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都洛阳之西，涧水河畔的铁门古镇，坐落着一座古朴典雅的百年名园。初夏，走进这座幽深空旷的庭院，迎面看到的是，篆刻在青砖黛瓦窑墙上两个遒劲沧桑的楷书大字“蛰庐”。1923年秋，康有为游陕过豫，被邀至园中憩息数日，其间乘兴挥毫，为此园题写“蛰庐”匾额。园内还有一副康有为书写的楹联——“丸泥欲封紫气犹存关令尹，凿坯可乐霸亭谁识故将军”，沉郁肃穆。楹联的款识，道出了这所“蛰庐”的主人：“张将军伯英隐铁门，营造园林蛰庐，吾来游，题之。癸亥九月南海康有为。”张将军，即张钫。

张钫，字伯英，新安县铁门镇人，辛亥革命元老之一、著名爱国人士。他一生经历清末、民国、新中国等三个历史阶段，历任高官要职，参与过许多重大政治活动，接触过许多时代人物、社会名流，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推选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接见，被毛泽东赞誉为“中原老军事家”。1959年以后，应周恩来之邀，张钫不顾年高体弱，撰写了近30万字的《风雨漫漫四十年》。

回望河南大学百十年的办学历程，即便是战乱频仍，学校依然诗意而温暖，弦歌浩荡；教育，依然高贵而纯粹，桃李栋梁。拂去历史的烟尘，学校一段段苦难而又辉煌的故事背后，有一大批灿若星斗的志士先贤。这其中，就有张钫。

从开封到西安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烽烟四起。1930年，张钫暂代河南省政府主席。他主张弭兵安民，对百姓深怀悲悯，对教育牵挂在心，对河大寄予厚望：“河大是中原造就人才之圣地，要培育英才，名冠全国！要努力奋斗，造福人类！”为此，他多次来河大演讲，代上国文课，与时任河南大学教授的范文澜、郭绍虞等人交情深厚。

是年6月，张仲鲁首次担任河南大学校长。因经费紧张，张仲鲁便采取裁科并系办法，将开设仅两年的医学学科裁去。应河大医学院师生的请求，张钫积极与各方协调，医学院最终得以恢复，对河大医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抗战爆发后，河南大学被迫南迁，开始了为时八年的抗战办学历史。学校先后辗转迁徙至信阳鸡公山、南阳镇平、洛阳栾川、嵩县等，在潭头办学长达5年。

1938年10月，曾在武昌起义中担任过时任革命军东路都督张钫帐下秘书长的王广庆，经张钫极力推荐，临危受命接任河大校长。每当河大经济拮据，遭遇各种困难时，张钫极尽所能给予学校帮助，并多次以创办的观音堂民生煤矿股份有限公司的收入拨给学校，以作使用，正如《王广庆先生传略》所记述：“王广庆接任校长后，为集中办好学校……在国难当头，财政窘迫，教育经费失去保证的情况下，王广庆竭力争取张钫等人的支持，保证了学校经费如数拨给，使学校教学、科研工作和数千名师生眷属的生活，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得以维持。”

1942年，张钫积极推助河南大学向教育部提出申请，由省立学校改为国立，并致函教育部，举荐王广庆继任校长职务。函文曰：“河南大学为敝省唯一高等学府，此间改为国立，益宏造就，至慰群望。王校长宏先(王广庆，字宏先)艰苦支撑，已历数载，可否仍令继任，以资驾轻就熟，且为中州文人宗仰。”在张钫的努力下，当年3月10日，河南大学升格，学校发展再攀新的高度。

1944年5月，日寇入侵潭头，学校被迫再次转移到南阳荆紫关、陕西汉中、宝鸡等地。豫陕两省唇齿相依，人民过往甚密，历史上中原战乱或饥荒之年，豫人多西迁陕境避难。1945年3月，河南包括河大和多所中等学校师生数万人，徒步翻越秦岭西行，张钫在龙驹寨筹款数百万，救济逃难学生，“并令其结队西上，予则乘车前行，请沿途预备食宿，幸使数万流离青年安抵西安。”

张仲鲁在重庆申请应变拨款后，立即赶往西安与张钫会面，请求协助解决学校搬迁地址问题。张钫为了稳定大家情绪，在新城广场召集迁至西安的豫省学生讲话。他声如洪钟，态度和蔼地说：“绝对尽一切力量，不使大家有冻饿之忧，大家在抗战中不可忘记读书，要坚定战争必胜、建国必成的决心。”

