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罗章龙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建新民学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罗章龙作为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火烧赵家楼”，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图为毛泽东青年时期（左四）与罗章龙（左六）等人的合影。 资料图片 L

“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抗战篇之一

引子

1995年2月3日，罗章龙先生仙逝于北京，享年99岁。

风烛残年之时，先生心中点燃起一个强烈的希冀：重返河南大学。

先生长子罗平海以其年事高迈相劝阻。

希望不能如愿，先生竟至罢食。

1934年至1938年，先生在河南大学教书育人，担当经济系主任。

1934年是罗章龙先生（1896年~1995年）的“分水岭”：之前，先生是著名社会活动家、革命家；之后，先生是著名经济史学家、经济学家。

1915年，先生与毛泽东结为“管鲍之交”；1918年4月，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在湖南创建新民学会；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罗章龙作为北大学生领袖之一“火烧赵家楼”，拉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1920年3月，李大钊组织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罗章龙、邓中夏等19人成为第一批会员。同年10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11月举行小组会议，决定易名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推选为书记，罗章龙、张国焘分别负责宣传、组织工作。1921年7月《工人周刊》创刊，罗章龙担任主编，参与组织、领导陇海铁路工人大罢工、香港海员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等。

1923年6月，在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罗章龙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共9人）和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的5人中央局成员，中央局以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3人共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共产国际代表米夫肆意践踏党的组织原则，扶植王明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1月12日，26位六大中委在上海英租界中共中央工委办公厅召开会议，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罗章龙、何孟雄等9人为常委，罗章龙为主席；1月27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

罗章龙等“非委”骨干为躲避王明“无情打击”，出山海关，到东北寻求机会，意在东山再起。

1933年初，罗章龙潜回上海，刚踏上苏州河岸就遭到逮捕，押解到了南京。幸有老校长蔡元培出面营救，罗得以保外就医。

1934年，罗章龙辞别南京，经徐州而至开封，寓住京台旅馆。

旋而，应省立河南大学校长杨震文之邀，罗章龙易名罗仲言，出任河南大学经济系教授。

在此前后，“非委”黎天才等20多人，先后“转展进入东北军内建立地下支部，进行革命工作”，成了“张学良的智囊团”。

躲在河南大学的罗章龙协同隐匿于东北军的“前共产党人”、“非委”骨干，共同策动了“西安事变”。

以“罢食”抗议家人劝阻其重返河南大学，先生自有难言苦衷……

前共产党人“另起炉灶”

“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出入校门，温故校训，是河大人的“功课”。

1936年，河大校门竣工，镌校训于内侧：左“明德”，右“新民”，“止于至善”位在正中。

此时，罗章龙正在河大教书，担当经济系主任。

是不是罗章龙策划了河大“校训”，早已无从考释。

“校训”出自《礼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1918年4月，罗章龙与毛泽东、蔡和森等创建新民学会，“新民”也出自《礼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五四运动爆发，罗章龙作为学生领袖之一组织参加“火烧赵家楼”，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1934年，罗章龙受聘河大经济学教授，教书育人，也是“新民”。

“罗章龙有意退出政坛风云，但政治似乎不愿放过他。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有一次莫名其妙的河大之行，据说即为他而来；一位身高、衣着与他相似的德国教授，夜晚在铁塔下被神秘杀害，成为无法侦破的悬案……篇幅所限，不能从容讲述罗章龙的故事。关于他在河大的更多轶闻，请看本报下月推出的《河南大学百年风云之‘抗战篇’》”——这是姚伟给在下留的一个“尾巴”，先生“被”姚伟“象牙塔”了。

1935年4月25日《中央日报》中央社开封消息：“行营主任张学良（1934年张学良被蒋介石委任为武汉行营主任；1935年10月张学良被调往西安‘剿匪’；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23日午由汉飞抵汴，即于午后检军并参观河南大学。24日晨9时，离汴飞西安。”

来去匆匆，也就20个小时。

下午3时，张学良前往小南门外演武厅检阅军队，作了“安内攘外之使命”的长篇报告，完成他“奉命校阅豫、鄂一带驻军”而来开封的公务。

傍晚时分，张学良不顾劳顿“参观河南大学”。

“参观”，不过是意思一下、掩饰一下而已。

罗章龙晚年在其回忆录中道出了张学良此行的“醉翁之意”——

“汉卿（张学良）忽来河大见访。张来时轻车简从，见面略事寒暄，互致问候，随即开始谈话。”

