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全集包括37部剧本、4部诗歌,共41部作品。编一部莎士比亚大词典最初以为只需5年,后来才发现这是一场没完没了的“马拉松”,不是5年,而是20年!

世人至今不知威廉•莎士比亚确切的诞生日,只知他于1564年4月生于英格兰中部沃里克郡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镇(Stratford-upon-Avon)。据该镇圣三一教堂的记录,莎士比亚于1564年4月26日受洗。后人根据莎士比亚的受洗日,1616年4月23日的忌辰,及英国守护神圣乔治节正是4月23日,便把他的诞辰日也定在4月23日。

我年轻时莎士比亚就提醒我:不要忘了莎士比亚

我对莎士比亚的喜爱要从高中时代说起。对我启蒙的作品是曹禺译的《柔蜜欧与幽丽叶》:漂亮优美、朗朗上口的台词,凄美的爱情悲剧,活灵活现的人物,使我大为迷醉。我像蜜蜂吮吸花蜜似的尽情吸取莎剧的甜美芳香———从此,莎士比亚就像一个精灵,深藏在我的心里。

上大学时,当我能阅读英文原著以后,我就想读莎剧原文。首先抓来的,是一本印得很漂亮的小册子《罗密欧与朱丽叶》,曹禺的译本给我的印象太深,仿佛“一见如故”,于是我就想进一步读下去。有一个月,我经济困难,没有伙食费了,向系主任借了5块钱,走在校园里,忽然看见书摊上有一部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我毫不犹豫地用那5块钱买下它,到现在我也想不起来那个月到底是怎么糊弄过去的。我打算通读这部莎士比亚全集,在书上写下自己的决心:“Readfourpageseveryday!”(每天读四页!)从《暴风雨》读起,接着读《维罗纳二绅士》,后来还读过《凯撒大帝》。这几个剧本并不难懂,但是莎士比亚原文的语言太难了,“拦路虎”太多,书后边的词汇表只有薄薄几页,解决不了问题,那些难字难句在一般字典和语法书中也查不到。诗人徐迟说过:要读懂莎士比亚,光有白文本不行,必须有带详注的好版本和专门的工具书,而这两种书在图书馆里找不到。我通读莎剧的计划只好停下来。

新中国成立后有几年,我的工作与英文无关,自以为再没有机会读莎士比亚原著了,就把那部牛津莎士比亚全集送给了一位教过我英文的恩师。但是,一位当导演的老同学不知怎么知道我喜爱莎剧,从开封的一个冷摊上替我买了一套40本稍有残缺的莎氏全集,是牛津大词典初创者之一、著名学者弗尼瓦尔博士(Dr.F.J.Furnivall)在19~20世纪之交编订的。我没有工夫看,把它压在箱底。此后历次政治运动,我的衣物书籍不止一次丢失和被抄。奇怪的是,这部莎士比亚全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劫难,至今仍然奇迹般地摆放在我的书架上,仿佛一直在提醒我:不要忘了莎士比亚。

后来我又回到大学,做了英国文学教师,由于工作需要,重拾莎剧。此时北京上海的旧书店尚存有不少外文旧书,零星购得一些注释较多的莎剧单行本,河大也有“耶鲁版莎士比亚”和“企鹅版莎士比亚”的散本,还有一些莎评名著如布莱德雷的《莎士比亚悲剧》等。最重要的是,从同事那里借来诗人于赓虞的遗物———他在爱丁堡留学时所购读过的亚登版《哈姆雷特》。这是我这些年来所遇到的最好版本,遂将其中的详注转抄到弗尼瓦尔博士编的本子上。在中国学者的著译中,读的是卞之琳的《论<哈姆雷特>》和他的《哈姆雷特》译本。特别喜爱的还有吴兴华译的《亨利四世》,因为译者学识渊博,才气横溢,把剧中的市井俚语、流氓黑话、插科打诨都译得生动传神。此时的我,非常想找到上大学时在沙坪坝街头曾偶尔一见的孙大雨以“素体诗”翻译并注释极详的《李尔王》,但未能如愿,这部体大思精的名译在新中国成立后似乎长期没有出版,直到1993年才在上海问世。

在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几年摸索钻研,我于1964年编写出英国文学史讲义中“莎士比亚”一章。它虽是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个集纳、改写、概括而成,但其中凝聚了我对莎剧的挚爱。但是,这对于我,远远不够。我想寻找一部莎士比亚词典!

怀念夏目漱石回忆录里所写的那个“怪老头”

1986年发生了一件文艺界的大事:上海举办了中国莎剧艺术节,报上把推广莎学提到“提高我国民族文化素养”的高度。当时我恰在上海,看了用昆曲演出的《麦克白》《血手记》和越剧《第十二夜》,受到很大鼓舞。上海莎剧节唤醒了我久藏于心的“莎士比亚梦”。凑巧,1986年11月,本系一位外籍教师从美国寄赠给我一部河滨版《莎士比亚》(RiversideShakespeare)———这是我在30多年当中所得到的第三部原文莎士比亚全集。我又一次产生了通读莎氏全集原著的愿望。这次是从TheComedyofErrors(《错中错》)读起。一经细读,发现仍不能解决莎剧原文语言中的所有困难,学生时代的老问题再次摆在我的面前:必须找到一部专用的莎士比亚词典。

由于长久渴望找到一部莎士比亚词典,我不禁怀念起一位“怪老头”来了!

