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黄河 段景波 摄

洛阳白马寺 曾宪平 摄

洛阳伊河大桥 刘冰 摄

郑州黄河风景名胜区 本报资料图片

上善若水说郑州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上，江河哺育着城市文明。作为水源，黄河对河南是最慷慨的。“八大古都”中，黄河哺育下的河南古都就有安阳、洛阳、开封、郑州四座。从这个意义上说，河南省会郑州也是黄河的赠礼！

食为民天

民以食为天。粮食和吃饭问题，自古以来就是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百姓关注的大事。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郑州，则是哺育我国早期农耕文明的核心区域。

一年一度，在新郑市都会举行场面宏大、仪式隆重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印证着黄帝与郑州的密切关联。

4700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人文始祖黄帝在新郑的轩辕之丘出生，后来轩辕黄帝成为中原一带有熊部落的首领。黄帝部落的迅速崛起，引起另外两位部落联盟首领的不满，其中一位是炎帝。炎帝是活动在黄河中游关中平原、渭水流域的部落联盟首领，他想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中原地区。于是，黄帝与炎帝就在阪泉之野（今河北涿鹿东南），进行三次大的决战。最后，黄帝战胜炎帝，统一了黄河中游地区。

统一后的黄帝又要面对另一个部落联盟首领蚩尤的挑战。蚩尤生活在黄河下游，是以狩猎、捕捞为主的东夷部落联盟首领，善于格斗。黄帝曾经在与蚩尤作战中，“九战九不胜”。怎么办呢？

黄帝采取了两个办法：第一，打持久战。黄帝部落地盘大、人口多，利于打持久的消耗战。第二，在粮食上做文章。《新郑县志》记载：“地居土中，物受正气。”这里位于国土中部，气候适宜、四季分明，宜于农耕、宜于人居。加上黄河冲积所形成的肥沃土壤和临近黄河的优越灌溉条件，于是，黄帝亲自教部落成员“艺五种，抚万民”。“艺”就是“种”的意思，“五种”就是“五谷”，是我国早期基本的五种粮食作物：黍、稷、菽、麦、稻。黄帝利用黄河中游良好的农耕条件，教百姓种植五谷，发展生产，解决百姓基本生活和军需用粮问题。经过长达三年的战争，黄帝战胜了蚩尤，实现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统一。

智慧的先民选择了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发展农业，使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为我国农耕文明的发源地。

此后，夏都阳城（今郑州登封告成镇），商代亳都（今郑州商城遗址）、隞都（今郑州市石佛乡小双桥村），以及两周（西周、东周）时期的郐国、虢国、郑国、韩国等诸侯国的都城，都位于今郑州市区附近，使郑州成了我国先秦时期一个规模庞大的古都群。郑州是名副其实的大古都。

商通天下

郑州有两处商都遗址，分别是商代早期的亳都和中期的隞都所在地，让人不禁把郑州与古代商业联系在一起。

商代人善于经商，现代人所谓的三商，即“商人、商业、商品”就起源于商代。而郑州借助于其位于天下之中的区位和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网络，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商业中心之一。商代的郑州人是如何经商的，历史上并没有留下确切的记载，而康百万庄园则是郑州作为商业都会的实物见证。

康百万庄园位于郑州市以西的巩义康店镇，是明清时期康氏家族聚居地。明代中期，康氏家族从贩盐开始发迹；清代时康氏家族又介入造船业、土地买卖等，财富迅速增加。最排场的时候，康家从事贸易的船只行遍六河，即洛河、黄河、运河、泾河、渭河、沂河，船只3000艘左右；拥有土地遍及鲁、陕、豫三省八县。当时，有一句民间谚语形容康家的富有：头枕泾阳、西安，脚踏临沂、济南；马跑千里不吃别家草，人行千里尽是康家田。康家成了名声显赫的“中原第一家族”。这个富有的家族之所以被称为“康百万”，与清末的慈禧太后有关。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带领少数大臣仓皇逃亡西安。1901年，清政府与八国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联军撤走。得到消息后，慈禧和光绪准备从西安返回北京，他们选择了经河南回北京的路线。河南巡抚松寿得到消息，打算好好招待一下他们，但国难当头，河南境内连遭水旱灾害，松寿根本拿不出多少银子，他想到了康氏家族。最终，康家首先出资100万两白银，用于整修河南境内的道路、修建慈禧和光绪的行宫，供给慈禧一行在河南的饮食、住宿等一切花费。同时，又向慈禧和光绪捐赠100万两白银，作为他们回京的川资路费。康家如此慷慨捐助，让慈禧深感意外，不由感叹：“想不到此地还有这么一个百万富翁！”从此，“康百万”的名声就在各地传扬开来。

