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大校友、著名外交家 王国权

引子

抗战前河大的成就，用一些数据可能看得更清楚。

“河南大学出了许多重量级人物，不论是学术方面还是军政方面。”曾编了三年“河南大学人物志”的刘卫东教授说。

院士代表着最高学术水平，刘教授统计了各时期院士中河大人的数量。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8年改称院士）中，河大老师和学生有17人（该院第一届选举出研究员81人，后来增补变化，总人数难以统计）。其中董作宾是副院长。

延安中央研究院中，级别最高的是特别研究员，他们享受“小厨干部服”待遇，每月生活津贴4元半（当时毛泽东月津贴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月津贴4元）。在大约不超过10人的特别研究员中，有一位河大老师、两位河大学生，即范文澜、王实味、尹达。范文澜是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王实味则是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这位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学生，因杰出的英文翻译能力受到张闻天的赏识，担任特别研究员四年，他翻译出200万字的理论著作，后来以“野百合花”事件惨遭冤杀。

解放后，院士有过不同的称呼，开始叫“中科院专门委员”，1955年改称“学部委员”，1994年改叫院士。有62位（河大师生曾被选举为学部委员或院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杨廷宝、赵九章、冯友兰、范文澜、白寿彝、邓拓、冯景兰、张伯声等。赵九章被称为“中国卫星之父”，如今，他的铜像被安放在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

除了学术人才，这个时期的河大还出现了姚雪垠、周而复、吴强、于赓虞等作家，出现了“豫剧改革第一人”樊粹庭，更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政治风云人物，如侯镜如、赵毅敏、袁宝华、王国权等，副省（副军）级以上的历届师生，有370多人。

那个时期的河大人才辈出，与时代精神有关。1917年，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奠定了北大兼容并包、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如杨东平先生所说，“从那时起，学术独立，或曰学术自由的思想日渐彰显，成为中国大学占主流地位的理念。”成长在那个时代，河大也有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特质。

专注·不羁·卓越

作家孟宪明喜欢讲河大的老故事，有时候一帮人正在吃饭，有人提起了话头儿，“捅了他的‘马蜂窝’”，他一开讲，就没人吃饭了。

孟老师曾在河大散步，听一位“老开封”讲朱芳圃的故事，很是生动。

解放后，河南省长吴芝圃去北京开会，毛泽东叫住了他：“听说芳圃在河南，有时间请他来做客。” 朱芳圃是王国维的在清华的弟子，著名的甲骨学专家，长期任教于河大，与毛泽东曾是湖南一师的同学、同事。

毛主席发话了，吴芝圃特意到河大传信。那时候小汽车很少，吴芝圃进河大从来不坐车的，都是让车停在校门口，他自己走进来。找到了朱芳圃传了话，朱芳圃很为难地摊开双手：“我哪儿有空？你跟润之（毛泽东字润之）说，啥时他来开封了，我请他吃饭。”

吴芝圃无奈地走了出去，边走边感慨，没法跟毛主席回话呀！

孟老师说，这故事肯定演绎了，不过却体现着二三十年代学者的精神特质，那是个追求学术独立的时代，不少知识分子专注与学术，并不在意政治。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王国权的，这是一个热心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人，先后在河大读预科、本科。“九一八”后，他对国家局势忧心如焚，时常与同学组织团体，谋划些活动，希望能有所作为。

1934年，王国权与姚雪垠等人一起谋划办《今日杂志》和《大陆文艺》，得到了王毅斋、嵇文甫两位教授的支持，他又找当时的河大校长募捐，校长张仲鲁捐了几十元大洋，但有点担心：“能不能晚俩月办？现在风声有点紧。”王国权回了俩字：“不能。”

孟老师说，刊物办了两期，就被国民党查封。校长得知第二天早晨五点特务要进校抓人，让秘书给几个学生每人20元大洋，“翻墙走，晚饭前离开。”晚上十点多，进校抓人的特务扑了空。多年后校长说起此事还很幽默：“我没配合他们，他们也没配合我呀！说的早上来，怎么半夜就来了？”

后来王国权误打误撞到了南京，而张仲鲁校长这时也在南京，出任中央大学教务长。听说自己的学生来了南京，就捎信让王国权去找他，王国权说：“不去，没衣服。”同学借给他衣服，他才前来见校长。一见面，校长拿了一本护照：这儿你也待不住，你叫王国权了，去日本游学吧。”

王国权本来叫康午生，从此才叫王国权。

这个故事大约也有演绎成分，不过，基本事实与王国权的回忆录是相符的。

康午生是巩义康店村人，与康百万同村。他家道中落，十分穷困，投考河大预科时，本来没打算考上，因为考上也上不起，结果却考了理工科第三名，令他大受鼓舞，有了继续上学的信心。

