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何云峰(1972—),男,河南孟津人,法学博士,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摘 要:百年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遭遇到至少五次重大考验:大革命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每次遇到重大考验,党总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成功地应对考验,并打开新局面。这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在重大考验面前,要坚定信念,勇于面对困难和挑战;要全面辩证地分析形势,冷静反思,查找不足,认真纠正工作中的失误;要解放思想,敢于打破各种条条框框,以新思路开新局;要搞好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求取真理。

中国共产党迄今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发展历程,在这100年中,党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遭遇到至少五次重大考验:大革命的失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大跃进”运动的失误、“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但是,在这一次次的重大考验中,党总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成功地应对考验,打开新局面,这不能不令人赞叹和深思。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应对这五次重大考验的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党应对重大考验的历史经验,希望对新时代党的事业的发展有所启发。

一、党对大革命失败的应对

自1924年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携手合作,发动了一场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大革命。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的时候,1927年上半年风云突变,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共政变,对中国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举起了屠刀,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严峻的生死考验。据中共六大所做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党的优秀儿女都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一些不坚定分子纷纷脱党,有的甚至领着敌人搜捕共产党人。党员数量从近6万人锐减到1万多人。党内思想极度混乱,不知道何去何从。

面对严峻考验,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可贵的大无畏品格。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等人领导发动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紧接着,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坚决清算了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随后,中央派毛泽东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毛泽东看到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在进军过程中严重受挫,进攻长沙的目标无法实现,就当机立断,改变原有部署,进军井冈山,在敌人控制比较薄弱的山区寻求立足地,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后,全力进行党、军队和政权建设,并且注意同当地的农民武装领袖袁文才、王佐搞好关系,逐渐在井冈山地区站稳了脚跟,最终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带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毛泽东在井冈山胜利会师,根据地军队的实力大大增强。1929 年,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和朱德又率领部队下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随后开辟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来扩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全国其他地方也纷纷建立革命根据地,中国革命走向全面复兴。

遗憾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在一段时间内,中共中央仍以城市为工作重点,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将精力主要放在发动城市武装起义上面。毛泽东进军井冈山,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遭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毛泽东被撤销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到井冈山传达文件的人竟然误传毛泽东被开除了党籍,毛泽东被迫当了一段“党外民主人士”,连参加党的会议的权利也没有了。但是毛泽东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不唯书、不唯上,坚信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方向,最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促成了中国革命蓬勃发展的新局面。

事非经过不知难。毛泽东在进军井冈山的前前后后,一直面临着诸多指责和压力。在教条主义者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怎么能上山当“山大王”,山沟里怎么能够出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用实际行动回答了他们的质疑。从井冈山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队伍日益壮大,根据地地盘也越来越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如火如荼。坚持“左”倾路线的中共中央却因为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在上海无法立足,最后不得不迁到中央革命根据地。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共产党人都只是死守书本上的教条,只是照搬别国的模式,只把眼睛盯着城市,中国革命恐怕早就被葬送了。历史充分证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摆脱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大胆开创中国革命新道路,对于正确应对大革命失败的考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和作用。

二、党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应对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由于当时中共中央领导权落到一些根本不懂得中国国情,却得到共产国际信任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手里,结果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得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面临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对国民党重兵的包围,主力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86000余人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向湘西突围,开始了悲壮的长征。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数锐减至3万余人。这时,国民党军队又在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

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建议放弃北上湘西计划,全军西进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贵州。在通道紧急会议上,多数同志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建议,但博古、李德仍然坚持到湘西去。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与会多数同志赞同毛泽东的建议。会议作出决定,放弃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黔北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还在中央根据地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军事指挥逐渐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多次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与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毛泽东等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随着在长征中红军作战的不断失利,这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到湘江战役之后达到顶点:在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酝酿着要求纠正错误、改变领导者的思想和意见。