虽然郑州自古就是群雄逐鹿之地，但是战火并没有伤害到康百万庄园，而今依然保存完好。庄园建筑，以寨上主宅区为核心，向寨下其他区域以扇形展开，建成功能不同、形式各异的院落群体。深宅大院，重脊高檐，垂花门楼，曲廊点缀，移步换景，妙不可言。庭院建筑基本属于豫西地区典型的两进式四合院，各类砖雕、木雕、石雕华丽典雅，造型优美，被誉为中原艺术的奇葩。

庭院深深，幽雅宁静，徜徉其中，不仅可以想见当年康氏家族的无限风光，更可以联想到郑州在历史上独特的商业地位。

上善若水

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曾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黄河之与郑州的关系，是这一道理的生动诠释。

以郑州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农耕文化，奠定了中华文明的根基。农耕时代，以郑州为核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按照“春耕、夏耘、秋收、冬藏”时间节律安排自己的生活，用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业生产。久而久之，中华民族不仅把很多农闲时节当成了节日，比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享受五谷带给人们的快乐时光；而且迷恋上了看似平淡却有滋有味、田园牧歌式的农耕生活，产生出对于和平的挚爱。农耕文化影响到政治、宗教、哲学、艺术等各方面，甚至渗透到了国民性格。

以郑州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商业文化，构成了中华商业文明的主体。利用中原地区便利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网络系统，商祖白圭、商圣范蠡、儒商端木子贡、营国巨商吕不韦、天下闻名的康百万家族等，不仅以他们的智慧成为富甲天下的巨商大贾，并以他们的行为奠定了基本的商业伦理和道德，在历史上留下美名。

千年帝都话洛阳

洛阳地处“天下之中”，通过伊洛河与黄河相连。在黄河母亲的哺育下，洛阳曾经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炀帝）、唐（武周）、后唐等的都城，素有“千年帝都”“牡丹花城”的美誉。在长达1000多年的建都史上，古都洛阳留给中华文明的珍贵遗产数不胜数。

狮子入华

在洛阳白马寺的门前有一对石狮子，在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中，也有数量众多的狮子雕塑。

狮子受到人们的普遍崇拜，狮子文化在我国无处不在。可是，狮子是外来物种，中国本土从来就不产狮子。而黄河古都洛阳，曾经见证了第一只来自西域的狮子。

第一次狮子入华的记载出现在《后汉书》中：“月氏国献师（狮）子”。东汉章帝章和元年（87年），为了加强和中原王朝的外交关系，月氏国派遣使团，沿着丝绸之路向东汉王朝的都城洛阳，进献了一头金毛狮子。狮子是一种生活在热带地区的大型猫科动物，100年以前主要生活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在亚洲，狮子主要分布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阿富汗一带。月氏国控制着阿富汗和印度北部，那里生活着大量狮子。以前，中国人都把老虎称为“百兽之王”，而比老虎更高大、更威猛的狮子的到来，在洛阳引起了巨大轰动。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由此走入中国人的民俗生活。以后，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时期，都有西域国家向中原王朝贡狮子的记载。

