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的外交家、革命家王国权先生是我校知名校友。他原名康午生，1930年考入河南大学预科班学习，后升本科。王国权在校期间一边勤奋读书，一边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934年5月，国民党当局要抓捕他，在河南大学校长张仲鲁和嵇文甫、王毅斋教授的帮助下，东渡日本学习，1936年回国参加革命。从1938年起，王国权先后担任晋察冀北岳区一分区地委书记、中共承德市委书记、辽西省委副书记、热河省委书记兼省长。建国前夕，他参加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开国大典。1955年，他调到外交部工作，先后出任驻民主德国、波兰、澳大利亚、意大利四国大使。1970年以后曾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民政部副部长、第一副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和外事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在今年河南大学90华诞即将来临之际,7月21日,我有幸采访了王国权老先生。王老与母校同龄，已90高龄了，虽然手脚有些不灵便，但依然声音洪亮，思维清晰、严谨。听说河南大学来人了，十分高兴，起身让座，一一握手，并让秘书倒水端茶。王老很健谈，听完我们的来意后，便向我们介绍他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的故事。

王老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聪明好学的他，十分喜爱读书，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1930年，他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取河南大学预科。可家里一贫如洗，不上大学吧？其父母、兄嫂又觉可惜，于是大家商议决定，宁愿一家人生活再苦点，也让他上学，一家人到处借钱，终于凑够了5块大洋（当时学生们的学费为每年5块大洋），到河南大学学习。那时还是省立河南大学，校门是中州大学时的校门。进了学校，王国权交过学费以后，身无分文，并且理工科要求必须买教材,无奈，王国权转学到生物系,但生物系还得买书,他还是买不起,就转到社会学系了。当时社会学系的现有教材很少，大部分都发讲义，但也收些费用，只不过费用少些。可当时的王国权确实拿不出钱来教书费。老师考虑到其家庭境况，就免收他的讲义费。生活上，食堂里，有一个杜师傅（不知道他的名字，只知道姓杜，学生们都称其为杜师傅）对这个家庭贫困，又勤奋好学的学生十分喜爱,就记帐或免费让王国权在他那吃饭，在中学时候杜师傅就给他们做饭。上大学以后,他又到大学包伙,王国权就继续吃他的饭。1934年，国民党当局要抓捕王国权，在他逃跑的时候，欠杜师傅至少有几十块大洋。杜师傅就说,小康，你放心的走吧,将来有钱就还我,没有钱就拉倒。就是这样一位杜师傅，在困难中给予他极大的帮助，王老一生都忘不了他。杜师傅是河南滑县人，后来王老多次到他的家乡或委托当地政府寻找此人，可一直没有结果，杜师傅可能不再人世了,家族人也说不清楚,到现在这个钱还没有还他,每谈及此事，王老都感慨万分，多么希望能见见这位恩人或其后代，好好感谢他们，这件事成了王老未了的心愿。

王国权上预科班时，住在河南大学校园较靠后的平房里。上大学时搬到校园东面斋房里面住。当时大学生学生宿舍是两个人住一个房他和麦红池两人住一个房子，他们俩很熟，关系一直很好，就是在那时合住一个房子结下的情缘。学费也交不起，学校也没有找他要过；杜师傅管他吃饭；学校给房子住，就在这样的困难环境中，王国权坚持从预科上到本科。

王国权在上学期间就积极参加革命，在1931年加入“左联”，后又参加社联、反帝大同盟等，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几个进步组织都参加了，就是没参加中国共产党。谈及此处，王老笑着说，误会，误会了。当时负责党组织发展的姜超文，看到王国权整日热情的投入革命工作，以为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所以就没发展他。当时王老也不清楚党组织发展程序是怎样的，也没敢向他开口提及此事。1933年3月，他组织进步青年在河南大学六号楼举行秘密会议，聆听了从中央苏区参加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归来的王国华同志的报告，使他“更深深地感到国家与民族唯一的出路是跟着共产党走，跟着毛泽东走”。

1933年暑假，因勤工助学，补贴家用，经同学介绍到沁阳去教书。到沁阳后他本来是当教员的，可那里教育局长是河南大学毕业的一个同学，他说，你来当校长吧，这样王老当了沁阳县立师范学校校长。这所学校原来是深受革命影响的学校，参加的革命活动的学生比较多，革命基础好，适合在那里大刀阔釜搞革命活动，但也经常受到国民党就镇压。王国权在那教书、当校长以后，学生闹革命活动又活跃起来了，写大字报，唱歌呀，搞的都挺沃跃。他又请了几个比较进步的同学当教员，包公汝、陈雷、梁莉，几个人都去了，办学了七个月，学校革命活动搞得红红火火。当王国权再回开封继续聘请教员时，被沁阳县国民党当局驱逐学校，不让他回去任教了。

王国权回到河南大学后，利用在沁阳师范学校当校长时，每月领取六十大洋工资，七个月四百二十块大洋。又找到进步人士嵇文甫、王毅斋教授和校长张仲儒募捐些钱，开办了大陆书店和两个刊物：一个是《大陆文艺》，一个是《今日杂志》，前者由姚雪垠任主编，后者由宋一涵任主编。由于传播真理，宣传抗日，书店和刊物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被国民党当局查封，宋一涵、郭伯荣、邢啸天被捕。王国权从开封跑到南京、上海等地。在南京，遇到了前校长张仲鲁（那时张仲鲁在南京党校任副校长），张仲儒见到自己不断追求进步的学生，十分高兴，请王国权吃顿饭，然后帮助他办出国留日手续。

到日本后，王国权很快与组织上取得联系，就在那搞革命活动。并在1935年在日本加入苏联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当时是苏联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当时革命形势很复杂，既要同国民党作斗争，又要同日本政府作斗争，组织学生游行示威、散发宣传抗日传单。回忆起这一段革命生涯，王老记忆犹新，他说，“有一次去印传单，上电梯的时候，有四个日本宪兵把他揪到过道边，他们问，‘你是共产党吗？’王国权回答说，‘不是。’日本人说,‘毛泽东是你的领导？’王国权说，‘他是共产党的领导，跟我没有关系’。他们就逼着我承认是共产党。后来他们说，‘你抗日吗？’我说，‘我抗日，我有爱国主义精神，我是中国人，你们日本人侵略我国东北，当然我要反对，’我就跟他们辩论，辩来辩去，辩论了半天，说关起来。关起来第二天，又给我放出来了。后来，我就回来了。”

建国前夕，王国权参加了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并出席开国大典，当时他任热河省委书记兼省。在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曾拉着他的手风趣地说：“你是国权同志吗？你是有国又有权哪。”后来，毛泽东还在居住的小院门前与他合了影。令王老难忘的是在这次会议上，他见到了当年曾经帮助过他的河南大学教授王毅斋、嵇文甫和张仲儒,王老激动地说：“正好是他们三个人,我们碰了面，双手握在一起，当时感动得流了眼泪,我说我们这个组织上,选得真准,正好是他们三个。”

谈到河南大学现状和将来的发展时王老说，河南大学是我们中原地区一个比较有名的高校，应该继续把这所学校办好。教育事业是很一项基本国策，应该办好教育，提高我们全民族，全中国人民的政治素质、文化素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现在总的来说，这方面抓得不够，把教育事业提到更高层次来注意。实行科教兴国，使我们的民族，全中国更快的发展起来。所以，我希望河南大学把教育事业搞好。为国家大量的更多的来培养人才。我祝河大越办越好，争取办成在国内甚至在国际上有名的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