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痴迷于读书和文学，是到河南大学上学以后。河南大学之所以在我的人生经历中占有重要位置，主要原因在这里。我在河南大学前后共13个年头。1961年秋季进校：先是四年学生；1965年夏天毕业留校，直到1974年年初调到省委机关，我做了八九年教师和干部。刚好从18岁到31岁，正是人生风华正茂的一段时光。

我进校的时候，河南大学的名声已经是十分的“式微”，几经调整、分拆、改名，叫做开封师范学院，那个校徽成了历史上最缺乏光彩的一个牌牌。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开始犹豫要不要去上。但是，我的中学老师劝我：不要管它叫什么名字，它的底子是老河南大学，一所老学校，藏书丰富，根基深厚的教授不少，是个读书的地方。这后一句话特别打动了我，除了生存的具体策略比如“上师范国家供给吃饭”的考虑，我到开封师范学院去的最大冲动，就是到那个“读书的地方”去，先不论北大南大。

进校以后，我发现没有找错地方。

20世纪60年代初，经历过3年“大跃进”狂热的中国冷静了下来。于是，从1961年、1962年，直到1963年，学校酝酿出日渐浓厚的读书空气。像这样连续3年——也就是3年以读书教学为中心，在新中国成立至20世纪70年代末的教育史上，还不多见。

我实在有幸，在这一段时间读大学。

从大一到大三，当时提倡老教师到教学第一线，我有机会在课堂上聆听许多教授的教诲。时间已经过去40年，今天想来，他们的风采依然历历在目，许多话语依然言犹在耳。

中国古代文学自然是中文系的强项。李嘉言先生讲解《楚辞》，旁征博引而又归结到一字一句，一字一句几乎就是一部文字史、家族史，诗人个人一生的奋斗史、情感史与心灵史。讲解者不仅对作品的内涵意蕴乃至产生背景烂熟于胸，对诸家见解也如数家珍，更可贵者在许多重要关节之处，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原来他早已是国内有名的楚辞专家。高文先生是善于“煽情”的讲解家。我记得他讲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由“漫卷诗书喜欲狂”一句宕开，联系到抗日战争八年乱离，亲人不通音信，生死不知，这时候对杜甫的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感受特别亲切而且深切；而一旦胜利，那种大喜狂喜使很多人涕泪滂沱。高先生说的是杜甫“喜欲狂”，竟禁不住自己声泪俱下。王梦隐先生则是另类的清淡风格，他从不旁征博引，只在教材的范围内串讲，也不煽情，只是在这里那里点一下，画一下，让你听到知识小河潺潺的流水声。他讲南北朝民歌，说游牧民族的歌咏总是带有游牧民族的特点，比如《敕勒川》，他轻轻地读了一遍，并不讲解，只是说“你听：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踏；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啊，够了，实在是不用多讲了，听者已经被带入诗歌的意境。王宽行先生那时还是讲师，但他讲起课来，是一副学问家兼雄辩家的姿态，一篇《桃花源记》，安排只有一个学时，至多也只能占两个学时。他几乎一口气讲了七个学时，他用大量时间梳理中国古代文人对理想世界的思考和求索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课的学科体系那时还不完备，任访秋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独立写出了新文学史的前20年，可以说已成一家之言。但任先生似乎不大注意写讲义与讲课二者之区别，他只是用心地宣讲讲义，不去关注学生的情绪，也不大注意讲课的艺术。但他的助手年轻的讲师刘增杰先生就以颇有气势和弹性感的语言，畅快地传达出他的见解，为同学们所喜欢。

像刘增杰这样的受到学生欢迎的年轻讲师，还有教文艺理论的何望贤先生和教写作的周鸿俊先生。何是汪洋恣肆派，周是技巧派。都有自己的真正的“货色”给学生。

我差不多是自觉地在做一个“书呆子”。我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革命家拉赫默托夫作为偶像，在学习上近乎“残酷地”要求自己，决不为读书以外的事情，“荒废”任何宝贵的时光，尽最大努力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在课堂上，我是一个好学生，精力十分集中，力争把老师讲的好东西抓到手。在一天24小时中，除了上课和6小时左右的睡眠以外，一切课余时间，几乎都围绕读书安排有详细具体的计划。

比如我在大一的计划：

早晨，5时左右(因为没有手表，不能定死时间)起床，冷水擦洗全身后在大操场跑3圈(1000米左右)。跑步时默诵古典作品一段或一首。这时候，学校的起床号响。回到宿舍或教室，读理论著作近l小时，至7时吃早饭，去饭厅来回路上，复诵早晨刚刚背会的那一段或一首古典作品。

早饭后，抓紧15分钟时间预习当天头一堂要讲的功课，以后每课间都要抽5到10分钟预习下堂功课。

下课回来路上，以回忆法去复习当日功课。下午，完全用来课外阅读。不在宿舍，因为宿舍容易有人说话，到图书馆或教室，那里安静。

晚饭后，长距离散步，回忆当日所有功课，尤其是需要死记的内容，以求巩固。继续在图书馆或教室晚自习。先做作业，完成后读小说，记日记。23时40分回宿舍（教室24时前关灯)。此时，大家已睡，无须再说闲话，浪费时间。