随后，河大师生被安排在西北中学和河南会馆暂住。师生们或挤在地铺上，或躺在印刷机旁，鼾声与印刷报纸的机器声共鸣。早上醒来，张钫已组织西安市民送来了馒头和大饼。

此时，教育部曾有让河南大学迁至凤翔的打算，但那里没有集中连片的房屋可作校舍。张钫又与当局协商，划定宝鸡以及东底店的石羊庙、武城寺一带，作为河南大学新的办学地址。

1945年夏，田培林任河南大学校长。田培林考虑到石羊庙地处偏僻，房屋分散狭窄，管理、教学与生活极不方便，乃至西安与张钫商量，拟请其陪同面见当局，另觅校址。据台湾历史学家李守礼撰写的《张钫》记载，张钫说：“当局军务繁忙，且对西安房舍不甚清楚，余系西安城隍，地面熟悉，余可陪汝四处查看，倘若发现可以利用建筑，由余一人承担。”于是，张钫陪田培林走遍西安城内外，中午常在道旁露店以牛肉烩饼充饥。

晚年忆起此段经历，张钫曾自谓：“生平有快事二：在西安电话致警局，请以余名转告全市居民，每户漏夜蒸馍六斤，拂晓送站救济难民，均能如时送到，此其一。又在龙驹寨一小乡镇，筹款数百万，救济逃难学生，并令其临时结队西上，余则乘车前行，请沿途预备食宿，幸使数百万流离青年安抵西京，此其二。”其中的赤诚大爱，如今读来，依然让人动容。

1945年8月，抗日战争结束。闻听喜讯，学校师生无不欢欣鼓舞。师生们拟返迁开封，苦于资金无望，不能成行。张钫遂争取到一笔“善后救济款”，使之年底顺利回汴复课。

力促水专并入河大

新中国诞生后，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过程中，河南大学以其博大的胸怀和强烈的使命感，折枝为林，播撒出点点星火，成为中南地区多所高校的母体之一。其中，水利系迁往武汉，为建国后的水利教育发展写下了悲壮而又自豪的篇章。

河南大学水利系从何而来？这事得从近百年前说起。

1929年3月，时任河南省建设厅厅长的张钫，创办河南省建设厅水利工程学校（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前身）。1946年6月，该校易名为黄河水利工程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水专”）。当教育部批准将国立黄河水利工程专科学校并入河南大学时，一石激起千层浪，水专师生们极力反对并校。

为此，水专成立护校委员会，反对并校，并散发告各界人士书及声明，组成反对并校请愿团到国民政府请愿。河南省政府、黄河水利委员会等致电教育部反对并校。张钫多次接见请愿代表，并致信教育部力陈理由阻止并校，毕竟此校是先生一手创办，对水专也有着深情厚爱。

此时，教育部委派田培林兼任水专校长。根据教育部指令，田培林负责将水专并入河大，由于遭到水专广大师生及河南各界人士的反对，并校事宜处于僵持状况。为此，田培林深夜走谒张钫，并深入分析水专并入河大的多项利好———“你是河南人的‘大家长’，你爱护水专，同样也爱护河南大学，两所学校都和你有深厚的关系。你愿见水专教授成为大学教授，或仍为专科教授？你愿见水专学生成为大学学生，或仍为专科学生？你愿见河南水利建设人才水准提高，或仍墨守现状？”

张钫断然回答：“伯苍（田培林，字伯苍），你说得对极了，没有人像你分析得如此透彻，我绝对支持水专并入河大，你放心去做吧。”

当年9月，水专并入河大，成为河大新建工学院的水利系，部分水专师生到河大报到，一场风波就此平息。

从开封到苏州

1948年6月，在中原激战中，国立河南大学农、法、医、文、理、工六学院，被迫南迁苏州。

“到苏后，全校师生，什九衣物荡然，校舍零落，教授全系赁屋以居，无力付租，且无户口米之配合，学生多系豫籍……经济来源断绝，全赖公费生活。近以时局严重，物价暴涨……全校学生连同员工眷属共四千余口，生活已陷绝境。本月中由各界担保，向县府借得稻谷糙米二百五十市石，计口分配，每口分到五升余，杯水车薪，难望活命……”这是1949年《苏州日报》对河大抵苏后所遭遇重重困难的详细描述。

