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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百年|事成于人,人成于学----百十年前一则正能量满满的《公启》

【新闻作者:王守中  来自:  已访问: 责任编辑:马洁 】

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1912年2月12日清帝发布退位诏书、2月15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共和政体建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912年4月29日,《大中民报》头版刊登《筹备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启》:

图一筹备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启

百十年前的《公启》,至今读来仍然让人热血沸腾:

为什么要发布《公启》?因为“共和国成立,民国肇基,河流嵩峡间黯然无色之老大河南,亦将随之焕然一新,变为美丽庄严之乐土也乎?吾窃喜望之,而未敢信也”。怎么会“未敢信”呢?“何问事成于人,人成于学,平日之学不足以陶冶人才,而欲有人焉,足以遣大授艰,无不世之伟勋,造自由之真福,盖亦难矣。”把事情做成要靠人,人需要培养,平日里没有悉心培养,哪会有经天纬地之雄才?“夫当今之世,普通之识人人宜有,而其担当大事,则非有世界知识及专门知识,必不能胜任而有功。”在这样一个新时代,担当大事者,必须有广阔的眼界和专业知识,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确是“非无人才教育或有其名实乃凋敝疲顿不足铸造英豪”。清已亡,民国肇基,教育却“凋敝疲顿”,需要改革,需要跟上社会的形式、满足社会的需要。“夫国之强,强于学,一省亦然。河南学战之战阙员,既不能与各国相角逐,复不能与各省相角逐。”进一步强调,国家富强须教育先行,学战阙员,必然无法参与到竞争中去。解决人才欠缺的“根本之救治法若何?是非多遣留学欧美,以造就真才不可。”欧美强盛,我们应该多多派遣留学生去向人家学习,所谓师夷长技:“夫文明先进国之政治、学术、技艺足以师我而益我者夥矣。从而求之,则世界知识、专门知识,皆于此吸取焉。出而乞诸邻邦,归而飨诸祖国,其有裨于民智、民德、民力、民权、民生者必多。”况且,“东南各省先我着办,成效亦最著,及今而仿行之,已落人后,然尚可为也。”东南沿海各省已经这样做了,而且成效显著,我们也应该立即行动起来,如若“不然,留学无人,则真文明无其导线,真事业无其原质,后此共和国之河南各个人、各社会,犹是前此专制国之河南各个人、各社会,以之入政治竞争、文化竞争、经济竞争、生存竞争之场,必永无河南人之立足地”。“黑暗复黑暗,长夜何时旦。”难道说“我父老兄弟 ,纵不为一己之人格、人权悲,独不为后世子孙怜乎?”忧国忧民之心跃然纸上!“虽然,留学急矣,非外国语言、文字及普通科学具有根底,则糜费多,而收效难。”派遣学生出去留学,需要具有人家的语言文字根底,要不然留学就会“糜费多,而收效难”。那么由谁来培养留学生的语言文字及普通学科根底呢?现有学校改良行不行?不行,因为他们“迟钝、腐靡,不足养成留学资格固矣”;送学生去天津和上海学习行不行?不行,因为“人寡而费巨”。所以,“此预备学校所以不能不专设也”。我们要眼光远大一点,立意高远一些:“百年之计端在树人,亡羊补牢,晚而未晚”,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特是事体重大,经费维艰,仁人君子,有以救不光荣、不名誉之河南为念,而热心赞助解囊相予者乎?馨香视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建立是百年大计,希望得到仁人君子们热心相助,馨香视之!

从《公启》可以深深感受到,在那个大变革时代,教育界一批有识之士胸怀之广阔、抱负之伟大。

《公启》的发起人是林维镐、林襄、刘鸣晟、王敬芳、龚肃健、房瓒先、王印川、万鸿图、刘名勋等九人。

图二筹备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公启发起人

林维镐,字新武,当时的河南省商城县南溪乡人,前清秀才,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曾任律师,民国时期河南省首届议会议员。林维镐曾带领两个侄儿林琴舫、林襄在南溪林氏祠创办新式学堂“明强学校”,并任校长。

林伯襄(1878年-1956年),字襄,当时的河南省商城县南溪乡人。曾入河南优级师范、中国公学学习,1908年回乡在叔叔林维镐兴办的明强学校任学监。1910年。他应邀到开封,受聘为河南优级师范教习。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被任命为提学司科长。

王敬芳(1876年-1933年),字抟沙,河南巩县人。清光绪王寅科举人,1904年留学日本,1907年与秋瑾、姚宏业、于右任等在上海筹办中国公学,开创了中国民间自办新学的先河。1913年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7年与胡石青创办《新中州报》,1919年又任中国公学校长。1922年任中州大学(河南大学前身)董事,同年任陕西宣抚使。他曾担任中原煤矿公司和福中公司的经理,也是河南福中矿务学校的主要创办人。