这些计划实行的结果：我的三条阅读线，按计划顺利向前延伸。

一条是中国古代典籍线。

我没能全部背下读过的东西。但背过《诗经》的“国风”大部分，《论语》的全部，荀子、韩非子等诸子的若干代表性作品，汉大赋和魏晋南北朝小赋若干篇，唐诗、宋诗各百首，宋词若干篇……同时，按照“不动笔墨不读书”的格言要求，写作一部分读书笔记。可惜的是，到了大三，我的读书计划只进行到宋代，往后，就被停课参加“四清”运动一年所中断。在“文革”和其后在省委机关工作的日子里，我一直想法补上后来的断裂，但不能够。只能读过，再也不可能背下来了。原来背过的，也在中断十年八年以后，连不起来了。

一条是中外小说线。

中国古典小说的几大名著，自不必说；现代的自五四作家读起，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10部长篇小说，和郭沫若、艾青、郭小川、贺敬之等的诗歌；外国的主要读了俄苏大作家的代表作，法国的、英国的、西班牙的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以及苏联20世纪60年代反映现实生活的长篇小说……这种阅读，特别耗费时间，后来回想起来，也只有大学时代，才有那么多可供挥霍的时间。只是由于当时总是吃不饱饭，这种挥霍受到了限制。虽然中国古人说“《汉书》可以下酒”，读好书可以忘饥，但是，肚子叫着的时候，往往是读不下去的。我的办法是书包里带一个黑面窝窝头，等到夜里10点钟以后吃下去，可以读到接近子夜。

第三条线是理论著作线。

我进校时就有一个朦朦胧胧的念头，本科读完再考文艺理论研究生。于是，对理论著作的阅读，是格外用心的。从大一起就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开始不容易进入，就读他们的传记，逐步进入。当然还有《毛泽东选集》，以及有关毛泽东的传记。同时，又从西方古典文论读起，苏格拉底、柏拉图、狄德罗、莱辛等。中国古典文论也提上了读书日程。除了先秦诸子的有关语录外，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我当时也是基本上可以背下来的。

上面所举的书目，我不能说都读完了，更不是都懂了，但他们的著作使我看见了大山大海的气象，那种高山仰止的感觉更加激发了我的读书激情和从事写作的欲望。记得大三上学期的一篇日记写过这样的话：“60年代的书桌是我们的，70年代的文坛是我们的。”

这当然是有些癫狂的话。那时还不知道十年的时间能够读多少书，后来才知道，对于一个作家或者批评家，学生时代的读书只是读的ABC，是十分不够的。但有这三年的读书垫底，基本上奠定了我从事文学事业的信念和信心,养成了读书的习惯，终生都没有改变。

我为何说只读了三年书?因为大三时候的1963年，已经让大学生参加农村的“四清”运动，停课两个月。从此时起，阶级斗争日渐高涨，对资产阶级特别是修正主义的批判逐步升级。对于大学生课外阅读(对于中文系的学生来说则是“课内”阅读)已经进行调查和干预。我作为院团委委员参与了一项调查，最终的结论即是阅读18、19世纪外国文艺作品和中国的《红楼梦》等，使学生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爱情至上、追求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等问题大量出现，是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巨大障碍。接着，l964年我上大四时，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路线指导下，大学开始重新成为政治运动的工具，这一年有9个月到农村参加“四清”运动，课完全停了。随后的教学计划，可以随意取消；我的读书计划，也被打破；草草毕业后的第三天，就打起背包下农村继续搞“四清”去了。一去就是一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又从农村回到学校参加“革命”，一搞竟是十年。

我是个对自己各方面要求很严谨的学生，除了学习好，一直是重要学生干部，学院团委会委员；表扬优秀学生时，曾在全院位列榜者；新生入学时，让我给他们介绍学习经验；从大一时即是党员发展对象，但是，直到大四，我仍然没能入党。“文革”开始时，有大字报说我是“白专”道路的代表，这里大概就是沿用通用的逻辑，因为我是一个刻苦读书而成绩又好的学生。

现在回忆这一切，自然完全不是出于抱怨，相反，我后来经常反省和自责：我的读书计划没有坚持下来啊!我的知识体系是不系统的啊！知识结构是松散的，不是有机的啊!在发育的关键时期，营养不良啊！像萝卜一样，中间“糠”啊!我在“文革”中间和以后，利用各种别人不在意的时间和空隙，去补上阅读中断留下的遗憾，并且一直保持阅读的习惯，就是为了通过读书不断地充实自己，提升自己，乃至完善自己。

我愿意说出我的一个隐秘：从20世纪70年代末离开省委机关，到社会科学院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特别是业余写作散文，常常把我的思绪带回童年少年等人生的各个阶段，自然而然地有许多文章产生。但是，我却一直没有写过大学这一段生活。我多少次想写它，都觉得无从下笔。从我入学的1961年到我离开的1974年，大概正是从提倡读书、鼓励读书、奖励读书，到批判读书、反对读书的一个完整过程。每当想起它，总是百感交集。

我当然知道，这责任并不应当完全由学校来负，时代之责是不可推卸的。为此，我想说：无论什么情况下，特别是在和平年代，让在学校的学生不能好好读书，任何理由都是不正当的。这种历史性的错误，永远不要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