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三十年前的1983年9月，我从偏僻的西北乡村来到河南师范大学也即后来恢复校名的河南大学中文系，师从任访秋先生、赵明先生和刘增杰先生，攻读中国现代文学硕士学位。任先生的博通、赵先生的严谨，当然都给我们一帮学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刘先生当时年当四十五十之间，按那时的说法他还是“中青年学者”，实际上代任先生主持系务，而为人宽厚和蔼，所以在三先生中，我们这些学生请教较多而且觉得比较亲近的还是刘先生。我们那一届研究生，李天明兄、章罗生兄来自湖南，我来自甘肃，出自河南本省兼本校的只有袁凯声兄，再加上一个来自天津的进修生张宜雷兄。毕业后有三人回原籍工作，留校的是凯声兄和我，凯声兄后来调到郑州，我则在外念书四年后又回到河大工作十年，于2000年调走。回想在河大的十三年间，我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上受刘先生的教诲、鼓励和关照之多，难以尽述，此处摘叙一二亲历故事，从中亦约略可见吾师宽和仁厚、属意高远的为师为人之道。

“推着”学生前行的老师

从读硕士到读博士，我其实是被刘先生“推着”一步一步走向学术“前沿”的。

大概是1985年的后半年吧，我们该准备硕士论文了。对每个研究生来说，毕业论文无疑是最大最难的关卡。当时的我也不例外，所以很担心，生怕选题不妥、论述不慎，过不了答辩关。起初为保险起见，我曾经想做一个作家论，比如师陀或者沙汀，觉得这样的选题比较好处理一些，也比较稳妥而少危险。可是刘先生却再三鼓励我说：“不要那么谨小慎微啊。现在学术方法正在更新，你们师兄弟总得有人尝试做一个比较大的、比较新的题目，哪怕做得不很成功，也比走老路、轻易完成一个老套题目有出息啊。你何不试一试呢？”

正是在刘先生的鼓励和推动下，我才选取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艺术特征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而且也是当时公认的一个艺术难题——唐弢先生当年在香港演讲，曾经公开点将，希望有人能够解决它。而那时的学术界人士普遍地比较习惯于对文学现象的社会政治思想分析，在艺术的把握分析上则大都不知从何下手。所以我所能依赖的其实也就是自己平时喜欢乱读书，对中外美学思想、外国文学稍为熟悉，加上1985年前后学术界正兴起方法论热，视野渐趋开阔、思想渐为活跃，那些讨论也给了我不少启发，于是鼓足勇气，自己开动脑筋“瞎捉摸”，东拉西扯地开始“论”这个问题。由于一时拿不准，所以在开题报告的时候，看到四位师兄都胸有成竹、侃侃而谈，轮到我，我却对刘先生说：“我就不说了吧，我写好提纲给您看，可以吗？”这除了胆怯，也暗藏了我的小小的狡猾，就是不愿在师兄弟之间争胜。而刘先生欣然同意了。会后我把提纲交给刘先生。提纲大约有两万多字，刘先生认真审阅了，并于1986年元旦写了《读解志熙论文的断想》，让系办的秘书张福民兄送给我。这份“断想”既给我很大的鼓励，也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和建议，我一直珍藏着，现在就转录于此，从中可以看出刘先生当年是如何鼓励学生、因材施教的——

读解志熙论文的断想

（此意见供参考，并转任先生、赵老师参阅，修改时请以任、赵的意见为准）

一、本文已是基础比较好的初稿了，希望在修改一、二部分的时候，把三、四部分补出来。

二、论文试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我不能说你对新武器的使用已经纯熟精良，不是的，破绽仍可看出，漏洞也时有所见；但是，重要的是，新武器已显然表现出了比旧武器更大的威力，它对现象的解释已从表层向内在层次延伸。

三、论文本身也初步构成了一个系统。就像作者对于抒情小说的分析那样，论文似也不是线性因果关系，而是试图以多重因果关系或非因果关系来诠释。你的努力应该受到鼓励。

四、论文的语言犀利。语言的犀利反映了论文作者思维的敏捷、理论的厚度和认识的深入。当然，语言上的追求不应该只是犀利，决定论文质量的还在语言表述的准确性。新的术语的引进，如果不是对读者故意设置的障眼法，就是找到了表达自己的见解、深层思想和意蕴的新词汇、新构架了。你的语言显然属于后者。

