文，最基本的是训诂、文字学等，我们一无根基，如何能拿下来？”

董作宾不以为然，抢过话头：“若要您学好文字、训诂，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在书店里卖了呢，还有咱们的机会？”

略顿了顿，董作宾继续说，“为今之计，只有占先，一面发掘，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问题，这问题就逼着你去细心思考、逼着你学金文小学，自然会有新局面、新结论……旧路已被人家占满，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年轻人出头之日？”

董作宾最终没能说服庄尚严。不久，庄接受学校派遣，前往日本研究考古学。董作宾只能暂时把梦想揣起来，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后来，董作宾如愿成为考古学家、甲骨学家。庄尚严也“跑偏”，没有干考古，改研究博物馆学。数十年后，他回望往事，十分感叹：“能思、能言、能行，是董作宾有大成就的起点。”

结识“第一牛人”傅斯年

1925年春天，董作宾从北大国学门毕业，先后在福建协和大学、河南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北大国学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不到三年，他转了四个地方，现在看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当时却是常态，那时的大学充分开放，教师自由流动，教授们都是这么过日子。

那三年，董作宾在中州大学任教时间最长，约一年半；在北大时间最短，仅一两个月，为抗议张作霖任命的教育总长刘哲撤并国立九校，他与师友一干人等集体辞职，相携南下广州，时为1927年秋。这次广州之行，让他遇到了终生知己傅斯年，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

傅斯年是“五四”时期著名学生领袖，在英国、德国留学七年，兼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傅斯年曾被称为“第一牛人”，胡适认为他是“稀有的天才”，认为“他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1926年冬，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聘回国。董作宾来到中山大学时，傅斯年正创办《周刊》，在该刊发刊词中，他发布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主张：“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遗址去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这样的学术主张，与董作宾三年多来所思所想不谋而合。实际上，走出书房、摆脱故纸堆的束缚、重视考古材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正悄然来临，董作宾无意间站在了这种社会大潮的前列。在不久的将来，他将在这大潮的推动下，取得如日中天的大成就。

不过好事多磨，董作宾还没来得及与傅斯年合作，就接到一封家信，他母亲重病瘫痪在床。接信后，董作宾当即北归，此后半年多，他都在家乡伺候母亲，无法回中山大学，只是应邀在省立南阳中学任教。

这半年多，傅斯年大展拳脚。

1928年6月，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任院长，傅斯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所长，主张“要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以“新问题、新材料、新方法”走向科学之路。

他的很多名言，长期影响着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总而言之，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只是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就明显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那段时间，虽然董作宾远离了学术中心，但所幸他是在河南老家，要“动手动脚找东西”，河南是谁也无法忽视的地方。傅斯年先后聘请董作宾为史语所通信员、编辑员，让他调查洛阳三体石经和安阳殷墟甲骨情况。

董作宾发掘甲骨的梦想，顿时豁然明朗起来。

“动手动脚找东西”

1928年8月，董作宾与恩师张嘉谋自南阳启程，先往洛阳调查三体石经，然后经黄河北上安阳，直抵殷墟。

殷墟盗掘至此已持续30年，还有没有科学发掘价值，不论傅斯年还是董作宾，心中都没有数，因此才有这次调查。

此前13年，“甲骨四堂”之一的罗振玉就曾打探出甲骨出土的确切位置，专程赶到安阳小屯，看着眼前不知被人翻腾了多少遍的原野，发出了殷墟“宝藏一空”的断言。赶往安阳的途中，董作宾心中想必十分忐忑。

到安阳后，他们先在省立安阳中学落脚。该校校长张天骥是安阳名流，与张嘉谋是多年故交，热情接待，并详尽介绍所知情况。三年前，张天骥曾做过调查，小屯一带田野中无字甲骨俯拾皆是，运气好的话，用树枝向下挖一尺，就能挖出有字的甲骨。

董作宾询问最近是否有出土的，张天骥明确告诉他，某人刚刚挖出一完整龟甲。

随后，在安阳高中一位老师的陪同下，他们前往小屯。在村里，他们用三块大洋，就买到甲骨小片100多个，也看到有人兜售大块甲骨。村民告诉他们，不断有人挖出甲骨，小块的都扔了不要，女人和孩子在旁边拾起来，攒成堆卖钱。

