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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甲骨重见天日(摘自《大河报》2005-03-23)

【新闻作者:记者 许天一 通讯员 王建军 文 记者 郭长秀 图    来自: 本站原创  已访问: 责任编辑:srg   】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是2005年的3月20日。110年前的这个日子,在河南南阳县长春街上的一家商铺内,一位杰出的甲骨学家诞生了,他的名字叫董作宾,字彦堂。在当时,学术界还没有甲骨学这个名字。
  1899年,著名金石学家、大清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发现所食药物中的龙骨一味,原是龟版,上面竟然有契刻文字,于是“一片甲骨惊天下”,过去不名一文的残骨朽片顿成吉光片羽。经过一代学人前仆后继、呕心沥血、刻苦研究、深味默识,一门新兴的国学——甲骨学蔚然而起。
  董作宾先生在《甲骨学五十年》中说:“我生在光绪乙未,比起甲骨学要大他四岁……人到了五十以上,已算上是老了,可是甲骨学五十年却并不算老,他不过像一个知识初开的幼童。他的诞生与长养,我这位忝居老大哥的约略知道一些,至少我和他有五分之三的时间发生过密切联系的。”
  如今,又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甲骨学的研究者,也越来越多,连我这样的后生小子也在前辈们的感召之下,踏入此门,开始了甲骨文的学习与研究。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甲骨文的研究正是因为“薪尽火传”的承续,一步步地走向辉煌。
  但后之学者,不应该忘记前贤们踏破荆棘、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更不应该忘记那些甲骨学大师的精勤考辨、踵继步武,是他们使甲骨“幼童”“知识初开”,成为如今世界性的国际化“显学”。为此学术界常有“甲骨四堂”(“堂堂堂堂,郭董罗王”)的美誉,而其中唯有董彦堂先生是我们的河南老乡。
  今天这个日子,似乎没有鲜花,没有掌声,也几乎没有人提起这样一位河南学子。作为一个景仰董先生的晚辈,同时也是甲骨后学,我斗胆利用手中的“公权”,来满足一下自己的“私欲”,纪念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原清华大学校长曹云祥曾说: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大师之谓也。而我想,所谓“厚重河南”,也需要有像董作宾先生这样的大师来充实,才能更显其深沉博大、灿烂辉煌。
董氏祖籍在杨门
自此踏向考察路
  站在温县解放路中段的苏苑大门前,我看到苏苑围墙上所刻的温县名人谱。其中有孔子的弟子卜子夏,太极拳名家陈王庭,还有甲骨大师——董作宾!
  在我记忆里,董先生是南阳人,怎么会突然“跑”到温县,变成了焦作人?莫非又是像诸葛卧龙一样,襄阳与南阳两地争抢名人,至今还闹得不亦乐乎?
  因为自己正在学习甲骨文字学,所以对作为甲骨前辈的董作宾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于是我就向陪同采访的温县宣传部工作人员询问,看她一脸迷茫的样子,我知道问错了对象,只好自己查看墙上刻写的董作宾小传。
  从小传中得知,董作宾祖籍温县董杨门村,村里还建有“董作宾先生纪念馆”。董作宾自辑的影记《平庐影谱》中也有如下记述:“董杰卿先生(董作宾之父)讳士魁,世居温县董杨门村……同治、光绪间,杰卿只身游南阳,家焉。”
  《平庐影谱》还载有南阳名士、国民政府时期任河南博物院院长的张嘉谋(字仲孚)先生为董作宾先生的母亲王太夫人65岁所作的寿赞,其中说道:“是岁(1928年)夏,从彦堂自洛之安阳,便道过温,问所谓董杨门者,在城西可十里。温有七杨门,姓别为村,董氏居其一。彦堂祖宅东偏,宅前皂荚盘礴,荫半亩,数百年之物也。新令既废庙祀,乃延同祖一房于树下摄影,出所携赠长幼。”
  就是这次,董作宾在老家逗留了三天,然后就走上了初次赴安阳的考察甲骨之路。
傅斯年慧眼识才
董作宾初到贵地
