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日报》张邃青：河南大学考古学科的奠基者

新闻作者：李竞艳 2012-04-07

百年河大名人印记

（三十九）

张邃青（1893—1976），名森祯，以字行，河南省太康县人，著名历史学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本科历史地理部，先到开封省立第一师范任教。1927年，接受国立第五中山大学（河南大学前身）之邀请到校任教，在河南大学终其一生。

张邃青在河南大学度过了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担任过河大文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图书馆馆长等职，也曾兼任开封市副市长、河南省历史学会会长等职务。在任何一个职位上都有建树和亮点，尤为使人缅怀的，就是他对考古学资料的重视，从而启迪了河南大学的考古学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他有自己独特的学术风格和教学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教学内容与考古新材料的密切结合。他认为只有及时地对新出土的文物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以考古学资料充实到教学实践之中，才能不断提高古代史教学质量。当时，河南大学尚未开设考古学课程，他所开设的“中州文化史”与河南考古关系密切，他在该课程教学中大量引入新的考古学资料，对文学、史学系同学之考古研究，启迪很多。

二是注重学术考察、社会实践与课堂教学的紧密结合。1931年，殷墟发掘开始不久，他带领河大学生赴安阳参观考古发掘，回校后在文学院史地学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参观学习的经验，调动了学生参与殷墟发掘的积极性。当年，河大学生石璋如、尹达等就进入了殷墟发掘队伍，河南大学也因此成为国内最早参与考古发掘的高校之一。

抗日战争的八年间，河南大学辗转搬迁到河南的信阳、南阳及陕西宝鸡等地，正常的教学秩序难以维持，但是，张邃青与河大师生共同坚守，开出了全国数量第一的课时数，他还将动荡的时局化为实践教学的良机，把学生组织起来，率团到豫西山区进行历史文化古迹与传说的调查，撰写了高水平的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既使学生受到锻炼，也丰富了自己的教学和研究内容。

三是重视地方史教学。张邃青讲授的“中州文化史”和“河南史地研究”两门课程均具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周恒曾在《记河南大学学术研究》一文中指出，张邃青的“中州文化史”课程，足以代表中原文化之特征，亦为中国文化之主流。

张邃青非常重视地方文物保护。正是在他的努力下，长年失落在河南大学草丛中的两通清代贡院碑，被列为市级保护文物，由市里拨出专款在河南大学（原清代河南贡院旧址）择地修建了两座红柱灰瓦的四角凉亭，使贡院石碑得以妥善保护。此外，开封城东北的明代镇河铁犀、市内的女真国书碑、禹庙碑等文物的完整保护，都得益于他的奔走呼号及不懈努力。

张邃青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河南大学的教学和学术事业，先后教授过“中国史部目录学”、“中国上古史”、“中州文化史”、“河南史地研究”、“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宋辽金元史”等多门课程。张邃青的学术研究长于宋史、《史通》、河南地方史等，曾撰写有《北宋太学考略》、《读校本宋史记》、《嵩山专著书目考》、《伏牛山中之蛮族》、《河南地方史料》、《嘉靖河南通志考》等，在学术界有一定影响。

《河南日报》樊映川：我国现代数学教育家

新闻作者：王桂 2012-04-07

百年河大名人印记

（三十八）

樊映川（1900-1967），原名樊盛芹，安徽省舒城县人，现代数学教育家，1941年至1948年任国立河南大学教授，并先后兼任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职。

1916年，樊映川只身北上天津南开中学求学，1920年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后受聘任上海暨南大学数学系讲师，1929年被该校破格提升为数学系教授。1930年他受聘国立安徽大学教授，1937年秋，安徽省公费派他到美国密息耕（现译为密执安）大学进修，1940年获博士学位，他的论文《关于外侧度函数的积分》以他当时的原名樊盛芹（S.C.Fan）发表在美国数学学会《美国数学杂志》，他所在的大学还为这篇优秀论文印成单册，在校内外广为交流。

1941年春，樊映川来到在河南嵩县潭头流亡办学的河南大学任教，并先后兼任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等职。他还利用自学知识开设天文学讲座，深受学生的欢迎。1950年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1952年兼任该校数学教研室主任和校务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被评为二级教授。先后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并担任全国高等工科院校数学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

樊映川一生追求进步。在南开中学时，受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进步青年影响，投身“五四运动”，参加罢课，上街演讲，抵制日货，反对卖国。他报考北京大学，因为向往这个新思想的发源地。在美国完成学业后，他谢绝了一些大学的高薪聘用，辗转回到战火弥漫、灾难深重的祖国。抱着抗日救国和教育兴国的信念，克服周折辗转、颠簸流离的诸多困难和艰辛，以满腔的爱国情怀和笃实的职业操守坚守教学工作第一线，他以实际行动担负起了河南大学数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之重任，为河南大学数理学科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时，他多次同河南大学教授一起营救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民主运动中被捕的学生。