他们花钱雇人带路，找到出土甲骨的地方，细心考察，确定可以进行发掘的地点。

两天的调查，董作宾已经确定，殷墟绝非“宝藏一空”，而是仍有巨大科学发掘价值。他很快写出《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由此次调查而知者，为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吾人于村中亲见之品，又皆新近出土者……甲骨既尚有留遗，而近年之出土者又源源不绝，长此以往，关系吾国古代文化至巨之瑰宝，将为无知土人私掘盗卖以尽。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

傅斯年接到董作宾的报告和发掘计划，当即决定由史语所承担殷墟发掘责任，致函董作宾让他筹备发掘事宜，并汇经费1000元。

当时科学考古的意义不为人知，发掘甲骨并非易事。傅斯年、董作宾动用了蔡元培、冯玉祥、张钫等各种关系，消除考古发掘的各种障碍。靠着“会办事”的特长，以及能吃苦的“草根范儿”，董作宾成功挖下殷墟发掘第一铲土。这一铲子下去，“挖出”了殷商信史，“挖出”了中国考古学和甲骨学。

《大河报》“董作宾：最‘草根’的大学者”系列之三：挖下殷墟考古第一铲黄土

新闻作者：首席记者姚伟通讯员饶海虹2012-06-19

从1928年到1937年，李济、董作宾等先后在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图为殷墟考古发掘现场。翻拍资料照片

编辑注：董作宾（1895 -1963），河南南阳人，原名守仁、号平庐、字彦堂。1926年在河南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文学院任职。董作宾知识渊博，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有杰出建树，尤其对甲骨学与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有着划时代的贡献，是我国现代甲骨学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引子

董作宾的一大贡献，是在安阳殷墟挖下了科学考古的第一铲土。这第一铲土，意义非凡。傅斯年“动手动脚找东西”，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最初搜索的目标范围很广泛。董作宾在殷墟的调查和第一次发掘，让傅斯年和他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把目光和能量聚焦在了殷墟。殷墟考古成为史语所创立后首要的大事，也正是殷墟这片热土，让史语所声名鼎沸、成就辉煌，傅斯年被誉为“学界第一牛人”，除了他的能力和性格，更有殷墟发掘成就为他奠定了底气。

1928年10月13日，董作宾在殷墟挖了第一铲土，自此到抗战爆发，史语所先后在殷墟进行了15次考古发掘。

这是由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大规模、有目的、科学的考古发掘，大量甲骨和殷代遗迹、遗物的发现，以确凿的实物资料揭开了商代神秘的面纱，田野工作的实践锻炼和造就了一批考古工作者，他们摸索出的田野发掘方法为中国考古学奠定了基础，拉开了中国考古学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序幕。

这些发掘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国家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与十九世纪特洛伊古城发掘和二十世纪初克里特岛诸萨斯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对殷墟的发掘和研究，使一批中国人成为世界级学者。

万事开头难。

殷墟第一次发掘意义非凡，但当时却并非易事，种种障碍横亘在董作宾面前。

那时河南聚众挖古物的事情层出不穷，省内外反响强烈，河南省政府专门发布条例，严厉禁止挖掘古物。当时科学发掘的意义不为人知，考古发掘甲骨也被人当做“挖宝”，不但当地人眼红，社会各界也疑窦丛生。此外，当时安阳匪患严重，没有河南地方政府配合，科学发掘根本无法进行。

尽管困难重重，但董作宾已苦等数年，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大机遇，他放下一切，将全部心智投入到这项事业。他“会办事”的特长充分展现，协调上下各方，终于在华夏文明的黄土层下，挖出中国科学考古第一铲。如史语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博士所说，此次发掘“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并且“为有组织地发掘这著名的废墟铺平了道路”。

“会办事”大小事均妥帖

在安阳调查期间，董作宾就感觉到，将来的考古发掘要面对种种障碍。当地人视地下甲骨为己有，前来发掘无异于“虎口夺食”；河南省专门发布条例，严禁发掘古物，这法令杜绝不了盗掘，但公开的考古发掘却可能“撞到枪口上”；安阳匪患丛生，考古工作和人员的安全，均需得到有效保证。

