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李大钊曾在六号楼为河大师生演讲。如今六号楼右前方竖立了李大钊的头像作为纪念。

尹达，考古学家。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参加殷墟、浚县辛村和日照两城镇的发掘。在考古发掘、史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引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教授在中国绝对是高薪阶层。当时教授月薪一般有二三百元，比其他职业高出十多倍，甚至几十倍。

1928年初，30岁的杨亮功刚刚获得美国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就被国立第五中山大学（河南大学当时的校名）抢先聘为教授、文科主任。后来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杨亮功撰文回忆道，他“每月薪金280元大洋”，而当时“河南财政枯竭，文职人员月薪一律20元”，连主政河南的冯玉祥每月也只拿20元。

那时教授为什么会成为高薪阶层？洛阳师院教授、副院长张宝明认为，“科举制度虽然废止了，但中国重士传统延续了下来”。教授地位高、工资高、受尊重，因此吸引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投身教育事业，这是那时教育界大家辈出的重要原因。

教授工资高，也是时代因素所致。那时候，中国现代教育刚刚起步，人才匮乏，为了延揽高水平教授，全国各大学薪酬都比较高。

河南地处内陆，开封也早已不是名都大邑，至少要拿出足以匹敌其他大学的薪酬水平，才能吸引人才，提高办学水准。

幸好，当时河南实行了教育经费独立制度。在冯玉祥第一次主豫时，经河南教育界人士多方努力，全省契税被划拨为教育专款。后来教育专款的管理不断完善，林伯襄出任教育款产处处长时，降低税率以扩大税源，选拔廉洁能干的人才出任各地契税局长，使这项收入不断增长，为全省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源。当时的河南大学能与北京、上海及东南沿海各大学相抗衡，无疑受益于教育经费的独立。

1927年，冯玉祥第二次主豫，河大再度获得长足发展，与河南法政公立专门学校及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称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广州为第一中山大学，以此排序，有此校名）。四年前中州大学成立时，就曾议定此三校合并，但法政学校和农校均有护校之举；数年间，中州大学风生水起，已具大学气象，产生了强大吸引力，使这次合校得以顺利进行。1929年，学校开办医科及附属产科、护校，形成文、理、法、农、医五科；1930年，更名为省立河南大学，原有五科改为文、理、法、农、医五个学院，拥有20来个系部。

依托中原大地，新生的河大蔚然成林，气象万千，多姿多彩。

【广聘名师 渐入佳境】

一场新雨过后，河大七号楼周遭的大树枝叶润泽而舒展。老槐树苍劲挺拔，树冠如云，清新亮绿的密叶间，点缀着串串洁白的槐花；梧桐树则片叶未生花先开，浅紫的喇叭状花朵，装点一树的淡雅。掩映于绿树丛中的七号楼，廊柱轩昂，飞檐轻巧，中西合璧，宁静典雅。

这座楼已有87年历史，留存着无数学子的青春记忆。1926年夏天，王陵南再返开封的时候，这座楼刚建成一年，让他感受到了母校欣欣向荣的生机。王陵南是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第一届学生，留学美国，成绩优异，获得康奈尔大学植物学硕士。1922年回国后，先后出任河南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1926年应母校之邀，出任河大理科生物教授。次年三校合并，他调任农科主任兼教授。

作为农科主任，王陵南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选聘教授，他为河大请来了李先闻、涂治、方文培、路葆青、许振英等十余人，皆国内农学界翘楚，使农科在随后改为农学院时，有实力开办作物、园艺、畜牧、林学、农业经济等五个系，整体实力大幅度提升。

当时医科（旋即改为医学院）虽是新办，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德文科毕业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其国内秩序尚未恢复，因此选拔的30名学生均送往上海德国人办的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学医，后来他们中不少人留学德国，获医学博士，归国后多在北京、上海、南京的著名医院工作。母校要办医科，这批人成为最可依赖的力量，他们中的阎仲彝、张静吾等，先后出任医科主任、医学院院长。医学院课业重，对学生要求严格，补考、留级是常事，因此学生成绩较好，数年后即在社会上博得良好声誉。