五、我赞赏本文的成功决不是说它完美无缺。相反，论文的某些缺陷仍是显而易见的。以下问题，就是我读时偶然想到，希望作者进一步思考的：（1）要正确评价情节叙事小说、社会分析小说和抒情小说，不要为了强调后者而把前者说得一无是处。事实是，它们共同构成了我国现代小说的繁荣；它们本身的不同特征使它们得以相互区别，它们的相互吸收、渗透、借鉴又使它们分别受益。不适当的过分强调有时会适得其反。

（2）作为一个新的品种，抒情小说本身要克服什么障碍才能前进？这一品种在现代小说中的影响为什么长期并不理想，论文有时对此类问题应有所论及。

（3）如果说论文的语言水平处于同一水平线上，那是不客观的。我鼓励你在论文语言抒情化方面的尝试。语言的匆促之处折射了作者赶任务交卷的心态。语言的进一步提炼和净化，将是你面临的一项并不轻松的任务。

1986年元旦

想象那时的刘先生放下节日不过，却坐在那里认真诚恳地给一个年轻学生的论文提纲写“读后感”，真让人感慨万千。而先生的“断想”在热忱的肯定和鼓励之余，又委婉地提出了三条批评和建议，实在是切中肯綮、点中要害之言，及时点拨我不要因为偏爱自己的研究对象而走向偏颇独断，而应力求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更为深入地分析一个文学现象发展或受阻的深层原因，以及更准确、更仔细、更客观地使用学术语言，……等等。而今手泽如新，重读拜读，我想说这篇“断想”对我的影响不止于一时一地，而是终生难忘的，不仅仅关乎如何为学为文的问题，而且事关如何为人待人的问题。我日后亦为人师，每当不自觉地想有所懈怠或马虎之时，就会想起刘先生以及严家炎先生等老师当日待我的认真和热忱，是他们端正了我的为文以至为人的态度。前几天一位即将结业的博士后和我聊天——她在清华中文系的三年，一直兼为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和文艺学三个专业研究生毕业论文的答辩秘书——她感叹说：“解老师，在所有的老师中，你给所有的研究生所写的评语都是最认真、最全面的。”对她的这个表扬，我是愿意承认的，但我说，“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的老师对我的言传身教啊，我能还给学生的，其实远远不及我的老师之待我。”这是我的真心话。

此后的二稿、三稿交给刘先生后，他仍然认真地在1986年3月30日和1986年4月24日两次写出了阅读意见给我，此处不赘述。正是在刘先生的耐心和细心地指导下，我的论文得以逐步完善，最后在6月20日下午顺利答辩通过（这个答辩时间是最近看任访秋师的日记才记起的）。答辩是在老十号楼的一个大教室进行的，那个下午就剩我一个人做最后的答辩，所以时间颇从容，答辩气氛也很轻松，记得在答辩中间，刘先生还开玩笑地提议说，“给解志熙一支烟吧，让他过过瘾再讲。”答辩委员会的老师们都给这篇论文以较好的评价，但最让我觉得知心的还是刘先生的一句话——他说：“我觉得解志熙在这个题目上找到了他自己。”这话的意思，不仅是说我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题目，而且也点明了我之所以对这些现代作家的抒情小说感兴趣，归根到底是因为他们表现在其抒情小说里的那些徘徊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城与乡之间的矛盾情结，在我自己也感同身受，所以我解说起来也就情不自禁地融入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刘先生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的这句话要比其他老师的赞扬更让我感动和感激。