从董作宾的做法看，他是“上盘、中盘、下盘”齐动手，运用各种社会关系，力促考古发掘顺利进行。他先前往开封，请幼年私塾同学郭宝钧相助。郭此时是省教育厅秘书，人脉很熟，经他引荐，董作宾拜访了河南建设厅长张钫、教育厅长查良钊，向他们说明殷墟发掘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赢得了这两位河南重量级人物的赞许。

随后，董作宾前往上海、南京，为发掘采购所需仪器，但更重要的目的是与傅斯年面谈，请他出面，让“中国民国大学院”、“国立中央研究院”、“古物保管委员会”等给河南省政府发公函，请求给予保护和协助。并请蔡元培先生致函河南省政府主席冯玉祥，给他予以帮助。

各种公函到达河南，在省政府的行政会议上，董作宾早已“埋伏”好的张钫、查良钊“一唱一和”，据理力争，使“殷墟发掘之案”顺利通过。

经董作宾争取，省政府的张锡晋、教育厅的郭宝钧又奉派随同协助。董作宾又邀约表弟王湘等两人，连同上海请来的测绘员李春昱，一行六人前往安阳。

这次他们落脚在洹上村彰德高级中学，有教育厅大员郭宝钧参与，学校热情款待，一切所需，都由学校借用。

安顿就绪，董作宾、张锡晋、郭宝钧前往安阳县政府请求帮助。县长极表支持，对董作宾的要求一一照办——将科学发掘之事公告全县，特别是小屯村及其附近，村村都张贴布告，令尽人皆知；从县人民自卫团派一名军官率领十名士兵，随同考古队前往小屯，并驻扎村里，保护发掘人员、看守发掘现场；从县政府特派专门委员协助，并派两名警察跟随维护治安。

在县里安置妥帖，董作宾又来村里安置。一行人在警察、士兵的护卫下，到小屯村村长张学献家开会，董作宾先介绍科学发掘的意义，然后,省、县官员宣读两级政府公告。情绪有些骚动的会场，渐渐安静下来。

董作宾接着布置，他说好工钱，请村长代招工人，并通知村民，无论挖掘到谁家地里，对受损的庄稼都会给予赔偿。他的最后一招，是租了村长家几间房子做临时办公场所，也作为自卫队的住房。

村长办事很上心，当天就招齐了所需的15名工人。

傅斯年让董作宾主持第一次殷墟发掘，也真是慧眼识人。如果换个大牌的“海龟”，如李济、梁思永等，很多细节未必处理妥当，这第一铲很可能不会顺顺当当。李济自己也认为，董作宾所做的工作，“为有组织地发掘这著名的废墟铺平了道路”。

学“挖坑”尽显“草根范儿”

董作宾自幼聪明又踏实，在殷墟发掘中，无论出力气的粗活，还是费心思的细活，他都拿得起、放得下。

参与第一次发掘的六个人，包括董作宾在内，都没有考古发掘经验，甚至也都没有受过专业培训，但在董作宾的带领下，见招拆招，尽管走了不少弯路，最终收获颇丰。其实，这时的中国考古学就是在摸索中进步，包括后来李济、梁思永主持的发掘，也经常“愉快着犯错误”。

董作宾最先摸索的，是“挖坑”的学问。

他最初设想挖正方形，四丈见方，这样面积大，深处光线充足，可以随时摄影。但请教村民，得知人家都挖长方形，长七八尺，宽两三尺。这样的尺度，铁锨、抓钩用起来方便；可以架辘轳，坑深时起土省力；挖出来的土堆在四周，填坑时方便省力。于是决定放弃最初设想。

1928年3月13日，在洹水岸边挖了一天，却一无所获。董作宾不无丧气时，发现田间有农民在挖括蒌的根茎天花粉（一种中药材），他们拿着一种铲子，长七八寸宽四五寸，铲面与“洛阳铲”不同，把儿长一丈多。找到药材苗，即顺着苗茎慢慢向下挖，挖出一个小洞，将地下约一丈深处的根儿取上来。

董作宾大感兴趣，上前观看，见不同深度挖出来的土色不同，于是大悟，谈好工钱，请农民第二天带着长铲来帮忙。此法果然奏效，第二天就挖出一些甲骨碎片。六七天后，在小屯村一户人家院内有了大收获。这个编号为24的坑里，发现有字骨版15块，骨质坚实黝黑，字极清晰，再往下挖，出土兽骨兽牙等。董作宾十分兴奋，绘制《二十四坑之土层及其出土器物图》，最早注意到了甲骨与土层的关系及相关信息。