“彼此对话范围涉及很广”，主要是“打开目前政治僵局的问题”。

一年后，1936年4月，罗章龙教授以河南大学经济系主任的身份，假毕业生参观实习之名，前往西北会晤张学良。

张学良亲自驾座机，与罗章龙“空游”华山。

“与张通宵议事，对当前政局交换意见”；张邀罗“来东北大学讲学，藉便朝夕‘聆教’”。

罗章龙在西安还会晤了黎天才等东北军“非委”成员，“他们20余人，设宴玉楼东，通宵聚饮，狂欢达旦。宴后游王曲（军官训练团）、杜甫祠、临潼、雁塔、寒窑、下马陵、碑林等处。游毕，在西大街某庄一女律师同志家举行座谈。”

“兴致甚豪，数年来积郁之情，一旦尽情倾吐为快。”

“对于当前时局交换意见。黎、吴（黎天才、吴雨铭，‘非委’成员）二人发言最多。他们着重提出一个改变当前时局的建议和实行方案。这是当时所称的兵谏方案。”

罗章龙“希望他们拿出巨鹿作战（巨鹿之战，项羽军破釜沉舟，一举击败20万秦军，确立了其在各路义军中的领导地位）的精神，把西安的阿房宫付之楚人一炬！”

另外，罗章龙还打算前往西安，“共起炉灶，共策进行”。

罗章龙浩叹“捉放蒋”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返回南京，发表《西安半月记》。

《西安半月记》开篇“痛切诫斥”的第一个人，就是黎天才。

“（1936年12月11日）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钟，心颇异之。及回厅前，望见西安至临潼道上，有军用汽车多辆向东行进。以其时已届余每日治事之时间，即入室办公，未暇深究。黎天才等忽来求见。事前未约定，殊觉突兀。黎谈话时，对剿匪方针表示怀疑，与汉卿昨日所言者如出一辙。知其受毒已深，痛切诫斥之。”

黎天才是“前共产党人”、东北军“非委”支部核心成员。

1936年7月，“西安事变”前，罗章龙青岛度假，黎天才回乡探亲。

在青岛，他们“偶遇”于海滨沙滩（罗、黎系北大同学），完成了一次秘密会晤。

罗章龙在回忆录中写道：“孛爰（黎天才夫妇姓名的隐写）此番来青访文（罗章龙），主要是报导东北军方面同志工作情况”，是东北军中“非委”支部核心成员黎天才、吴雨铭和李希逸“三人商议结果，决定推孛爰出关（潼关）一行”，也是他们“来青岛的使命”。

黎天才所谈的要点是：“汉卿为人通达事理，近来倾向革命，主张打破现状，亟思冲决网罗，为革命出力。察其为人，可与共事。他现有精兵30万，武器精良，训练良好，久戍思归，梦寐不忘北大营，但不知计将安出”。

罗章龙的意见是：“宜从政治思想、组织宣传各方面下一番工夫，方能水到渠成。”

“事宜迅速以赴事机，同时应计策万全，以防内奸。你回去代我致意同志们，选定好一个大题目，定能做出一篇好文章来”。

青岛会晤，是“非委”谋划西北的一步大棋。

“非委”为张学良设计了西北为营的方略，也将自己推上了“华山”一条道——

其一为兵变方案：以武力逮捕元凶，迫其就范。兵变完成后，即通电全国讨贼，联合全国各界民众力量，立全国民主政府，对内实行民主政治，对外联合各省军政实力，出兵抗日，收复东北失地。

第二为建设方案：以重兵分据陕、甘、四川地区，改革内政，发展经济文化，达成富国强兵，经济自给自足，争取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模范重要地区。如此进可以战，退可以守。

黎天才请罗章龙在9月“驾临东北大学讲学，以慰众望”。

自青岛返回开封，罗章龙履约束装，准备前往西安，“不料事与愿违，临时突患胃炎，卧病不起。突外间喧传，张学良已举兵变，临潼以东，交通断绝，洛郑戒严”。

张学良“举棋不定……结果矢来无向，致转胜为败，陷于俘囚，人谋不成，可堪浩叹”！

似乎，罗章龙希望的，非止“捉放蒋”耳。

不是“卧病不起”、“洛郑戒严”，被毛泽东称为“世事纷纭从君理”的罗章龙倘若“能在现场”，西安事变结局如何，真的不好说。

不管怎么说，“七七事变”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玉成，与河南大学教授罗仲言（罗章龙）的谋划“关系千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