可能因为这个论文的选题、方法和观点比较新颖吧，所以答辩不久，论文的核心部分被《文学评论》采用，那在当时算是一件不大不小的喜事。其实就我个人来说，硕士论文的意义不仅在于完成、发表了一篇比较像样的论文，而且在于通过整个选题、写作、修改的过程，让我学会了怎样从事学术工作、找到了学术上的自我、获得了学术上的自信。而这一切都与刘先生息息相关——没有他的鼓励，我不会选那样的难题做毕业论文的，而没有他的点拨，我也未必能够顺利完成它。而差不多同时，我也考取了北京大学严家炎先生的博士生，算是“双喜临门”，记得关爱和师兄在为我高兴之余还善意地提醒我“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其实说到考博，那也非我所自愿，而同样是被刘先生“勉强”所致。我的个性是比较被动的、保守的、知足的，并没有什么学术上的雄心壮志，而且特别恋家，所以在硕士的最后一个学期伊始，就拜托我的现代文学启蒙老师支克坚先生，请他问问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是否要人，很快得到消息说，两个学校都愿意接受我。想到从此能够在家乡的高校工作、可以就近照顾家庭、帮助妹妹们上学，这在我实在是于愿已足而别无他求了。可是就在临近毕业的前夕，刘老师却恳切地对我说：“解志熙，你能不能留校工作，就算帮我三年忙，行不行？”这让我很为难，然而想想如果不是河大的几位老师的优容和培养，我恐怕还在乡下当孩子王呢，所以我还是同意了留校。而随后——大概是1986年的4月末吧，此时已决定我留校工作，而毕业论文也已完成，心里颇觉轻松，不料有一天刘先生却叫我去，要我报考北京大学严家炎先生的博士生，并且说他早已把推荐书寄去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并且也毫无准备，所以我心里并不情愿。见我犹豫为难，刘先生便激励我说：“你还年轻，来日方长，千万不要以我们这些当老师的水平为准，甚至不要以河南的水平为准，要向全国最好的水平看齐，到北京去读读书、见见世面吧！” 我就是这样被刘老师“逼迫”着、推动着去读博士的。不待说，这一步对我在学术上的长远发展，确是至关重要的，而倘若没有刘先生当日的激励和督促，我其实是不会走出这一步的，那也就未必会有后来的发展了。

“幸遇名师”这句话早成滥调了，而所谓“名师”似乎也被人们望文生义地仅仅理解为“有名之师”。其实，“名头大”的先生未必就一定是名师——有不少有名之师倒往往只把学生束缚在自己的学术范围之内，使学生不能别有开拓和发展，而像刘先生这样自觉地督促和激励学生超越自己的老师，那需要何等的胸襟和气度啊，这才是无愧为名师的导师！而正因为有刘先生以及任访秋先生、赵明先生给我打下的这个基础，所以我到北大之初，也就没有一般从外地考入北大的硕士生、博士生初来乍到时常有的那种张皇失措的不自信状态，而对一些北大自产的才子才女之妄诞自是、夸夸其谈，也不免暗自好笑。当然，北大的学术条件和北京的学术环境自是不错，严家炎师之严谨求实的学术态度对我的影响也至为深刻，而他也同样宽容地鼓励我在学术上自由探索。让我不喜欢的乃是那里的一些师与生之沽名钓誉、竞赶时髦、热衷虚荣的做派，其实不过尔尔而已。所以我很快就搬到校外去住，静心地做自己应做之事，既不参与任何热闹、也不去拜访任何名人，而安心地收视反听、独立思考感兴趣的学术问题。感谢刘先生等河大老师给我的底气，使我能够在北大保持一点清醒和从容。

主动“放飞”学生的老师

1989年末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次年1月答辩通过后，即给刘先生电话汇报、准备回开封，而刘先生为了让我稍为喘口气，说1990年的前半年就不给我安排教学任务了。这不啻给我了一个额外的机会，所以我决定继续留在北京，乘机再补看半年文献资料，为今后的研究多做点准备。就在那年盛夏的一个中午，我和刘先生居然在北京图书馆不期而遇。那天中午我抱着一大摞期刊穿过北图的大阅览室去复印台，根本没有注意别人，突然听见有人低声招呼我，回头一看是刘先生，原来他是乘暑假之机来北图查资料的。如此意外相逢，自然很高兴，但我们只简短说了几句话，就各自忙自己的事了。而我的补看资料几乎欲罢不能，快到预定上课的时候了，我才在9月末匆匆返回开封，从此开始了在开封的10年从教生涯。

在开封的这后十年间，我无论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都一如既往地得到刘先生的悉心关照。比如我的婚姻问题，就是在刘先生的暗中关照下解决的。工作负担也不重，我被安排在近现代文学研究室工作，担任的教学任务并不多，课余主要帮着带带研究生。职称问题更近乎意外地在1991年底“一揽子”地解决了——那既得益于省里刚开始实行的“破格”政策和学校领导特意让我去“钻空子”的命令，当然同时也得到了刘先生的关照。而颇可欣慰的是，在刘先生的开明领导和精心引导下，那时系里的人事关系相当和谐，学术气氛颇为浓厚，而学校对一些拔尖的青年教师，尤其是学成归来的博士们的待遇，也可谓爱护有加、竭尽所能。我自己因为归来较早、学术上略有成绩，所以确是很受照顾、占了很多便宜的一位。