第一次殷墟发掘持续了18天，挖了40个坑，共发掘出有字龟甲555片、有字骨版229件、无字甲骨近两千片，还有青铜器、玉器、骨器、陶器等，收获颇丰。

与以往的书斋生涯相比，考古发掘十分艰苦。因小屯一带有匪患，他们不敢住村里，每天往返步行十余里，午饭是干馒头、凉开水，有时会让村民煮点儿稀饭，当时安阳风沙极大，往往一碗饭没喝完，已落上一层土。尽管如此，他们也是不亦乐乎。

撤出小屯时，董作宾很担心发掘成功的消息传出后，引发新的盗掘狂潮，即致函省政府和安阳县政府，说明暂停发掘，请注意保护，严禁私人挖掘。又通过村长告知村民，偶然得到甲骨，不可卖给文物贩子，可通知安阳中学、彰德高中校长代为收购。

回到开封后，他集中精力撰写发掘报告和《新获卜辞写本》，李济曾称赞这些论著“为我们在殷墟的继续发掘，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借“大龟四版”成为甲骨学宗师

殷墟第一次发掘后，傅斯年看到大有可为，即广揽英才，扩大考古组规模，李济、郭宝钧、梁思永等先后进入该组。

李济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先后攻读心理学和人类学，1922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被傅斯年聘为考古组主任，长期负责安阳殷墟考古工作，在殷墟成长为世界级大学者，有人尊其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郭宝钧1922年毕业于北师大，与董作宾是私塾同学、莫逆之交。他协助董作宾进行殷墟第一次发掘后，爱上了这一行，曾在殷墟率先采用大面积翻的方法，研究遗址层位关系和平面分布情况。他后来成就粲然，成为著名考古学家。

梁思永是梁启超次子、梁思成之弟，毕业于哈佛大学考古学专业，是史语所第一位受过西方考古专业培训的大将。在殷墟西北冈发掘中，考定了仰韶、龙山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

除这几位外，史语所考古组还招收了一些青年才俊，他们大多是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最终也都成长为杰出的学者，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石璋如、尹达、胡厚宣等“殷墟考古十兄弟”。

从1928年到1937年，李济、董作宾、郭宝钧、梁思永分别主持了15次发掘，发掘内容从单纯的挖甲骨，发展到对其他器物及殷商都城遗址的科学发掘，收获十分丰富，基本上弄清楚了殷墟的建筑布局和城市结构，为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第二次发掘时，李济与董作宾曾有一个“君子协定”：发掘所得甲骨文，由董作宾研究；其他所有器物，由李济研究。15次发掘共获2万多片有字甲骨，其中不乏“大龟四版”、“大龟七版”等珍品。这些通过科学发掘所得的甲骨，有明确的坑位和同出的器物，并绝对排除了伪片。借助这些珍贵的资料，董作宾写出《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殷历谱》等名作，成长为一代甲骨学宗师。

《大河报》“董作宾：最‘草根’的大学者”系列之四：力助殷商“恢复秩序”

新闻作者：首席记者姚伟通讯员饶海虹 2012-06-20

“十兄弟”中的王湘等人在发掘现场午餐。正是在这样艰苦环境中的同心协力，使他们结下了生死不渝的友情。翻拍资料照片

编辑注：董作宾（1895 -1963），河南南阳人，原名守仁、号平庐、字彦堂。1926年在河南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文学院任职。董作宾知识渊博，在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古年代学、民俗学、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都有杰出建树，尤其对甲骨学与考古学的科学研究有着划时代的贡献，是我国现代甲骨学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

引子

“‘寶’（繁体‘宝’）字分为四部，上方为盖头，象征房屋；屋内的左边是玉字，玉是石之美音，就是石做的工具；右边是缶字，缶是陶器，乃日常用品；下面为贝，蚌贝为食品之类。古人所居为半地下室，屋顶破了已不存在，遗留到现在的就是我们所挖的灰土坑，在灰土坑内，有残石器、破陶片、破蚌壳，这就是宝。挖宝就是挖这些资料，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研究出古人生活的状态。”

