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8日下午，可敬可爱的刘思谦老师永远离开了我们。

文学院很快就收到大量纪念文字：刘思谦“自新时期伊始，她在新时期小说研究，现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等方面，潜心耕耘，努力开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突出的建树，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事业和学科建设做出了自已的重要贡献”（白烨）；“她以深厚的理论素养、敏锐的学术眼光、独具的性别视野，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乔以钢）；“她是我敬慕的先辈学者，是中国女性文学研究光荣的拓荒者”（季红真）；刘思谦“是新时期河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为河南在全国文学界地位的确立，为中原作家群的发展壮大贡献卓著”（何弘）； “刘思谦教授的独立人格、治学精神，一直是无数学人的榜样。她在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方面的开创性工作，更是极大丰富了中国文学研究的生态”（李洱）；“她是激情与学理并重、文坛与讲坛兼长的出色学者，是河南大学文学研究队伍的令人尊敬的师长，是现当代文学学科大树的辛勤培植者”（孙荪、王守国、孙先科）。

认识刘老师，是在二十几年前的一个下午。那天她做一个关于女性文学的报告，讲的什么内容，现在想不起来了。留在记忆里最深的，只是一个激情澎湃的姿势。富有冲击力的语言，后浪推前浪般地，不停地撞击着你的心田。在场的所有人，都被牢牢抓住。坐在前边的一个女研究生，身体不停地颤抖，想是被唤醒了女性的主体意识。演讲结束后，全场响起异常热烈的掌声，两位女同学献上了很大很大的两束鲜花。掌声渐渐平息，刘老师也渐渐平静，回到了日常生活中来。

在1980年代，刘思谦老师就是凭着这种激情和锐气，高举着“人的文学”的旗帜冲锋陷阵，既赢得阵阵掌声（“三大女批评家之一”），也遭致不少的质疑和责难。而后，她转向了女性文学研究，为开创女性文学学科付出许多的心血和汗水，成为国内女性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她反复说自己是一个坚定的人文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多方觅取资源，不断在二十世纪文学中寻找被压抑的自由之声，寻找与历史以及与当代生活对话的可能性。在我向她求学的那些年，她又把目光转向十七年文学，一部部地重新细读那些尘封已久的作品，发表相关的研究文章。那几年，我多次把自己购买的关于十七年文学的专著呈送给刘老师，她在每本书上用红笔、黑笔勾画，标注自己的想法。年高体弱而仍能在学术上孜孜以求，着实让人感佩。

刘老师很单纯，对读书写作很着迷。有好几次，在河南大学仁和小区的路上，看见她慢慢地走着，手里拎一个小袋子，里面通常是一只烤红薯，或两穗熟玉米，好像在思考什么问题。赶紧跑过去问好，但谈不了几句话，总会转到某某又发表了一篇什么好文章，某某又发表了什么怪论，某某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应该如何如何如何。她谈的很专注，声音很高，过路人驻足观看，她也毫无所知。这种对学术的执迷，使她不屑于通过学术以外的资源获取学术的认可。她的学术影响，是真正建立在学术的深度和思想的穿透力基础上的，她的文章有很高的引用率，有很多的共鸣者。这一点，是实实在在、作假不得的。

刘老师对学生很严格，丝毫不讲情面。十多年前研究生扩招，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就业压力很大，要求每个学生心无旁骛地埋头读书写作，是很困难的。刘老师绝不降格以求，她恨不得把每个学生都引到学术前沿去。在开题和答辩中，她的眼里容不得任何非学术性的内容，对于学术价值不高的选题，她会直言不讳地彻底否定掉，经常把学生搞得很难堪，事后学生找到了有价值的选题，又会对刘老师充满感激。