不过，深受照顾的我也常常有所不安和焦虑。那不安和焦虑并非对生活和待遇有什么不满足，而是惶惑于今后的学术研究究竟何去何从。就我自己而言，已经形成了一种学术习惯，喜欢在充分占有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做一些原创性的研究工作，而问题恰在于，开封和河大什么都不少，独缺现代文献——当年的战乱，使原始的现代文学文献几乎荡然无存，新购的书籍根本无法弥补这个巨大的缺憾，那时的网络上也没有任何旧期刊。虽然按河大领导的说法，只要我待在河大就可以，写什么不写什么都不要紧。可是想想自己才刚刚三十出头，从此原地踏步甚或退步回去，实在难以安心和甘心。即如那时我正在从事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几乎全凭过去在北京的读刊笔记，而笔记毕竟不可能详尽无遗，并且引用时还需要找原刊核对，有些资料手头没有，只能拜托北京上海的师友复印，所以进展缓慢，自然不免焦急。如此情况短期内是无法改变的，然则长此以往，何以处之？所以心里颇为纠结。

因为不愿让老师为难，所以我的这些焦虑，当时并没有对刘先生说。然而就在1993年春初，我要出版一本论文集《风中芦苇在思索——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片论》，循礼请刘先生写序，而让我惊讶莫名的是，刘先生的序在表彰我的“信守合同”、回河大工作之余，竟然主动提出了在适当的时候还给我“自由”的想法——

无论如何说，河南与北京相比，学术环境总还是相差一大截。志熙回河南，分明有着对河南、对师友情谊的报偿。但愿这一感情因素不会成为对他的束缚。就长远来说，我还是希望还给他充分的学术自由，让他走自己愿走的路。

刘先生把这篇序的原稿特意复印了一份给我留念。老师为了学生的前途而想“放飞”学生的这份情谊、胸襟和气度，让我非常感动和震动。而次年夏在西安召开的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先生邀我去清华，有感于他的诚意，我答应了，但我后来却一直拖着未办，甚至不好开口与刘先生说此事，因为那时河大正在用人之际，我实在不好“独善其身”。这事被北京的一些师友听说了，不免为我焦急。最近翻检旧物，找到樊骏先生给我的一些书信，其中1994年11月12日的一封，就是专门敦促我尽快办理调动的——

我一再听钱理群同志说，你将调清华任教。前一阵，我还在打听你来了北京没有呢。现在知道你仍在开封。不知调动的事进行得怎么样了？……

为了你，更为了学科，我赞成你调清华。……

我能理解你在去留问题上的踌躇（如果换了我，也会这样考虑的）。贵校、贵系都有值得赞美之处。前年在你们那里开会，对贵校重视青年人才、贵系的融洽气氛，都留下很深印象。这些，自然都有利于工作，也让人感到温暖。但这些仍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上述的不利状况。我读了刘增杰同志为你的那本书写的前言（读了三遍），很受感动，觉得他虽然很矛盾，舍不得你离开，但也决不会阻拦你。当然，也可能正因为如此，你更为难。……总之，这件事早解决比迟解决好，拖着不办，最糟！

应该说，樊骏先生很准确地抓住了我当时踌躇不决的矛盾心态，而这矛盾其实是难免的甚至是必然的——老师待我以仁义，作为学生的我岂能掉头不顾而去啊。所以，1995年年底我致电徐葆耕先生，决意不去清华了。做出这个决断，虽然对清华颇觉抱歉，而在我自己倒也感到一身轻松了。后来，清华中文系又第二次约我，而河大现代文学学科的博士点也于1997年获批了，所以我在次年遂向刘先生第一次提出了调动的要求，刘先生慨然同意，学校则希望我再坚持两年，我也同意了。这样到了2000年初，我也就如约调赴清华中文系。

当然，我个人虽然离开了河大，但与刘先生及河大的精神联系、学术关联并没有断。而刘先生对我到清华以后的学术工作，也给予积极的支持和持续的呼应。记得2003年后半年，钱理群先生和我有感于现代文学研究界一些人喜欢搬弄话语、游谈无根的学风，想从文献史料研究入手多少有所匡正，于是决意该年年末在清华中文系召开一次小型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座谈会”，刘先生闻讯后积极赶来参加，给予了很大的支持。而就在那次座谈会上与会同人商定，在今后几年间召开三五次文献史料专题讨论会，持续予以推进。此后，北大召开了一次小会，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了一次大会，而河南大学文学院则在刘先生的倡议下，举办了两次规模不小、反应颇大的学术研讨会——“史料的新发现与文学史的再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献问题学术研讨会”（2004年10月）、“史料问题与百年中国文学转捩点学术研讨会”（2006年9月），那无疑是最为“给力”的。而刘先生自己则率先垂范，独自精心编校了《师陀全集》（2004年），此后他又深思熟虑，编撰出版了发凡起例、取精用弘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2012年），出版后很快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必备的专业参考书。“先生文章老更成”——最近偶然读到刘先生在今年《文史哲》第1期上发表的长文《论现代作家日记的文学史价值——兼析研究中存在的两个问题》，其视野之广阔、眼光之独到、议论之中肯，洵属现代文学文献史料研究的典范之作，令我既佩且欣、感叹不已。