由于长期患病而身体虚弱的毛泽东当时不得不坐在担架上行军。“有意思的是,担架变成讨论政治的舞台,为毛泽东重新掌权、领导长征免遭覆灭铺平了道路。”他对和他一同坐在担架上行军的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中央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得到他们的支持,和他们结成了意见一致的同盟。毛泽东此举被西方人戏称为“担架上的‘阴谋’”。

实际上,不仅王稼祥和张闻天站在了毛泽东一边,周恩来、朱德等人也是支持毛泽东的。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一路上展开多次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和各苏区的斗争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主要是由于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而造成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随后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而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只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辩解。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各支部讨论。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后来在扎西会议上正式通过。

遵义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次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应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这次重大考验的关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红军获得了新的生命,在毛泽东等人的指挥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1935年10月,毛泽东等率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将陕北作为落脚点,作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此,中国革命打开了新局面。

三、党对“大跃进”失误的应对

1958年,毛泽东领导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由于急于求成,严重违背经济规律,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加上1959年下半年的反右倾运动和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导致中国经济严重衰退,出现了极端严重的经济困难。国际上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趁机对我们施压,社会主义中国面临严峻的考验。

在严峻考验面前,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进行全面的政策调整,认真纠正工作中的失误。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和错误。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全国转入调整的轨道。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他说:“现在看来,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要那么十分急。十分急了办不成事,越急就越办不成,不如缓一点,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不要图虚名而招实祸”。“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直接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进行调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也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北京等地,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下去。刘少奇带领一个调查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在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在长沙天华大队,刘少奇一住就是18天。他走村串户,听汇报,看实情。他明白地告诉大队干部和社员:请你们谈话的时候,放开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有,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农民心里有了底,他们把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因此掌握了大量的真实情况,对形势的严重性和问题症结有了清醒的认识。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基本经验教训。会议对缺点错误采取比较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开“出气会”的方式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广大党员心情比较舒畅,在动员全党为战胜困难而团结奋斗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在刘少奇、周恩来和陈云等人的具体领导下,对国民经济大刀阔斧地进行调整,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

在国际上,毛泽东领导全党以大无畏的精神与苏共展开论战,坚决抵制苏共的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作风,使其控制中国的企图无法得逞。对于美国的侵略行径,中国也给予了坚决回击。

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果断的措施,经过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国民经济逐渐走出低谷,开始全面好转,到1965年年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全面完成。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个艰难的岁月里,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一系列奇迹,如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实现石油全部自给,从此摘掉了“贫油国”的帽子;在世界上首先完成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各种电子计算机、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研制成功,等等。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与困难作斗争的巨大勇气和力量。

四、党对“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的应对

1966年,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寻求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泽东毅然发动了震惊世界的“文化大革命”。为了这场持续十年之久的“大革命”,毛泽东可谓殚精竭虑,最终搞得心力交瘁。1976年9月9日,他带着无限的遗憾和伤感与世长辞。同年10月6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终于画上了句号。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严重灾难,社会陷入长时间的动乱,国民经济发展缓慢。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还有所下降。20世纪70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会。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条件。但是,华国锋的“抓纲治国”和“两个凡是”明显与时代脱节,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也相去甚远,无法从根本上彻底扭转十年动乱造成的严重局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在重新复出后连续发力出招,为拨乱反正、实现历史的转折做出了巨大贡献。

首先是他坚决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着重阐述了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观点,批评在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问题上“两个凡是”的错误,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此后,《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报刊连续发表文章,一批老同志也以不同的方式支持或参与讨论。真理标准讨论为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其次是为改革大造舆论。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三省视察,行程数千里,走一路讲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到处点火。他反复强调,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他告诫当地负责同志,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生活好一些。

再次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致闭幕词,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定调。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要讨论经济工作的,但陈云率先提出系统地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解决了一批重大的历史遗留问题。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他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他还提出改革经济体制的任务,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这篇讲话是开辟新时期新道路的宣言书。它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了总基调,实际上成为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邓小平等人连续发力出招,为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历史性大转折做了充分的铺垫和准备。