  自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以后,立即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曾引起了近30年的大规模私人盗掘。满清政府疲于应付内外的交困,根本无暇也没有能力顾及国之瑰宝——甲骨文的保护与研究。一时间,京津沪的文人墨客、上流人等,无不言必甲骨、话必契刻。为此,他们跑遍了药店,也买遍了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在几无所获之后,就盯住古董商搜求。古董商为了囤积居奇,赚取更大的利益,便大肆宣传说,安阳小屯早已没有甲骨出土了。
  当时社会上的名流,也竞相附庸风雅,似乎自己没有收藏几片甲骨,就不是文化人一样。上海滩上就有这样一个人物,那就是收藏甲骨两万八千多片的刘体智。虽然他称得上是一个收藏大家,但是,刘体智到底还是一个字也不认识,还得求别人帮助。
  小屯村里,由于时常有古董商坐催,农民也都大肆进行盗掘。挖来挖去,把个好端端的耕地戳得尽是窟窿。有的农民挖出了甲骨,结果,地主找上门来说地是他们家的。有的因为挖甲骨,地洞塌方出了人命。一来二去的,有的甚至打起了官司。同时,大肆的盗掘也毁坏了不少文物。
  在中国的外国传教士,他们中不少人接受过新学,手头银子又多,便疯狂地掠夺中国的宝物,继而造成这一文化瑰宝流失海外。因此,20世纪20年代,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强烈呼吁政府采取得力措施,保护国宝。
  恰巧,1928年成立的以“扩张研究的材料”、“扩张研究的工具”为宗旨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后简称“史语所”)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必要性。更重要的是,史语所有头脑的领导者还看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于是,他们便勇敢地承担起了保护甲骨文的重任,并以此作为史语所建所之后的第一项实际工作。
  作为了解“现代考古学和科学技术的少有的几个天才人物之一”的傅斯年,以其慧眼卓识,选中刚刚30岁出头的董作宾,派他到闻名已久的甲骨文出土地安阳进行调查,了解殷墟地下的甲骨是否真如已是甲骨学大师的罗振玉所说“宝藏一空”。
  傅斯年的选择在后来的李济等人看来是非常正确的,并非科班出身的董作宾,在当时是“五四运动”的天然追随者,富有新思想并急于为自己的研究搜集资料。而且“董是河南人,这在许多方面都将有利于他的工作;再者他头脑灵活,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古物家”。
  可是,时间已经过去将近30年了,安阳小屯的地下还有甲骨文吗?这片殷墟遗址上还有科学发掘的可能吗?于是,史语所就派董作宾来打打前站。也就是在这次考察中,从洛阳到安阳,董作宾借道温县董杨门村探访了一下家乡亲友。
  1928年8月,董作宾乘上京汉铁路火车,风风火火地赶到安阳。站在简陋的站台上,董作宾四下看了看,一片破旧,一派苍凉。此时,董作宾大约也没有想到,他的这趟安阳之行,把自己的命运与殷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遵古斋遇蓝葆光
小屯村内拾甲骨
  身负重任的董作宾到达安阳(当时称彰德)后,按照他早已考虑好的工作方案,决定首先向当地的文化人了解情况。因此,一下火车,董作宾就直奔彰德十一中学而去。
  彰德十一中学,其前身为安阳中学。安阳中学的所在,即是宋代名相、安阳籍人氏韩琦的昼锦堂。我国近代著名的史学家、考古学家徐旭生曾在这里教授过算学和法语,之后,他留学法国,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
  彰德十一中学校长名叫张尚德。张校长小时候就听祖父说过,安阳小屯地下有龟版,这龟版是神物,能知凶吉,上面还有古老的文字,因此他曾“偕学生旅行其处(指殷墟小屯村),见无字之骨片,田间多有。以木枝向地下掘之,即得有字者”。当得知董作宾来询问甲骨文的情况,于是张尚德打开了话匣子,听得董作宾双目放光。他们约好一起去小屯踏访。
  接着,董作宾又向安阳城内的古董商进行调查,但作为“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他们,却不愿向董作宾吐露真情。后来,董作宾在彰德古城的钟楼东找到了“遵古斋”,店里的王掌柜表示愿意帮忙“代为搜求”。