据张广平（张钫之子，原籍河南省新安县，1930年于开封出生，现年九十三岁）回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于1947年考入河大先修班。1948年四月中旬，奉召随同教育部次长田培林（曾任河大校长）与教育部杨心国、赵冰清等先行到达苏州，安排迎接河大师生近三千人的到来。他奉派的工作是陪同苏州教育和警方人员在阊门内外租用大小旅店解决师生暂时居住问题。随后，张钫应姚从吾校长和田次长邀请由上海来到苏州，访晤当地仕绅，协助提供全市名园如狮子林、留园、拙政园、耦园、三贤祠等诸多名园，解决了师生住宿及教室问题，“结局颇为圆满”。学校有大型活动则利用戏院作为讲堂，并邀请诸多名师前来讲学。据1948年《苏报》报道，12月，我国近现代政治家于右任先生题书的“国立河南大学”校牌，十二日起悬在怡园总办公处门首，途人见之，皆有喜色，河大六院在苏顺利复课。

张钫和于右任的交往可谓历日弥久，两人的友谊，始于1918年同奉孙中山之命入陕领导陕西靖国军，于右任任总司令，张钫任副总司令，俩人甘苦患难多年，交深情笃。

在苏期间，学校聘请国学大师钱穆、历史学家顾颉刚等教授到校任教，邀请教育家汪懋祖、哲学家冯友兰、生物学家秉农山、文学家李健吾等著名学者前来讲学。在如此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河大不忘提升教育质量，并“对苏人予以便利”，支持苏州当地建设。学校师生还积极参加进步活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的斗争。

“郭张两氏是通家世交，燕生老伯（郭仲隗，字燕生）与伯英先生同为辛亥革命元老，曾追随中山先生参加革命。”张海平深情地说，据《江流天地外——郭仲隗、郭海长纪念文集》记载，1949年，郭海长（郭仲隗之子）衔命前往苏州，将河大接回开封。“宁非巧合？这一往还匆匆，已逾七十余年。先人皆逝，虽时过景迁，但看到河大两地三学区办学，在校生近5万人，师资力量雄厚、发展前景良好。缅怀往昔不胜欢欣，兹逢110周年校庆，谨以往日故事一则为祝为贺。”他对河南大学的未来发展寄予厚望，并表达了对学校110周年校庆的美好祝福。

翻阅《风雨漫漫四十年》记载的大事年表，不难发现，在兵戈铁马之外，张钫终生热爱慈善，通过兴教育、捐图书等开启民智，繁荣中原文化。

受中西方慈善思想的熏陶，张钫在其数十年的慈善救灾生涯中，矢志不移于教育救灾。他说：“青年思想最纯洁，意志最坚定，行动最勇敢，政治嗅觉最敏感，爱国爱民最热诚。”因此，张钫尤为爱护青年学子。

1928年，张钫听说孟志昊家境贫困升不起学。张钫多次出资，孟志昊得以升学，后考入河大，毕业那年列入学校公费生，留为研究生。为此，孟志昊曾撰文：“张钫身为儒将……重视教育，扶持河大，兴办学堂，扶持贫困，资助学生，受益者何止万千，成才者其数无算。”

辛亥革命南北和议达成后，张钫让王广庆等人留学日本。白芷洁是张钫佃户的孩子，由张钫供到河大毕业，后又资助其去美国，回国后任香港一学院教授。

此外，张钫多次捐赠图书给河大，诸如《新安县志》《历代军事分类诗选》《鲁岩所学集》等，至今尚存于学校图书馆。张钫还对传统文化情有独钟，1931年他前往安阳殷墟，经手发掘了近4000片甲骨文，从中精选800片拓印，编著成《殷文字存真》八集，成为研究甲骨文字的宝贵资料。1947年，应时任校长姚丛吾邀请，张钫来河大作题为“殷墟甲骨文之发掘经过”的学术演讲，给在场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

卓荦大节，青史有名。张钫逝世后，其墓志铭由河南大学教授姜亮夫撰写。张钫之父张子温墓志铭由国学大师章炳麟撰写，而姜亮夫则师从章炳麟。师生二人撰写父子二人墓志铭，堪称“奇缘”。

正如张钫墓志铭所记述，“……办实业，修水利，惠鲜赈灾，致力于文教事业，至今人多称之……”“世重儒将，贵知礼仁。炜炜张君，恫怀在民。乐善赈灾，兴学育人……呜呼炜矣，此之为天秩。”纵观张钫的一生，虽然戎马倥偬、跌宕沉浮，却始终不渝地重视实业与教育，惠泽桑梓，竭尽所能地服务社会，为民造福。吾辈念之仰慕，言之不尽。

责任编辑：史晓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