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最重要成果;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提出了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重要任务;审查和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开始系统处理历史上重大是非的拨乱反正问题。会议还提出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科学看待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时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指明了方向。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这次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开始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僵化半僵化到全面改革、从封闭半封闭到对外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改革开放从此拉开了序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得以正式开辟。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考验的光辉典范。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终于从严重的历史挫折中重新奋起,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了改革开放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的新长征。

五、党对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应对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党和国家的发展又出现了一次重大考验。

首先是国内在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政治风波。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央政治局在邓小平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坚决有力的支持下,采取果断措施,一举平息了这场政治风波,捍卫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维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发表讲话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决定的。他要求全党,要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对的要继续坚持,错误的要予以纠正,不足的要加以改进。他斩钉截铁地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包括我们发展战略的“三部曲”没有错;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和坚决,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要照样坚持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

1989年6月下旬,党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产生了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和全会以后,邓小平多次郑重提出:现在要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强调:“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他一再表示,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并有秩序地工作,他就不再过问了。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他明确告诉中央领导同志:“这是我的政治交代。”

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实现了权力的顺利交接,保证了党的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国家大局的稳定,使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能够继续前进。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应对了1989年政治风波这一重大考验。

其次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发生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由此出现低潮。虽然长期以来东西方两极冷战结束了,但中国作为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能不能在国内外的各种压力面前,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就成为党当时面临的重大课题。

其实,早在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动乱的时候,邓小平就针对国际局势提出了明确的应对方针: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他强调:“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西方国家因为1989年政治风波对中国进行“制裁”,邓小平坚决顶住,毫不退让。他坚定地指出:“中国的特点是建国四十多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国际制裁之下发展起来的。我们别的本事没有,但抵抗制裁是够格的。所以我们并不着急,也不悲观,泰然处之。”同时,邓小平强调,面对压力,中国最重要的事情是加快发展,不要在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方面出现动摇。

尽管邓小平反复强调面对危局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但有些人还是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做出了过度的反应。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一些人对改革开放提出了姓“社”还是姓“资”的质疑,对党的基本路线产生了动摇。在此关键时刻,1992年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重要谈话。他先后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在视察途中,他多次发表谈话,强调党的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做出了冷静而乐观的判断。他说:“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过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邓小平南方谈话科学地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驱散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思想迷雾,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宣言书。邓小平南方谈话在中国造成的巨大影响充分证明:理论的伟大不在于词句本身,而在于它的彻底性和现实性。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邓小平南方谈话就是这样满足中国现实需要的真正理论。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在历史的紧要关头为中国的发展再次拨正了航向,为改革开放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在南方谈话的推动下, 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做出了三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策:一是确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二是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是要求全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集中精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以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改革开放步入快车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迎来了繁荣发展的新阶段。

六、百年来党成功应对重大考验的重要启示

如上所述,100年来,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了至少五次重大考验。为什么面对危机中国共产党每次都能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至少有以下几条重要启示:

第一,要全面辩证地分析形势,既要看到不利的方面,又要看到有利的方面。全面准确地分析形势,是正确应对考验的重要前提:既要看到形势对我不利的方面,也要看到形势对我有利的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应对考验。比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红军长征路上进行围追堵截,对红军要赶尽杀绝,党和红军面临着生死考验,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形势的极端严重性。

但毛泽东同时也看到,党和红军遇到的严重挫折会让很多人由此觉悟,认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重新回到正确路线上来,这又何尝不是有利的方面呢?所以毛泽东抓住机会,一路上对张闻天、王稼祥等人积极做思想工作,促使他们的思想发生重大转变,最终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中国革命从此转危为安。再比如,上世纪90年代初,许多人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忧心忡忡,把形势看得一团漆黑,认为国际局势对中国极为不利。邓小平却认为情况并不尽然,他明确指出:“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邓小平反复强调要保持稳定和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并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绝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成功应对了当时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这些例子充分说明,全面辩证地分析形势对于成功应对考验是极为重要的。这就要求我们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面对考验时要进行辩证思维,能够一分为二地分析和看待事物。