  王掌柜名叫王嘉瑞,是本地名门望族,城里乡下都有房产。他的哥哥王嘉祥在弟兄几个里面读的书最多,平时也爱收集个古玩什么的,在彰德城里,凡有个古画、瓷瓶、铜器的,都爱找他鉴定。自从乡下出了甲骨文,来安阳的古董商自然多了起来,遵古斋也就应运而生。这几年,南北四京(南京、北京、西京长安、东都洛阳)的古董商没少在安阳落脚,遵古斋也就成了他们商讨买卖的好地方。于是,王嘉祥亲自出马下乡收购,王嘉瑞就成了掌柜的。
  董作宾见了王嘉瑞,问得极为详细,王嘉瑞也竭尽全力,有问必答。通过王嘉瑞,董作宾认识了“真正的天才”河北人蓝葆光。以刻伪片而闻名的蓝葆光知道董作宾的身份以后,郑重地送了一片自己刻的完整的龟腹甲给他。董作宾接过这块假造的龟版看看,只见其背后的钻灼都是原来的。只是原来的龟版上刻的文字较少,蓝葆光又加刻了许多而已。不过,蓝葆光的“手艺”也只能糊弄一点也不懂的人罢了,因为他不懂甲骨文文例,刻的卜辞也就牛头不对马嘴。
  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晴空丽日,董作宾与张尚德一同前往小屯。两人绕过一家家农户房宅之间的窄狭的曲径,穿过村子,眼前豁然开朗,远远就望见一里开外的洹河。董作宾听村人七嘴八舌地讲了二三十年来挖宝的情况,又独自沿着洹河西去。走了一会儿,他看见地上一个白点子,低下头去抠了出来,原来是一块刻字甲骨!一路上,他竟得到大大小小十几片甲骨,当然,都是些碎片,上面的文字不多。
发掘殷墟十五次
难禁“百姓”偷点灯
  在小屯村,董作宾还被告知,除了古董商的大肆收集,外国人也对甲骨文特别垂青。为了发财,村民们大都投入了其中去。村上有个地主叫朱坤的,就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挖宝队,他让雇来的青年农民住在地里临时搭建的帐篷里,垒上炉子,支起大锅,正儿八经地干了起来。一见此景,邻家也不示弱,也雇人干起来。三挖两挖地,两家发生了冲突。主人一招呼,双方拉起架子,竟要决一死战。后来,还告到了官府。县官下令任谁也不许再挖甲骨,盗掘的事情才偃旗息鼓。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饥寒交迫的村民们又一次相约挖宝。直到1928年的春天,北伐军在安阳一带作战,驻兵洹水南岸。农民们不能种地,只好又挖起甲骨来。
  因为利益的诱惑,盗掘甲骨的情况直到后来也屡禁不止。据《董作宾先生年谱》中说:“1937年,安阳盗掘古物之风,本年益盛,公然贴标语,反对殷墟发掘工作,标有‘打倒摧残人民生计的董(指先生)、梁(指梁思永)’,‘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云云,奸商土劣仍倡议以盗掘物一部分捐出,成立古物保存所,遂大举挖掘,更无忌惮矣,《平庐影谱》有劫余之物照片多幅,先生题曰‘百姓之灯’。”
  董作宾回到北京,汇报了在安阳的考察情况,立即得到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的重视。没过几天,董作宾带着500元的发掘费再次来到安阳,中国文物考古史上首次对殷墟的科学发掘拉开了序幕!董作宾住在彰德十一中学里,每天到小屯去发掘。他与郭宝钧、王湘、李春昱等人一共进行了17天的发掘,共出土甲骨文854片,还发掘出不少铜、陶、骨、蚌、石、玉器等。
  从1928年至1937年,史语所共进行殷墟发掘15次。这15次科学发掘,所获有字甲骨共24919片。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这项考古工作被迫中止。董作宾先生作为第一、三、九等三次发掘的主持人,第二、三、四、六、七等次发掘的参与者,并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托,监察第十一、十三两次发掘,被永远地载入中国考古学的史册,其开创之功,实不可没。而深埋地下三千年的甲骨文字,也因为董作宾的这一次次探查而重见天日。正是这些有系统的科学的发掘工作,才使甲骨文字成为可以使用的史料,来研究中国古史上迷雾一样的殷商时代。
  (未完待续)
  本文承河南省文字学会会长、著名甲骨学专家王蕴智先生指正,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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