此位“怪老头”非别人,正是鲁迅翻译日本夏目漱石的一篇回忆录所写的那位“克莱喀先生”,也就是1905年《牛津版莎士比亚全集》的编者和著名的“亚登版”莎氏全集的第一任主编,爱尔兰莎学家威廉• 詹姆斯•克莱喀(WilliamJamesCraig,1843~1906年)。夏目漱石除了写到

这位老学者的古怪脾气之外,还提到他不满意于德国施密特所编的《莎士比亚用词全典》,一生一直在编一部新的莎士比亚词典,“一有空一有隙,便将写在纸片上的文句,抄入蓝面簿子里”,他的新词典原稿写进了“十来册长约一尺五寸、阔约一尺的蓝面的簿子”,那是他“一生的娱乐”。

后来我翻译英国散文家鲁卡斯(E.V.Lucas)的《葬礼》一文,所写的死者也正是这位老学者克莱喀先生,并且也提到他那“关于莎学的无与伦比的知识”以及他一生心血所注的莎氏词典原稿:“尽管它是一部未定稿,但是,有朝一日若能问世,世人将会对这一学界奇珍刮目相看。”可惜这部词典原稿因为老学者笔迹难认,未能出版。直到现在,这部莎氏词典原稿

下落何在,仍是莎学史上的一个谜。

一夜之间我成为莎士比亚词典的“暴发户”

1987年冬,我到上海出差,诸事不顺,困居旅店,正是《易经》中所谓“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的处境。在郁郁不乐之中,为了寻找莎士比亚词典,我到福州路上海旧书店闲逛,忽然瞥见一本西文书夹在一排旧书之中,书脊上赫然印着两个烫金英文字:SHAKESPEARE LEXICON———

这不是多年梦寐以求的莎士比亚词典吗? 获此一书,胸中郁闷一扫而光。归来,多日把玩,十分喜爱。这书的全名为PocketShakespeareLexicon(《袖珍莎士比亚词典》),实际上是19~20世纪之交英国出版的TempleShakespeare(《圣殿版莎士比亚全集》)各单行本所附词汇表的合编。我所买到的是1913年的版本。书印得小巧精美,插图丰富,十分可爱。这是自己到手的第一部莎氏词典。我们夫妻对此书有过一番小小的讨论。蕾蕾看我喜欢它,建议我把它翻译出来。经我仔细查阅,觉得它篇幅太小,远远不能满足读莎的需要,但那些描绘中古时代英国和欧陆种种风物的版画插图很好,可备书房清玩。

在上海得书后,又到北京访书。在北京图书馆收获很大,发现了4种莎士比亚词典,终于见到久闻大名的奥尼恩斯(Onions)的《莎士比亚词汇表》(ShakespeareGlossary),施密特(Schmidt)的《莎士比亚用词全典》(ShakespeareLexicon)和其他两种词典———它们全是巴金先生捐赠的出版于20世纪之初的旧版书。感谢北图的工作人员热心服务,为我把这些宝贵工具书复印下来备用。

坚冰一旦打破,其他渠道也渐渐沟通。通过外文书店邮购、国外亲戚代买、国际友人赐赠,也包括校系馆藏,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居然拥有相当一批新旧莎剧全集、单行本,Onions和Schmidt也买到了新版,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

自编一部莎士比亚词典要具备“特异功能”

几十年来寻求莎士比亚词典和权威莎剧版本的目的,在于通读莎士比亚原著。既有了这一批莎学典籍,我便开始边读边查,写下详细的词语笔记。一种新的想法油然而生:图书资料既已具备,并准备下很大功夫通读莎翁全集,何不趁此机会既为自己也为中国学生编一部实用性的莎士比亚词典! 根据我的体会,我深知我国英语专业学生阅读莎剧原文的困难,急需这样一部词典。

这个想法看似简单,真正要做起来复杂万分,因为它要求译者的头脑里必须装备三部书:一部标准原文版莎士比亚全集,一部英文莎士比亚词典和一部按原文分行的莎士比亚全集中译本;而译者的脑子还要像电脑一样,一个指令,就映现出每个单词的英文注释、莎剧例句及其中文翻译———我不知道,谁有这种“特异功能”?