就在狮子入华20年以前，汉章帝的父亲汉明帝，在永平十年（67年）的一天夜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个金人身高丈六，头顶白光闪闪，在殿庭飞绕。次日早朝时，汉明帝把这个梦告诉大臣，让他们解梦。大臣傅毅说，陛下梦中的那个金人，就是西方的“佛”，即释迦牟尼。这是释迦牟尼佛向您托梦，您把佛迎到洛阳，佛祖就会保佑您和汉朝的江山社稷和平安宁。汉明帝听后，就派遣蔡愔、王景两位大臣远赴西域去求佛。两人西行到大月氏国，遇到两位印度高僧摄摩腾与竺法兰，盛邀之下，两位高僧到中国传播佛法。

在都城洛阳，摄摩腾与竺法兰受到了汉明帝的热情接待。为了安置释迦牟尼金人佛像、佛经，汉明帝敕令在洛阳城西门外修建一座气势雄伟的寺院，供两位高僧居住和传教。由于一路上都是两匹白马驮着佛经与佛像，汉明帝就把建成后的寺院命名为白马寺。这是我国内地第一座佛教寺院，被尊称为佛教祖庭。

古代印度和月氏国相邻，都有狮子。狮子也被印度人当作“百兽之王”，备受崇拜。公元前六世纪佛教产生以后，佛祖释迦牟尼被喻为“人中狮子”“大狮子王”。印度人还把佛的讲经说法比喻为“狮子吼”，把佛的坐席称为“狮子座”。人们信仰佛教，自然崇拜狮子。佛教传入中国后，狮子文化也随之逐渐深入人心。

狮子作为一个本不属于中国的外来物种，通过黄河古都洛阳进入中国后，深深融入到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里，在民间文化中，具有避邪御凶、决断是非、招财纳福等神性，成为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一段佳话。

洛阳纸贵

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四大发明，被誉为中国古代科技宝库中的四颗明珠。这四大发明中，印刷术、指南针和火药成熟于北宋建都开封时期；而造纸术成熟得最早，是在东汉建都洛阳时期。

在造纸术发明以前，中国人曾在甲骨上写字，留下了甲骨文；也曾把竹片、木片以及丝帛作为书写工具。到了东汉，洛阳王宫里面有一个主管皇宫制造机构的宦官叫蔡伦，他总结了秦汉以来的各种造纸技术，利用树皮、旧渔网、破麻布等，发明了纸，被称为“蔡侯纸”。造纸术的发明改变了中国人的书写方式，使中华文明前进了一大步。

西晋时期，洛阳文学家左思，构思十年，写成脍炙人口的《三都赋》，描写蜀都成都、吴都南京和魏都邺城。《三都赋》写得传神，人们争相抄阅，京都洛阳的纸张供不应求，一时间全城纸价大幅度上升。“洛阳纸贵”这个典故成为中国文学史、科技史上的一段美谈。

后来，造纸术等四大发明随着丝绸之路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世界文明和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家在河洛

在福建泉州，有一个晋江市，晋江上有一座洛阳桥，晋江市里还有一个洛阳镇。这仅仅是巧合吗？

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自古就是战乱最频繁的区域。战乱造成社会动荡、经济凋敝，在战争前后，会有大量人口向东南地区逃亡。中原人之所以选择逃向东南，而没有向北方或西北方大规模迁移，一是水陆交通便利。以洛阳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便利了南北之间的往来。二是因为南方地域广阔，相对比较富庶。人们沿着大运河向东南方向迁移，部分人迁移到安徽、江苏、浙江一带，或是翻山越岭去往福建，甚至漂泊海外。

西晋末年，政局动荡不安，战乱频仍，很多洛阳人沿着大运河向东南迁徙，翻山越岭逃到福建晋江一带。但他们都怀有深厚的“中原情结”，把南安江改名为晋江，把晋江上修的桥叫做洛阳桥，把他们聚居的镇命名为洛阳镇，表明他们祖根在河洛。

历史上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我国产生姓氏最多、也是外迁人口最多的地区，在很多人心目中，他们对于中原地区的记忆和眷恋从没有改变。古代还曾经流传一句话：“生在苏杭，葬在北邙！”北邙自古就是一块风水宝地，是帝王将相、有为之士死后长眠之地，是人们对天下之中的洛阳这个祖根之地的生死眷恋。这种复杂的感情日积月累，沉淀为深厚的“中原情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

根在河洛，老家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