这是董作宾1933年在《大公报》发表的短文《关于“宝”》。

考古发掘神秘而诱人，在很多人看来，发掘就是“挖宝”。对于董作宾们来说，这种观念带来很大压力，安阳盗掘者就曾打出标语，指责董作宾等人“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董作宾感慨良多，就写了这篇短文，说明“此宝”非“彼宝”，说明科学考古的意义，

夏鼐曾说殷墟有“三宝”：甲骨文、青铜器、都城遗址。在艰难困顿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对这“三宝”的发掘和研究，令中国学术放出一片异彩，成长起一批世界级大学者，开辟了中国学术研究的新纪元。可以说，殷墟是商朝对二十世纪中国慷慨的馈赠。

董作宾一生成就，都是殷墟发掘的成果。在殷墟发掘之前，甲骨文的真实性是假定的，章太炎对此就非常怀疑。有了科学发掘，甲骨文才被正式确定来自殷商，史料价值得到全世界的公认。此外，发掘得来的甲骨，避免了商贩造假，更为可靠，又有土层关系和伴生器物，都有助于判断其年代。

董作宾在北大国学门读书时，就梦想能挖出新材料，发现新问题，开辟新天地。如今梦想成真，凭借过人的天分，过人的勤奋，他如鱼得水，很快有了大成就。

1929年秋，第三次发掘即将结束的当天下午，挖出了后来著名的“大龟四版”，董作宾潜心研究，产生了划时代的成果，借助这个成果，可以将十万片散乱的甲骨排排队，“推进到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与行列里”。

放大镜看出甲骨奥秘

第一次发掘殷墟的时候，董作宾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不同地点出土的甲骨文字，其书法、字形、文例显著不同。他敏感地意识到，这应该是时代先后不同形成的，因此发奋研究甲骨文断代问题。

断代的重要性，以前的研究者也已经意识到。刘鹗、罗振玉、王国维先后认定甲骨文是殷商遗物，是盘庚之后，一直到殷商末年的产物。但自盘庚到纣王，长达273年，遗留的甲骨数量庞大，如无法确定年代，商代历史就一片混沌。

董作宾的研究，一开始就抓住了要领。他全身心沉浸在甲骨文中。为研究甲骨文的刻写手法，他买来放大镜，仔细查看刻字的交叉部分，然后通过拍照，把文字放大20倍仔细观察，发现刻甲骨文与写字完全不同，每个字先刻所有竖画，再刻全部横画，或者先横后竖，不同刻法，隐藏着时代因素。

他还从药材铺买来龟甲，试验钻灼过程，以此来理解不同时期钻灼手法的变化。

董作宾更多的工夫用在新出甲骨的研究上。在甲骨文中，“卜”、“贞”两个字经常出现，两个字之间，往往有一个别的什么字，以往对这个字无法认知和解释，有人“疑为官名”，有人“疑为地名”，还有人怀疑是所占卜的事情。1929年第三次发掘中得到的“大龟四版”，文字较多，“卜”、“贞”有六个不同的字，如果是官名什么的，全版应该一致，因此以前的猜测都是不对的，这应该是人名！是负责占卜并刻写甲骨文的人！

这一发现，如天光泄露，意味着埋藏3000余年的秘密将彰显人世！一个龟甲上，刻有6个“贞人”的名字，而所刻文字的时间持续了9个月。也就是说，这9个月里，有6位贞人轮流主持占卜，他们岁数的差别不该超过50年。由此，董作宾得出了结论：“可以由贞人以定时代”，提供了一把打开殷商神秘大门的钥匙。

“贞人说”的创见，以及“贞人集团”的提出，使困惑学术界多年的甲骨文断代问题“迎刃而解”，震惊了当时学术界。流亡日本、潜心研究甲骨文的郭沫若不吝赞美之词：“囊于卜贞之间一字，未明之意，近时董氏彦堂解为贞人之名，遂顿凿破鸿蒙。”数十年后，李济先生仍高度评价这一成果，“董作宾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是他一生古文字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他命名的‘贞人’的发现。”

董作宾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前行，借助随后殷墟发掘中获得的新材料，他写出了《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系统地提出了一个整理殷墟全部甲骨文新的方案，以十项分期标准：“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将甲骨文分为五个时期。这个大作，被认为 “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将殷墟二百七十多年中的遗物、遗迹与所发生的事件，首次建立了一个秩序。从此以后的研究，是完全要从这个秩序出发的”。

