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学者张长弓来说，八年抗战，是其著述的“关键时刻”。就以《鼓子曲言》为例，1948年正中书局版的《题记》称：“民国三十四年六月脱稿于宝鸡石羊庙，又二年二月改定于开封。”此文有曰：“三十三年嵩潭失陷，明年宛西战役，皆在极艰苦中，强力携出曲稿。”《张长弓曲论集》收录的《鼓子曲言》修订本，则是：“一九四五年六月脱稿于宝鸡，一九四七年二月改于开封，一九五○年三月再改于开封。”《鼓子曲言》第一章“历史与源流”曾以《南阳俗曲之历史与源流》为题单独发表，文后注：“一九四五年二月在荆关。”这里的“荆关”，即《鼓子曲言·题记》中提及的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濒临丹江的荆紫关；而后者提及的“嵩潭”，乃豫西深山区的嵩县潭头（现归栾川县管辖）。此“嵩潭”，在《鼓子曲存·序》中也有涉及：“回想一九四一年春，敌人侵犯郾漯，本人远在北京。妻孟华三置箱箧不顾，携儿女稿包逃难下乡。一九四四年夏，敌人陷我嵩潭，衣物损失罄尽，带眷负稿出山。今日整理旧稿付印，真是感怀不绝。”

嵩县潭头、淅川荆紫关、宝鸡石羊庙、河南省会开封，这四个地名，不仅关系《鼓子曲言》一书的写作状态，更牵涉一所著名大学的命运——八年抗战，河南大学多次迁徙，先迁豫南鸡公山，1939年5月转豫西的嵩县潭头。1944年5月日军奔袭，师生逃避不及，多有牺牲（被杀16名，失踪25名）。河南大学师生攀援于崇山峻岭之间，转移到淅川县荆紫关落脚，继续办学；第二年又因日寇逼近，师生及家眷“经商南，越秦岭，过蓝田，步行800里，于4月中旬抵达西安”。不久又奉部令迁往宝鸡附近的石羊庙继续办学，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才返回原址开封古城。

张一弓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中关于H大学抗战中四处迁徙、辗转办学的经历，基本属于写实；至于“父亲”在炮火连天中坚持治学，寻访古曲《劈破玉》的经历，可与张长弓的著作相印证。只是在小说中，河大遇袭以及从潭头转移到荆紫关这一段，以张长弓为原型的“父亲”更像是孤胆英雄。就像张一弓在《远去的驿站·后记》中说的，这部小说以父亲、大舅、姨父三个家族的故事为主体，而第一人称“我”的位置，“好像只是‘冰糖葫芦’和‘羊肉串’中的那根棍儿”，其作用是“把三个家族内外的各种人物串联起来”。作为贯穿线索与观察角度的“我”，主要关注的是作为H大学教授的“父亲”如何冒着炮火寻访古曲《劈破玉》。卷首篇“胡同里的开封”以及第四卷“琴弦上的父亲”，固然是以父亲的故事为中心；第一卷的卷外篇“浪漫的薛姨”、第二卷第九节“绝唱”，以及第二卷的卷外篇“倒推船”，也都是寻访鼓子曲的故事。擅长经营中篇而非长篇的张一弓，其《远去的驿站》对抗战中大学生活的精彩描写，本可与鹿桥的《未央歌》，宗璞的《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比肩，可惜作家贪多求快，将“原要分为三部长篇来写”的故事，用“经济实惠”的结构，硬塞进一部仅二十多万字的小说里，明显分散了笔墨。但有一点，将小说中关于河南大学的迁徙以及张长弓教授的撰述，与相关史料相印证，发现大都属实——除了爱情这条主线外。

我曾提及：“抗日战争中，于颠沛流离中弦歌不辍的，不仅是西南联大。可后人谈论‘大学精神’，或者抗战中的学术文化建设，都会以西南联大为例证。……战火纷飞中，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精神。”应该表彰的众多随战事转移而四处迁徙、弦歌不辍的中国大学，当然包括当时的国立大学，其水准毋庸置疑。