不只农学、医学，河大“各系均以能延揽饱学而负责之教授为风尚”；也不只依靠自己早期培养的才俊，还广泛招揽国内英才，蒸蒸日上的河大，吸引了不少国内一流人才。有趣的是，毛泽东的两位同学先后来到河大，一位是朱芳圃，著名的甲骨文学者，后来长期在河大任教；一位是罗章龙，著名经济学家，在河大任教四年。罗章龙与毛泽东是“管鲍之交”，“五四”时“火烧赵家楼”的主角，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在河大潜心学术，成就不凡，并曾参与西安事变筹划。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经数年发展，1930年更名为省立河南大学时，河大已拥有五个学院，近二十个系部，成长为大片的“中原森林”，蔚然深秀，生机盎然。学校“校风淳朴，研究风气浓厚，实事求是，不重宣扬”，各种学术思想、社会潮流汇聚其中，激荡起别样的风采。

【“生态环境”成就诸多学子】

开封苹果园河大生活区，文学院教授刘增杰家。客厅的一堵墙是顶天立地、从书房“蔓延”出来的书架，一望而让人敬佩主人的勤奋和博学。

坐在刘先生家简朴的沙发上，我们聊了河大两位著名校友——赵毅敏、尹达。刘先生曾长期担任河大中文系主任，学术成果斐然，知名度很高，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与赵毅敏、尹达是一家人。

赵毅敏原名刘焜，尹达原名刘耀，他们是亲兄弟，都是刘增杰先生的叔父。

赵毅敏曾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学习5年，毕业后留学法国、苏联，曾长期“潜伏”东北，任中共奉天（沈阳）市委书记、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等职，1938年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多次率团出访欧洲、南美地区，成为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在中纪委副书记的岗位上，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的工作。

尹达则与兄长的人生道路不同，环境和机遇让他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

尹达1928年考入河大，先学哲学，后来转向文史，在茫茫书海中找寻自己的方向。大二那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兴趣，找到了可以终生追求的事业。

那些年，河大迅速崛起，成为中原的学术文化绿洲，省外的学者前来河南，往往落脚在河大，李大钊、董作宾、傅斯年等都曾前来河大，他们的演讲，别开生面，为师生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1929年冬天，因河南与中央研究院对安阳殷墟发掘发生争执，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前来开封，与河南省政府协商解决办法。傅斯年住在河大，白天出去忙公务，晚上则为师生做专题演讲，连续四五天的演讲，傅斯年对考古、治学进行了系统精辟的论析。

演讲在六号楼进行，第一次的题目为“现代考古的重要性”，傅斯年从“汲冢”与“竹书纪年”说起，指出“竹书”只是战国时期作品，被人盗掘，不知烧去多少，尤异常珍贵；而安阳甲骨是殷代作品，比“竹书”又早千年，如用现代科学方法处理，研究价值不可限量。他还谈到了河南地下埋藏的中国古代文化，借助现代科学考古可以充分发掘其价值。

傅斯年的演讲，让很多学生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尹达就是其中一个，他后来在书摊上买到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深入的研读，使他对考古与历史研究产生了更加浓郁的兴趣。

在原河大教授董作宾等人的协调下，傅斯年与河南省达成了一些协议，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欢迎河大师生参与殷墟发掘，对于河大学生，“当妥为训练，代检成绩，以替上课”。1931年，该协议实施，河大教授朱芳圃、张邃青、马非百，大四学生尹达与他的同学石璋如、许敬参如愿参加了殷墟考古，尹、石、许三人与北大7名参与殷墟发掘的学生被称为“殷墟发掘十君子”。

1931年到1937年，尹达活跃在考古一线，后转向历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朱芳圃和石璋如，也都成为著名的甲骨文学者。朱芳圃1933年出版专著《甲骨学文字编》，1935年又印行《甲骨学商史编》，率先提出“甲骨学”这一学术概念，并得到国内外学界广泛认可。石璋如参加了12次殷墟发掘，被称为“殷墟发掘的‘活档案’”。

作为拥有五个学院、二十来个系部的综合性大学，河大的学术取向是丰富的。从中州大学时期起，学校的学术气氛就渐趋浓厚，师生成立有多种学术团体，编印学术刊物，如《文艺》、《文科季刊》、《青年评论家》等，《文艺》以研究国故和文学为宗旨，冯友兰在发刊词中说，通过编辑这个刊物，使会员的“理智力及想象力，皆有适当练习的机会”。中山大学、河南大学时期，则创办了《农科季刊》、《法政周刊》、《医学季刊》、《励学》等刊物，作为学术探讨的园地，吸引学生对学术的兴趣。

当时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作为河南文化的重地，河大在各种社会风潮中成为“带头大哥”。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再到“九·一八”，历次爱国运动，河大学子都投身其中，发挥巨大作用。

各种学术思想、社会潮流汇聚河大。正是这样的“生态环境”，造就了王国权、尹达、邓拓、白寿彝、王鸣岐、姚雪垠、周而复等著名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