刘老师喜辩论。当你试图质疑她的历史判断和学术思路时，她总会细细地倾听，一言不发地看着你，然后在不经意间突然调动各种资源（她所掌握的史料，她的生活经验，她同辈人的生活遭遇等等）展开反攻，把用激情、历史细节和人生经验织就的大网向你扑头盖脸地撒过去，然后一条一条地条分缕析，和你展开辩论，不把你挤到墙角决不罢休——但她又绝不希望你缴械投降，反而鼓励你再去寻找新的论据和她辩论。她说：我有我的人生经验和历史记忆，你们有你们的人生经验和历史记忆，我希望你们尊重我的和我们这代人的生活经验和历史记忆，但不希望你们盲目地跟着我们走，我希望我们能在对话中丰富对于历史、对于当代生活的理解。

我2004年至2006年师从刘老师从事博士后课题研究。我知道，她内心从来就没有认同过我的观点和思路，她一定认为我是个喜欢“使别劲”的学生。坦白地说，我也从来没有认同过她的观点和思路。我一直觉得，以某种理想去批判和清理历史的创面，无论这种理想多么美好，都会成为进入历史的障碍。那些年，刘老师带着研究生阅读了大量西方的哲学、史学著作，她一直在不断地完善对人的理解，完善对女性的理解，并把自己的理解投入到对历史的思考中。而我则一直想从制约人制约女性的外部关系进入对历史的思考，想看看在背离老师的路子上究竟可以走多远。那些年，我写的几乎所有文章中，差不多都有一个辩论的对象，那就是敬爱的刘老师，是刘老师的观点从反向激活了我的许多思考。

2005年，第七届全国女性文学研讨会在河南大学召开。刘老师在认真筹备会议的过程中，找我们几个青年教师谈过一次话，希望我能把自己对女性文学的理解写成文章，争取能够在会上引起一点争鸣。我很紧张地投入了思考，把平时与刘老师辩论的零星想法进行了整合，把所学的马列、西马的理论全部都用上了，全力批驳以刘老师为代表的女性文学研究的思路，最后完成会议论文《近十年女性文学研究思路批判》（后刊《学术月刊》），4月24日收到刘老师的评阅意见，她很明显感受到了我的挑衅，评阅意见也不是十分的冷静：

“题为‘近十年女性文学研究思路批判’，却基本上脱离女性文学实际，从先在的、缺乏合理性的经济决定论、政治决定论思路批评女性文学研究的人文主义思路，对主体性、启蒙、现代性等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词充满了偏见，而且由于对这些“偏见”缺乏学理上的论证，未能将‘偏见’转化为‘合理性偏见’，恐怕很难引起‘争鸣’。”

没想到在会议上，这篇不成熟的文章引发了激烈的争鸣：许多学者纷纷上台发言对我进行批驳，个别学者情绪非常激动地对我进行声讨。也有不少长者安慰我说我讲的有道理，只是有点尖锐了，有的虽然不同意我的观点，说上帝都允许青年人犯错误。因为这件事，我和许多女性文学研究者保持着多年的联系。刘老师事后又看了我的文章，没有再彻底否定，却到处表扬我，说能引起争论很好，只有在争论中彼此的思考才能往前推进。由此我更为敬爱老师，认识到老师对学生其实是很宽容的，当然前提是学生在认真地思考问题。

刘老师移居郑州之后，我们逢年过节去看望，她最大的苦恼是身体状况不好，反复地说还有许多写作计划没有完成，还想写什么，还想写什么，并让我们看她在写作中的手稿。有一次，她听说我开始参与学院的管理工作，开玩笑说你怎么也当官了？她在平常的谈话中向来是对“官”没有好感的！最后一次见面，她已经不认识我了，偶尔清醒时，能够感觉到她想起了我是谁。在她先生赵明和老师的帮助下，她艰难地在《刘思谦画传》上给我签上了名，手不停地在颤抖。那一刻，一阵悲凉涌上了我的心头，眼睛有点湿润，以后恐怕是很难再与刘老师辩论了。

而今，是永远再也没有机会与刘老师对话了……

责任编辑：史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