樊映川文化素养深厚。他认为，一个学者不仅本专业领域的学识要渊博，还要尽可能汲取人类的思想文化精华。樊映川教授热爱教育事业，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精益求精，虚怀若谷，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业务管理能力，具有很强的运筹能力和团队精神，对中国高等数学的贡献尤为突出。在河南大学工作期间，他十分重视基础数学的教学，以治学严谨而著称，并进行一系列的教学改革。他非常关心中青年教师的成长和发展，他组织了教师读书班，并为他们开课。他讲课深入浅出，以严密的逻辑和无懈可击的论证征服师生，所教的学生纷纷反映“听他的课是一种艺术享受”。1954年由他主编的《高等数学讲义》（上、下册）（以下简称《讲义》）出版。《讲义》内容取舍得当，系统周密，论证严谨，内容精炼，文字流畅，深受欢迎。截至1983年，累计印数上册达517.5万册，下册达448.4万册。《讲义》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全国高等院校优秀教材奖。他开创了理工科教材“中国化”的先河，堪称中国科技书籍出版史和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1967年，樊映川病逝于同济大学。

《河南日报》韩儒林：现代著名蒙元史和突厥史专家

新闻作者：武波 2012-04-06

韩儒林（1903—1984），字鸿庵（一作宏安），河南舞阳人。著名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中亚文化研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中国现代蒙元史、突厥史研究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

1919年至1922年，韩儒林就读于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前身），除学习一般课程外，3年间韩儒林主要学习法文，为日后留学欧洲打下了基础。1922年他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乙部。1925年秋，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本科。其间，他对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研读了许多外国东方学家的著作。1927年，因无力负担学费，韩儒林被迫休学，其间曾任河南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秘书。1929年，再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复学，次年毕业。毕业后，应徐旭生校长之邀，到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助教。1932年，韩儒林回到河南，在开封高级师范学校讲授中外历史、地理、逻辑等课程。

1933年，因为翻译出版了法国学者色诺博斯的名著《西方文明史》上卷，韩儒林获得资助，赴欧洲留学，先后就读于比利时鲁文大学、法国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和德国柏林大学，师从著名的东方学家伯希，刻苦钻研蒙古史、中亚史和中亚古文字，学习了拉丁文、土耳其文、波斯文和蒙、藏、突厥等文字。1936年回国后，因其对突厥文碑刻的译释深受顾颉刚等名师的赏识，被介绍到燕京大学任教。抗战期间，曾任职于辅仁大学、昆明北平研究院、中央大学等单位。1949年后，长期担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1965年被任命为内蒙古大学副校长。

韩儒林以治学勤勉扎实、考证严谨精确而闻名于史学界。他利用波斯文等史料与汉文史料直接比勘、相互校订，纠正了洪钧以来元史著作中的许多失误，弄清了许多前人未能解决的问题。自1935年起，韩儒林先后发表《突厥文阙特勤碑译注》等研究突厥部族史的论文多篇。1940年以后，研究重点转向蒙元史，陆续发表了《成吉思汗十三翼考》等20多篇论文。他还利用汉藏文史资料，研究唐代至清代的西藏史和蒙藏佛教史，发表了《吐蕃王族与官族》等论文。这一时期，他的研究工作主要是通过对名物、制度的堪同和考证，澄清史实，为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开拓道路。

新中国建立以后，韩儒林继续致力于蒙元史研究，发表了《论成吉思汗》等代表性论文，并于1956年创建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参与完成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元代部分的编纂，主持编绘了《中国历史地图集》北方地区历代图幅。1977年创办《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他还与翁独健等倡议建立了蒙古史学会、元史研究会和中亚文化研究协会，为蒙元史、西北民族史的学科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主要著述多收入论文集《穹庐集》，还主编了断代史专著《元朝史》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元史分册》。其论著全集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

韩儒林一生从事教学事业，为祖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其中许多已成为蒙元史学科的领军人物。

《河南日报》张治军：停不下科研开发的脚步

新闻作者：惠婷 2012-04-01

3月31日，接受记者采访时，张治军把随身携带的一个小瓶子递给记者，“添加到你的汽车机油里检验一下，看我们的技术是否过关。”他说。

这种节能减阻的试验品是张治军团队研发的技术成果，来自河南大学位于济源的工程技术中心。

如今，这项成果刚刚实现技术转让，成果转让费1260万元。而这只是河南大学张治军教授进行的研发项目之一。

自1982年从河南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张治军便与科研结缘。他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特种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的建设上面。

张治军认为，从事科研的最终目的是将其转化为生产力造福人类，而科研平台必不可少。1997年，张治军领军组建了河南大学润滑与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2003年批准为省部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命名为“特种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

2003年，依托实验室，河南省纳米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济源开建。八年多来，张治军舍家离口，长时间工作在研究中心的工地上，白天当监理，晚上搞科研。该中心2010年获批为节能减阻添加剂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从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到工程中心的产品开发，再到技术转让，这就是张治军的科研轨迹。

