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木茂盛、秀美幽深的琅琊山，有一酿泉从山峰之间倾泻而出，在曲折的山路蜿蜒。泉上架一座亭子，名曰“醉翁亭”。亭中，宾客络绎不绝，山肴野蔌杂然而陈，觥筹交错间，宾客投射下棋，乐在其中。在喧哗欢乐的众宾客中，有一人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那便是与民同乐的“醉翁”太守欧阳修。

虽曰“醉翁”，我却认为他是嘈杂人世间最清醒的人。《宋史·欧阳修传》记载其为人“论事切直”，“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故“人视之如仇”。他与范仲淹推行新政，想要大刀阔斧地改革臃肿的人事制度，动了保守党的“奶酪”，因此被保守党所恶。庆历五年（1045年），推行“庆历新政”的范仲淹、韩琦、富弼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论辩，被保守派以莫须有的罪名攻击，朝廷最终宣布将欧阳修贬为滁州知州。滁州是“穷山荒僻人罕至”之地，“滁山不通车，滁水不载舟。舟车路所穷，嗟谁肯来游。”初到此地，谁都会有失落之感，欧阳修也是如此。此刻，他的内心是落寞甚至是愤怒的，性情直率的他，写下《憎蚊》：“虽微无柰众，惟小难防毒。”表达对政敌迫害自己的不满，对其卑鄙行为的不齿与憎恨。

欧阳修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身处逆境，他始终保持着一种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仍有与花相悦的从容。在滁州，他置身山水之间，在桃花源般美丽的景色和淳朴的民风民情中，与民同乐。“修之来此，乐其地僻而事简，又爱其俗之安闲”，他与百姓同游琅琊山，共饮酿泉酒，“饮少辄醉”，此刻的他是醉了，醉倒在美景中，醉倒在安然自得的情绪中，醉倒在百姓幸福快乐的心情中。但醉翁之“醉”是暂时的，“醒”却是永久的。他愿意“醉”，醉于山川之美，使一切污浊被山间清流碧溪洗涤，让内心平和；可他又不愿“醉”，他不似陶渊明般隐逸，他不愿借酒和美景逃避现实，所以他是“醒”的。他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相契合，即使身处偏远之地，也不忘本心。

在滁州，他“不求声誉，宽简而不扰，故所至而民便之。”他将之前改革时的理念运用到治理滁州上，推行宽简之治，曾亲自参加民众的赛龙、赛神、祈雨、祭祀等活动，将滁州管理的井井有条。庆历七年，在给梅尧臣写的《梅圣俞四十六通》（二十）中，说道：“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字里行间，都饱含着对滁州生活的喜爱和对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生活的欣慰。

滁州之贬，并不是欧阳修人生中第一次被贬，在这之前，他还被贬到过夷陵。被贬夷陵县令后，他看到前人慷慨直谏时不惧生死，可被贬谪后却受不了荒郊野岭的凄凉，写一些不能忍受困境的愁苦之字，即使韩文公也未能免俗，鉴于此，他告诫自己要尽力避免做一个因困顿而唉声叹气的庸人。这次被贬滁州，欧阳修虽有不满，但并不消极避世，他仍然坚守自己的行为准则，写下《滁州谢上表》以示自己“永坚不转之心，更励匪躬之节”。可见他是清醒的，在他身上，能看到文人士大夫那种以天下为己任，虽九死犹未悔的人格品质。

欧阳修自号“醉翁”，却有着一颗清醒的心。正如曾巩在《醒心亭记》中所言：“一山之隅，一泉之旁，岂公乐哉？乃公所寄意于此也。”“醉翁”不是醉醺醺的苍颜白发之翁，而是能在历经沧桑后暂醉，醒来仍乐观处世的旷达之人。“醉翁”的醉与醒之间，蕴含着如朗朗明月般的智慧，始终给后人以启发。

（作者系文学院2019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