最感欣慰的是在先生的晚年，我们师生俩竟不期然而然地有了一次愉快的学术合作。盖先生自编校出版了《师陀全集》之后，即自感时间仓促、有所遗漏，所以常思有以补之，正好我和我的学生裴春芳在那之后也陆续发现了师陀的一些长短篇小说及其他佚文，也曾报告给先生。待到去年年初《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脱稿，刘先生决意开编《师陀全集补编》，2月间乃来函征询于我。对先生再接再厉的精神，我深为感动，遂尽一月之力，校录出手头的师陀佚文交给他，而厚道的先生收到校勘稿后，于3月19日来函说：“这是一次难忘的合作，就署刘增杰解志熙合编吧。”其实在我自己，能够襄助先生完成夙愿，则于愿已足，何须列名呢，所以复函恳辞，然而刘先生来函解释说，他如此提议乃是为了纪念师生合作的缘分，所以要我“遵命！”明白了老师的心意，我只好“遵命勿违”了。当《师陀全集续编》于今年6月出版后，刘先生又来函说：“感谢师陀让我们有了这次愉快的合作。”的确，师生在学术上能够如此有缘合作，其实是不易幸遇之事。就此而言，我和刘先生一样都应感谢师陀的。

是的，人间难得是缘分。犹记年轻时的我曾经困执于人生，乃遍读古今中外哲人的著作以求解惑，不料惑未得解而疑又丛生，不免感到一切合理化的解释其实都不过强作解人而已，唯觉大乘佛学的哲学基础因缘论差可慰心耳。因缘论略谓，世间万事万物皆无自性，一切皆属因缘和合而生。这简古的说法足以解释一切有缘之有及其因果逻辑，即善故有善缘，恶必有恶缘。我之得遇刘先生，诚然是幸而有缘，而刘先生之待我，当然是善而善缘。而让我感愧莫名的是，去年年末的一天与刘先生通话，偶然向他说起当日催促我报考北大、后来又主动“放飞”我的往事，先生乃于12月18日的来函中做了这样的解释——

人生是缘。当你从西部高原迈进中原，也许最初只是一种朦胧，从你的背景，读书经历，见识，天资，悟性，我感觉到，你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路。你所需要的只是提醒。比如，你需要在适当的时候进京，打开眼界。除此之外，你的内蕴，你的勇气，智慧，都够用，不需别人搀扶 ……

先生的“人生是缘”说，诚然于我心有戚戚也，但他以为我不需要别人的扶持，则是他一贯低调自持的谦辞。其实，我自二十二岁认识刘先生而至于今，整整三十年了，这三十年如果没有先生始终如一的善意扶持，则我肯定不会这么平安顺利地度过，那是可以断言的。

或许正因为浮世难凭吧，所以人生的因缘才弥觉珍贵。在此不禁想起了周作人氏早年译介的日本俳人小林一茶的一首俳句，乃有感于人生终于难以断念的，正是这人间因缘的系恋，所以有句云：“露水的世，虽然是露水的世，虽然是如此。”这虽然是消极的说法，而正不妨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人生既然有可珍贵的因缘，则纵使浮世又何必消极呢！其实，世间事大抵都可做两解。即如李商隐感叹年华之逝去而有诗云：“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朱自清先生却反其意而用之，欣然改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 ”我敢肯定，一向乐观豁达的刘先生一定会首肯朱自清的改写。古语云“仁者寿”。今当吾师八十华诞之庆，而仁厚如吾师者，其实是无须我来祝福的，而我禁不住的乃是对师生因缘、从学往事的回忆，所谓抚今追昔，委实感怀良多、不胜依依，所以谨撰这篇小文，既为师道仁道之存证，亦为个人生命因缘之存念焉。

2013年8月29日谨撰于清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