第二,要坚定信念,镇定乐观,勇于面对困难和挑战。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困难面前不悲观、不退缩,是正确应对考验的必备品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有了坚定的理想信念,在危机来临时才不会惊慌失措、进退失据,才能够镇定从容,直面困难和挑战。大革命失败后,正是有了一大批拥有坚定信念、坚持进行革命斗争的共产党人,革命的火种才没有熄灭,革命的红旗才没有倒下。三年经济困难时期能够顺利度过,也要归功于党和人民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压力面前不屈服的坚定信念和大无畏精神。在那个难忘的年代,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大干社会主义,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凯歌。当时涌现出了众多光辉的榜样,如全心全意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县委书记焦裕禄;住窝棚、吃玉米,依靠人拉肩扛干大油田的大庆石油工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修建“人工天河”红旗渠的河南林县人民;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等等。他们的感人事迹,充分展示了理想信念的巨大力量。历史充分证明,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一旦补足了理想信念这一课,遇到困难和挑战就能够积极面对,不但不会被困难和挑战所压倒,反而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挑战。

第三,要冷静反思,查找不足,认真纠正工作中的失误。冷静反思,查找不足,认真纠正工作中的失误,是正确应对考验的关键一环。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天生什么都会的圣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是难免的,重要的是要勇于反思自己,认真纠正失误。中国共产党人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所以能够成功应对考验,不断走向成熟:从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中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从此开始拿起枪杆子进行武装斗争;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认识到教条主义的危害,从此将反对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毛泽东重新推上领导岗位;从大跃进运动的失误中品尝到急于求成酿就的苦果,从此在经济建设方面不再好高骛远;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认识到稳定发展环境的重要性,从此一心一意搞建设,并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从1989年政治风波和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认识到改革停滞或者倒退是死路一条,从此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迈得更大、更坚实。这些事例充分说明,只有善于从失败的教训中反省自己,才能找出应对考验的正确方案,进而通过纠正错误摆脱困境。

第四,要解放思想,敢于打破各种条条框框,以新思路开新局。解放思想是正确应对考验的重要法宝。所谓解放思想,是指“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只有解放思想,敢于打破各种条条框框,才能以新思路开新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0年的风雨历程中历经磨难而不衰,久经考验而不败,屡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靠的就是解放思想这个法宝。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破除城市中心论的束缚,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新的革命道路,从而使革命得以走向复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破除僵化封闭意识形态的束缚,大胆提出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从此将党的事业带入了新的境界。解放思想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党的事业。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只要用好解放思想这个法宝,党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第五,要搞好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求取真理。通过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求取真理是正确应对考验的重要方法。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掌握的基本方法,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认清国情,正确地分析形势;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接触和了解到真实情况,摆脱理论框框和主观偏见的束缚;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拉近和人民群众的距离,加深和人民群众的感情,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心声,汲取人民群众的智慧,求取到最朴素的真理。毛泽东在大革命时期到农村进行过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才得以在大革命失败后首先找到中国革命的新的发展道路;大跃进的失误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才得以找到应对困难和危机的有效措施,度过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邓小平下放到江西,他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才得以彻底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从而痛定思痛,下决心拨乱反正,并推动一系列社会变革,创造了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局面。这些事例告诉我们,调查研究对于正确应对考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强调:“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诲,遇到问题时必须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决不能坐在办公室里闭门造车,做人民群众反感和痛恨的“三拍”(指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干部。

结 论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成功应对重大考验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在重大考验面前,中国共产党人全面辩证地分析形势,坚定理想信念,勇于正视和纠正自己的错误,大胆解放思想,打破各种条条框框,通过调查研究向人民群众求取真理,从而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认真总结党成功应对重大考验的历史经验,从中汲取思想营养,对于我们在实现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中应对各种风险和考验,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文章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