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可行,那就是按照莎士比亚全集原著从头到尾通读下去,将难词难句一一列为词头、词目,根据现有国外第一手资料,挑出准确的英文注释,举出莎剧例句,将二者译成中文,再加必要说明,写为词语卡片,最后将全部卡片按字母顺序编成词典。鉴于莎士比亚全集的规模及语言上的难度,这将是一项非常艰苦的工程。但唯有如此,把莎氏全集原文从头到尾“啃”一遍、注释一遍,才能达到编这部词典的目的。

设想一旦明确便不再犹豫。1989年冬定出编纂计划和体例,大意如下:

“当前中国莎学实处于青黄不接之势:老一代莎学专家早年留学海外、学贯中西,翻译研究硕果累累,对于中华莎学有奠基开拓之功;但对于目前一般英语专业学生和青年教师而言,莎剧原著仍为一部封闭的‘天书’,根本障碍在于莎士比亚用语的特殊性。莎士比亚生于400年前,其语言处于中古英语向近代英语过渡时期的‘早期近代英语’时期,词形和词义与当代英语差别甚大,莎剧中还包含伊丽莎白时代的大量俚语。这些造成了我国学生阅读莎剧原文的极大困难。因此,很有必要根据我国学生的实际情况,编出一部适合他们需要的英汉双解莎士比亚词典,以解决他们攻读莎剧原文中的这种特殊困难。”

20年,我爬了41座大山,累得气喘吁吁

词典编纂计划制订于1989年冬,1990年动手编写。那年我63岁,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每天做30张卡片。

注释莎士比亚的作品,没有一部是可以省心的。因为每一部莎剧都有自己的特殊内容和特殊用语,所以每开始注释一个剧本的第一幕,必须从零开始、亦步亦趋地跟着作者走。这是最困难的阶段,需付出最大的耐心。从第一幕到第二幕,则需要通过语言特点逐渐熟悉人物性格,并了解剧情发展的脉络。做到第三幕,对于人物、情节和语言特点熟悉了,工作确实稍微轻松一点。但是,从第四幕到第五幕,不定什么时候也会突然出现一个“拦路虎”,使你出一身冷汗,聚精会神,绞尽脑汁,予以排除。因此,我把编写一部莎剧的语词卡片比作攀登一座大山:从第一幕做到第三幕,是上山;上山最吃力,每一步都必须使出全身力气,累得气喘吁吁,才能登上山顶。到山顶了,稍轻松一点,但也不要以为下山就可以掉以轻心———俗话说“上山不美,下山顿脚”,每一步还得留神,不能踏空,当心绊倒,更不能停留,必须坚持走到站头,才能休息。

有没有一部莎剧可以省点力气? 我带着这个想法,曾在美国问过一位一生从事教学、导演、演出莎剧的老教授:“ArethereanyminorworksinShakespeare􀆳splays?”(莎士比亚的剧本里有没有次要作品?)他斩钉截铁地答道:“Hisplaysareallmajor,majorofthemajor!”(他的剧本全都

是重要而又重要!)“重要而又重要!”好吧,41座大山,那就让我一座一座接着攀登吧!

1996年,应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推荐和国际莎士比亚协会邀请,我于该年4月赴美国洛杉矶参加第六届世界莎学大会,并递交论文《为中国学生编一部莎士比亚词典》!

编完莎士比亚词典之前,不要让我死去

在美国探亲访友仆仆于道途之间,我深感疲惫,在医院做了一次体检,并以X光拍了鼻喉照片。医生看片后表情有异,诊断书上写着“喉部左侧有占位性病变”。我不懂何意,经蕾蕾询问,才知道这个医学术语指的乃是“喉癌”。蕾蕾对我温言安慰,我脑子里则一片茫然,不知怎么想起普希金的一句诗:“在我写完这部长诗之前,不要让我……”(大意)。

蕾蕾陪我赶回上海,靠亲戚帮忙,到华东医院住院一月,进行复查,经耳鼻喉科诊断为“长期鼻炎引起喉炎和中耳炎”,排除了“喉癌”。我松了一口气,心中冒出《水浒》中林冲的口头语:“天可怜见!”

癌症虽然排除了,但给我提了一个醒:为稳妥起见,最好把已经做过的卡片整理出来,先出成书,免得以后不定有什么闪失,一大堆卡片变成废纸———那可就像克莱喀先生的未完稿一样成为永远的遗憾了!

于是,把手头没有编完的剧本抓紧编完,写导言,加附录,再把所有编过的莎剧卡片全部合成。1997年暑假一统计:8年间共注释23部莎剧,包括早期喜剧和悲剧、六大喜剧、四大悲剧和八部历史剧。卡片装入24个方便面纸箱,交付出版社,于2002年7月出为《英汉双解莎士比亚大词典》。

接下来呢? 自然是接着编剩下来的希腊罗马题材剧、晚期喜剧和《十四行诗》等戏剧诗歌。这是从1998年直到如今十来年的工作,我的年龄已从70岁到了80岁出头,工作进度不得不从每天30张卡片降为每天20张或稍少一点。这部分卡片现已完成,出版时,准备命名为“续编”,而把2002年出的大词典当作“正编”。“正编”和“续编”,二者所涵盖的莎氏作品内容各有不同,不相重复,都可独立使用。“续编”里增加了《莎剧版本述略》和《历代莎评辑要》两个附录,因而篇幅要大于“正编”。

整整20年的心血! 在这20年中,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一点一滴地体会和欣赏着莎翁的奇思妙语和微言大义,感觉好像是考古工作者在田野上用小铲一点一点剥开泥土,露出一个又一个片断、细节,最后,在眼前突然出现一座巨大的古代雕像。这部词典,只要能对中国学生起到引领入门的作用,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