正当殷墟考古方兴未艾之时，抗战爆发，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安阳。致力于重建“殷商秩序”的学者们，自己生活和研究的秩序被完全打破。

“十兄弟”生离死别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殷墟发掘匆忙结束，董作宾与同仁们踏上漫长而艰难的流亡之路。历史语言研究所有21万册图书，有一大批考古发掘物和金石拓片，转移起来非常不易，艰难到达长沙后，由于前途未卜，傅斯年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遣散部分人员。著名的“殷墟十兄弟”大多在遣散之列。

当时中国最有光彩，联手打出中国考古学、历史学一片新天地的学术团队，在长沙生离死别，很多人此后终生再无谋面。

“十兄弟”大多以在校或刚毕业的大学生的身份，参与殷墟发掘，因朝夕相处，志趣相投，年龄相仿，于是就按年龄大小，“老大”、“老二”地叫起来。老大李景聃，然后依次是石璋如、李光宇、刘耀、尹焕章、祁延霈、胡厚宣、王湘、高去寻、潘悫。此外，短暂参与发掘的吴金鼎、夏鼐、向达等，虽未加入，也与他们情深谊厚。

离开史语所后，刘耀、祁延霈、王湘、尹焕章等都先后去了延安。石璋如本来与刘耀一同前往延安，走到八路军临汾办事处，工作人员见刘耀衣着“土气”，而石璋如干净整齐，还戴顶礼帽，因此拒绝了石璋如，留下了刘耀（去延安后改名尹达）。

石璋如、尹达都是河南大学的学生。1929年河南与中央研究院因殷墟发掘产生矛盾，傅斯年前来开封调解，在河南大学常住，其间发表多次演讲，引发河大学子对考古的浓厚兴趣。后来傅斯年与河南达成的协议中，重要的一项就是河大学子可以去殷墟实习。石璋如、尹达幸运地得到了这个机会，以大四学生的身份，携手前往殷墟，随后双双考取史语所研究生，毕业后留所工作。

临汾一别，两兄弟从此天各一方。尹达后来成为学部委员、著名史学家，出版有《中国原始社会》、《中国新石器时代》等专著，曾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所长，是那个时期大陆考古的实际领导者。

石璋如自临汾返回家乡偃师，途中遭遇土匪，钱财被抢劫一空。幸好后来史语所安定下来，董作宾得知他的情况，写信让他南下重新加入了史语所。

石璋如后来去了台湾，他是“十兄弟”中年寿最高的，2006年去世，活了104岁，被尊为“考古人瑞”。他61岁后才退出田野考古，专心整理、研究安阳殷墟出土的资料，最大的成就，是依据殷墟地面上及地面下的建筑遗存及墓葬的研究，复原了地上的建筑物，并将复杂的考古现象加以关联，以探求殷代的营造程式、兵马战车的组织及宗法礼制等，力图重现当时的制度。他一生著述极丰富，专著17部，论文100篇，大部分是关于殷墟。

1998年，为纪念兄弟刘耀去世15周年，96岁高龄的石璋如写下《刘耀先生考古的五大贡献》。此时，距临汾一别已61年，两兄弟再未谋面，但心中的情谊却丝毫未减。

“十兄弟”中的老五尹焕章是董作宾在南阳中学任教时的学生，1928年考入河南大学预科，后由董作宾介绍参加殷墟考古。后来长期在南京博物院从事考古工作，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

尹焕章的女婿朱元曙曾为“十兄弟”作传，其中写到的情谊，让人感佩。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尹达回母校河南大学做学术报告，尹焕章的外孙此时正在河大读书，听完报告，自己走上台去，向尹达自报家门。尹达一听是“五弟”后人，十分激动，拉着他的手连说：“像，像，真像你姥爷。”并循循叮嘱，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负“令外祖的名声”，并反复交代，一定要向焕章先生的夫人转达问候。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海峡两岸有了联系。张光直（李济、董作宾在台湾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与夏鼐的通信，经常代“十兄弟”互致问候，代为寻访亲友。1983年9月10日，夏鼐致张光直：“前承嘱托打听石二哥在大陆家属情况，现已得消息，兹另纸附奉，以便转去，并望代为问候。”夏鼐在殷墟时间不长，未名列“十兄弟”，但仍尊石璋如一声“石二哥”，这个称呼，不知凝聚了多少亲情与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