王印川(1878年-1939年), 字月波,河南修武人。清光绪举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1911年从日本回国后任河南高等学堂教务长。民国期间历任国会众议院议员、统一党理事、《国权报》主笔、众议院秘书长、参政院参政、总统府顾问,1920年任河南省省长。1929年任赴苏谈判代表团秘书长。1934年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1937年离职后闲居。1939年因拒绝任伪职,在天津绝食而死。

万鸿图(1885年—1960年),字仞千,河南邓县人。毕业于上海中国公学、私立北平中国大学。1913年任参议院参议员,1916年、1922年两次恢复国会时均任参议院议员。曾任两淮盐运史、凤阳关监督、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行政院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行政院政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

除了上面列出的9名发起人之外,还有3位尽管名字不在此列,但是他们对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成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位,陈善同(1876~1942年),字雨人,河南信阳人。1903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擢大理院推事、都察院御史、资政院议员等职。1912年任河南提学使兼河道使,1918年任实业厅长,1920年9月任财政厅长,1923年2月任河南省河务总局局长,1927年1月任河南省省长。

第二位,李时灿(1866—1943),字敏修,河南汲县人。1892年中进士。曾任刑部部曹。1898年,与王锡彤等人创办“经正书舍”。1906年,因其在河南教育界的崇高威望,被任命为河南学务公所议长,并公推为河南省教育总会会长,协同提学使掌全省教育行政。1907年创办河南法政学堂(今河南大学法学院前身)和中州公学,并被公推为中州公学总办。同年主编《河南教育官报》。1912年9月又主编《河南教育公报》,1913年1月19日任河南教育司司长。在任河南学务公所议长和河南教育司长期间,主持制订河南教育大计,提倡普及教育、义务教育,提倡新学,要求教育合乎社会之需要,号召创办师范、法政、实业、工艺等各类专业学校等。在他创办的学校里,皆开设中、西课程。为推动河南教育事业的发展,他还主编《河南教育》杂志,自任社长。李时灿一生治学勤奋,著作甚丰。

第三位,张镇芳(1863年—1933年),字馨庵,河南项城人。清光绪进士。历任天津道、长芦盐运使、湖南提法使、直隶总督(最后一任直隶总督,尽管时间很短)等职。1912年任河南都督兼民政长。1912年8月,曾为家乡捐银六万两开办“百冢铺师范学堂”。

为什么说这三位对预校的成立至关重要?我们先来看当时政府的教育管理机构设置:1906年河南设提学司。1912年3月,民国政府循清制保留提学司,提学司的办事机构为学务公所,下设总务科、专门科、实业科、图书科、普通科、会计科。1913年1月,政府颁布《划一现行各省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规定省行政公署下设教育司。河南行政公署教育司内设四个科和视学4名。陈善同为提学使,李时灿为学务公所议长,这二位当时身负河南教育管理和教育规划之大任。正由于职责所在及其为人才兴国所进行的长远谋划,所以他们连同其他人一道,在1912年的春天四方奔走,倡议效法欧美、引进西学,谋求强国富民之道,力主在河南创立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这一构想得到了河南省都督张镇芳的支持。并且,多人认为,建预校一事当时还得到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也有可能: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主张“教育为立国之本”,设立了学务处(后改为学校司),主持举办新式学校取代旧式私塾;袁大总统是河南人,张镇芳又是袁世凯兄嫂之弟,张与袁沟通方便,征得袁的同意岂非更加顺理成章;况且创校又非小事,在当时要创办这样一所学校,报请当时的中央政府批准、获得支持也属正常。

1912年8月,张镇芳提议,河南临时议会议定:创建“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择定开封铁塔以南、中国科举考试的终结地“河南贡院”为校址。经陈善同举荐,委任林伯襄(林襄)为校长。

图三 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大门

1912年8月25日至9月2日,《自由报》连续发布了《河南提学司招考留学欧美预科学生广告》,广告介绍了学校的办学宗旨、招生对象与条件、学习年限与收费标准,以及报名时间与办学地点等。

图四河南提学司招考留学欧美预科学生广告

河南预校招生的消息迅速传播,众多学生从四面八方赶往开封,报名投考的有1000多人,而录取名额仅120人,但不少资料显示,当时实际录取140人,也就是说扩招了20人。

辛亥革命胜利曙光催生的一所新式学校,开始迈上了人才培养、兴国富民的漫漫征程。

录入时间:2022-05-09[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