所谓河大于离乱艰辛中“弦歌不辍”，既包括校方如何殚精竭虑，严格教学管理；也包括学生热心求学，教授勤奋著述。此外，还有兼及写实与象征的大山深处之舞台演出。《远去的驿站》第四卷“琴弦上的父亲”的第一节“劈破玉”，讲述“父亲”如何暂时搁置《劈破玉》的寻找，担任H大学剧社艺术顾问：

一九四三年，H大学女生为庆祝“三八”节演出《红楼梦》，就是父亲提供的曲稿，把乡间村头和市井茶肆里演唱的鼓子曲，搬上了关帝庙对面原本为关云长唱戏的戏台。

“那是H大学师生流亡山区以来的第一次艺术享受。我望见父亲眼含泪水，呆坐在广场中央的小板凳上。”此后，“父亲”的艺术宗旨发生了变化，“开始推出了一个个属于‘先锋派’的‘大腕儿’明星”。所谓“先锋派”，就是在古装戏中穿插时事，甚至夹杂英语。“村民们都望着戏台发愣，知识阶层却哄然大笑，热烈鼓掌。父亲也欢畅大笑。我只会在树上跟着傻笑，奋勇鼓掌。”

关于河大抗战中的戏剧演出，张一弓1997年发表散文《小镇戏台上》，已经有所追忆。五年后出版长篇小说，更是不会放过此等精彩细节。有趣的是，那些生活在台湾的河大老学生，多年后回想起大山深处的求学生涯，也都对学校组织的戏剧及曲艺演出赞不绝口：“每逢纪念节日，京戏、话剧、梆子、越调、坠子、相声全部上演，总要热闹好几天。”对此，周恒的《河南大学概述》有比较全面的叙述：“山村别无娱乐，学校利用课余之暇，提倡劳动服务，同学亦争以习劳为乐。自总办公处与图书馆出入小径，讲演台及各教室通各村道路，皆由同学课余修筑而成，且助民修堤、筑桥、栽种树木、插植花草，以美化环境。劳动之余，复组织剧团，资以调剂。因之京剧、话剧、梆子、坠子、越调、南阳调等，色色俱全，偶尔亦邀请外角来潭助演。每逢双十国庆、国父诞辰、校庆、领袖生日、过年、过节，往往数剧杂陈，连演数日，为山村居民等，带来无限欢乐。”

这些为河大师生及山村居民“带来无限快乐”的演出，到底多大程度归功于文学教授张长弓的顾问与指导，这很难说。因为，抗战中，娱乐设施极为缺乏，各大学师生在颠沛流离中，都曾举行类似演出，也都大获赞许。当然，河大之选择由鼓子曲变化而来的高台曲，且添加了布景，这确实与地方文化特色以及张教授的学术趣味有关。在《鼓子曲言》第十八章“鼓子曲与高台曲”中，作者特地岔开去，讲述1943年为河大女生编排《红楼梦》时如何引进布景这一新尝试：

由于布景烘托曲情，自下午七时演至深夜二时，全校师生以及潭头寨内观众，空巷前往，无不交口称道，誉为在文学上别辟蹊径，价值甚高。

据说，此后凡学校纪念演出，必有高台曲；凡演高台曲，必增加布景。而且，这种风气很快流播民间。

值得注意的是，张长弓抗战中指导河大学生演出，不仅仅是个人爱好，更与其鼓子曲的研究息息相关。《鼓子曲言》中有这么一段：

（民国）三十二年暑假，本人横断五百里伏牛山脉，经宿合峪、车村，皆深山小镇。不意夜阑人静，坠子与歌声同奏，殊令余惊讶曲子流行之广，传布之速，以及势力之大。

战火纷飞之际，作者为何“横断五百里伏牛山脉”？那是为了寻访失落在民间的鼓子曲，尤其是《劈破玉》——这正是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中着力描写、也最为精彩的部分。正是这一年，张长弓在南阳的报纸上公布自己收藏的曲目，征求所无曲子，“由于远近同好协助，前后收到百首以上”，这对作者日后刊行《鼓子曲存》第一集和《鼓子曲谱》大有助益。（节选自《不忍远去成绝响——张长弓、张一弓父子的“开封书写”》，原载《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