透过一大堆生涩、拗口的科研成果，记者了解到，张治军在国际上首先将纳米材料应用于摩擦学研究，系统地研究了油溶性纳米材料的制备化学及其润滑、抗磨和自修复行为，带动了一个新的摩擦学研究领域的形成。通过纳米材料产业化的技术平台，张治军和他的科研团队开发了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专利产品和技术。

其中，在多家低渗透油田应用的纳米聚硅产品，因增产原油取得的经济效益已达数亿元。油溶性纳米铜合金产品应用于交通、煤矿、化工等高能耗机械设备的润滑系统中，节能达5%至10%。

记者了解到，张治军主持完成国家973计划项目1项，国家863计划项目2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项，获授权国家发明专利26件。

有人认为张治军该知足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河南省优秀专家、中原学者、省劳动模范等，头上顶着一大堆的光环。

有人为张治军感到惋惜，16年前他就是河南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仕途上“进步”的空间很大，而他偏偏走上了纯科研的道路。

对此，张治军只是呵呵一笑：“我喜欢搞科研，在这里才能找到自身的价值和乐趣，所以我永远不会停下脚步。”

《齐鲁晚报》余秋雨、王立群作客汶上

文化底蕴深厚但需酿好“三坛酒”

新闻作者：记者曾现金见习记者汪泷 2012-04-09

4月6日、7日,汶上县宝相寺太子灵踪文化节举办名家讲坛活动,知名学者和作家余秋雨、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先后进行了主题演讲。余秋雨在《定位汶上、仰望佛光》的演讲中表示,汶上没缺席中华文明成熟前的准备期。而王立群在《政道、商道、人道》的演讲中,特别提到要做大做强太子灵踪文化节,需要酿好办论坛、邀学者、拍电影这“三坛酒”。

余秋雨:中华文明准备期,汶上没缺席
“我看过许多资料,觉得汶上应该来。汶上的重要性,还有汶上县领导的热情感染了我。”余秋雨简洁明快的开场白,一下子吸引了在场的听众。
余秋雨说,在汶上县中都博物馆,陈列着一枚7900年前的骨针,这是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实证之一。“在我的家乡浙江省余姚县,有一处河姆渡遗址,这个区域的水稻种植技术已经有7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些都是中华文明早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汶上县是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汶上还是炎帝、黄帝、蚩尤三王创始时期的重要基地。”余秋雨说,中华文明成熟的标准包括文字、城市居住和金属冶金,而炎黄两帝时期,中华文明正处于成熟之前的准备期。炎帝、黄帝曾在汶上进行谈判、较量、战争等活动,是他们的落脚地之一。“所以我来汶上,最关心的就是这里的金属冶炼业。”
“除此之外,汶上县还是孔子实施仁政的‘实验室’。”余秋雨说,孔子曾在汶上县任中都宰,他在这里实施了所倡导的仁政,这里的人们较早地感受到仁政的实惠。“孔子是闻名世界的哲学家,他的思想侧重于社会建设,和世界哲学的标准有所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像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
而汶上为什么重要呢?余秋雨对此表示:“在世界历史长河的发展中,中国没有缺席。而讲的再彻底一些,在中华文明成熟前的准备期,汶上也没有缺席,而且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王立群:想要扩大影响力,需酿好“三坛酒”
汶上县如何利用好手中的现有资源,做大做强太子灵踪文化节?“汶上县太子灵踪文化节目前知名度有限,若要想做的更好,需要酿好‘三坛酒’。”河南大学教授王立群说。
王立群表示,酿好“第一坛酒”就是要做好论坛,邀请相关的学术团体,由全国性的学术组织主办,发动全国学术界来探讨佛牙的来历等。这样的学术团体,人数不一定要多,但要有足够的话语权。
“而酿好“第二坛酒”,就是是多办名家讲坛,现在汶上县已经开始尝试。”王立群说,汶上县需要多邀请一些知名学者、文人来汶上,通过学术途径,将汶上县的佛牙文化领入一个新的高度。
“最后这坛酒就是影坛。”王立群说,比如河南省登封市,拥有众多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无论是哪一处文物遗迹,都比不上嵩山少林寺的影响大。“正因为很多相关影视剧的影响力,使得少林寺名扬海内外。影视剧的传播力量巨大,汶上县应该把握住这坛酒。”

记者:孔子曾在汶上任中都宰,他为官、为师方面的内容,史书上记载的很详细,能不能说说您心目中的孔子?
王立群:在孔子为官、为师方面,《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家语》中有详细的记录。在我查阅的文献中,也很少见到有关孔子发展经济方面的资料。他想成为一名政治家,但是他未做成政治家。他曾为官,但是后来做了一名教师,他的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他还是一名好编辑,他用六年多的时间,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作《春秋》,做了很多整理典籍的工作。“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他较早地认识到文字记载的重要性,通过文字记载,他的思想才传承下来。而有的诸子的思想,由于文字记载较少,他们的思想就逐渐失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