他本来考的是理工科，但理工科的书籍多是英文原版，价格相当昂贵，根本买不起，数学、物理、化学的很多公式要多读多练，手中无书，实在读不下去，老借同学的书，也不是个事儿，无奈就转到了生物系。谁知生物系的教材也多是英文原版，还是买不起，只好又转到社会学系，这个系由学校发讲义，终于不用买书了，日子比较好过，“大量的时间埋头读书”，后来他认为，自己几十年的基础，“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

王国权回忆说，这时候他心里很苦闷，家里寄不来钱，上学交不起学费，吃饭付不起饭费，欠了一堆账。“河南大学对我还比较照顾，几年没交学费也没追要”，但更迫切的问题是没钱吃饭，“在河大时，饿肚子对我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有位滑县的杜师傅非常厚道，常对他说：“有钱没钱都得吃啊，正长身体呢”。那时学校没有食堂，十多个学生跟着一个师傅吃饭。逃离河大的时候，王国权还欠着杜师傅十元大洋，杜师傅说：“小康，你走吧，将来有钱时再说。你放心地走吧。”

后来王国权先后担任热河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驻波兰大使，并兼任中美会谈首席代表，在中美邦交正常化前，与美方长期保持沟通，成为著名的外交家。手里有钱了，他曾多次托人寻找那位滑县的杜师傅，却始终未能找到。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仍感到“满腹遗憾”。

王国权在河大的经历相当传奇，因为穷的无法继续上学，他出外打工，当上了沁阳县立师范学校校长，每月40大洋；他曾协助王毅斋教授创办杞县大同中学，后来的新华社社长穆青，就是该校第一届学生。

一个又穷又“捣蛋”的学生，因当时河大宽容的生存空间得以成长，王国权无疑是幸运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幸运，王国权的好友姚雪垠就曾被学校开除。1929年夏天，姚雪垠考入河大预科，一年后因参与政治活动被捕入狱，获释后回到河大继续上学，但一年之后，河大的“生硬古板”的一面大爆发，1931年暑假，学校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为理由将他开除。

“一个大学，应该有足够大的肚量，容忍有个性的学生。”孟宪明说。

罗章龙、邓拓闪耀河大

河大注定不会缺少看点。1934年，社会学系的王国权逃离开封，几乎与此同时，经济系来了两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不同寻常的人物：罗章龙和邓拓。

邓拓是“左联”成员及中共党员，1931年考入上海法政学院社会经济系，1932年被捕入狱，经多方营救一年后出狱。1934年，受地下党派遣转学河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当时河大派系斗争很复杂，既有学术争鸣，也有“留美派”、“北大派”的“山头之争”，还有国共暗斗、国民党不同派别的暗斗，可谓暗流涌动，看着有点乱，不过也是自由竞争格局，没有谁能清除异己，“一统江湖”。邓拓在河大十分活跃，是开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

在学术上他也大有作为，1935年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近十篇讨论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引起全国关注。1935年秋，黄河、长江同时泛滥，中原、江南哀鸿遍地，灾民达数千万，邓拓决定以此为研究课题，利用河大丰富的藏书，他写出了《中国救荒史》，这是第一部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实况与救治理论及政策的专著，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重视。后来邓拓前往延安，解放后成为学部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初期，蒙受“三家村”冤案，选择以自杀抗争。

在河大期间，邓拓深受经济系教授罗章龙、王毅斋的器重。这位罗章龙曾是风云人物，因人生发生重大变故，他于1934年退隐于河大，说起来，他是个看点多多的人物。

罗章龙与毛泽东曾是“管鲍之交”，与毛泽东携手从湖南到北京；他与同学“火烧赵家楼”，令“五四爱国运动”迅速蔓延全中国；1920年，他与李大钊、张国焘共同组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此三人被称为中共北方党组织支起大锅的“三块石头”；1931年，为反对米夫、王明等人操纵的政治局委员选举，他组织“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抗衡，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分裂。两年后，他被国民党逮捕，经蔡元培出面营救获释后，他拒绝在南京政府任职，应北大校友、当时河大校长杨震文的邀请，前来河大任教。

那时候，教授没有编制、档案，或者住房之类的羁绊，可以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在一个学校干一两年就算长的，但罗章龙却在河大安静地工作了四年，写出《中国国民经济史》等影响巨大的专著，直到全国局势大变的抗战初期才神秘离去。

罗章龙有意退出政坛风云，但政治似乎不愿放过他。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有一次莫名其妙的河大之行，据说即为他而来；一位身高、衣着与他相似的德国教授，夜晚在铁塔下被神秘杀害，成为无法侦破的悬案……

篇幅所限，不能从容讲述罗章龙的故事。关于他在河大的更多轶闻，请看本报下月推出的《“与中原同行——河南大学百年风云”之“抗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