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建筑界,向有“南杨北梁”的说法,“北梁”指北京的梁思成,“南杨”就是出身河大的杨廷宝。
另一河大学子姚雪垠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被称为史诗性的作品。
如杨廷宝一样成为院士的河大学子,据不完全统计有21人;如姚雪垠一样成为作家学者的河大学子,有白寿彝、尹达、石璋如、吴强等;而成为政治风云人物的河大学子,有侯镜如、赵毅敏、袁宝华、王国权等。
杨廷宝:建筑界的一代宗师
风花雪月总是大众传播的一部分,也总能让科学巨匠化作流行的符号。身边有才女林徽因的梁思成,尽管小时候的一次车祸让他背有点驼,脚有点跛,他还是几乎变成了家喻户晓的风流人物。但与梁思成同样伟大的河大学子、我们的老乡杨廷宝就没那么“幸运”,虽在中国建筑界享有“南杨北梁”的崇高地位,但大众对他却很陌生,尽管他的建筑作品我们是那么的熟悉———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徐州淮海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北京火车站、北京和平宾馆、清华大学图书馆,而且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周恩来纪念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北京图书馆新馆等工程的方案设计都有他的参与和建议。
杨廷宝参与设计的许多建筑都上了“国家名片”———邮票,如人民大会堂(特14《人民大会堂》)、毛主席纪念堂(纪22《毛主席纪念堂》)、南京长江大桥(文14《南京长江大桥》)等,它们作为新中国建筑设计史上的经典之作,被我们熟知得盖过任何时下流行的东西。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杨廷宝设计的主要作品京奉铁路奉天总站、北京交通银行、南京中央医院等都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建筑作品。我们对此可能有些陌生,但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齐康为向恩师的故乡河南“还债”而设计的作品,我们却很熟悉,它就是河南博物院。杨廷宝“制造”了多少“国家名片”,说不清,但其学生设计的河南博物院,如今又上了“国家名片”,成为新时期河南乃至中国建筑的经典之作。
1912年,杨廷宝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第一次英文科,3年后进入清华学校学习,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1924年秋,英才云集的美国建筑设计界举办了备受关注的建筑设计评奖活动,令人意外的评奖结果却让全美舆论哗然,荣获此次城市艺术协会设计竞赛和艾默生设计竞赛两个一等奖的得主,竟是一位来自中国的学生。专业人士称赞他的建筑设计“风格特殊,技艺高超”,几家美国报纸连续刊登他的事迹和照片,他的两件设计作品随即被收入美国高校建筑学通用教材《建筑设计原理》,他,就是河南大学优秀学子———杨廷宝。
杨廷宝曾任国际建筑师协会副主席、中国建筑学会理事长、南京大学建筑系主任、南京工学院(东南大学)副院长、江苏省副省长等。1952年,当北京筹备“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时,政务院把北京历史上建造的第一个高层建筑“和平宾馆”的设计任务交给了杨廷宝。结果,杨廷宝设计的和平宾馆简洁、大方、朴素、明朗,得到了周总理的肯定和赞扬,赢得了国内外建筑界的好评。
杨廷宝的学生如吴良镛、戴念慈、齐康、张坦、郑孝燮等,都是中国建筑界的大家,这也是一代宗师杨廷宝对祖国作出的一种贡献。
1982年12月23日,杨廷宝院士因病在南京去世,他的骨灰被安葬在南京中华门外一处幽静的山坳里,遵照他的遗愿,墓碑上镌刻的是“南阳杨廷宝之墓”。
姚雪垠:文学界的灿烂星座
姚雪垠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被妈妈判处了“死刑”。
他是父母的第3个孩子,家里实在太穷,母亲决定他一落地就将他溺死。多亏曾祖母晓得母亲的想法,他一出生就被曾祖母抢到手里,交给四祖母奶他。
第3 天,曾祖母小心地把他抱给母亲看,小雪垠的眼睛睁得很大,还跟着灯亮儿转,母亲哭了。许多年以后,母亲对他说:“一看你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我的心就软了!人人都夸你长得跟神娃儿一样!”
1929年,姚雪垠从老家南阳来到开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结束了浑浑噩噩的少年生活”,河南大学给予他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让姚雪垠新鲜的还有他的处女作《两个孤坟》在《河南民报》发表后得到的5毛钱稿酬。当从报馆领到这5毛钱时,他两眼放光———5毛钱,这是一个极不起眼的数字,可对处于生活困境中的姚雪垠来说,却是一笔不小的意外恩赐:5毛钱,他可以在地摊上美美地喝几碗热气腾腾的绿豆面丸子汤;5毛钱,他可以买几个大个的甜瓜,抱回宿舍,带着欣喜的心情连皮吃下……河大两年,姚雪垠为他以后的创作作了初步的准备,“……早期这点基础,是我到中年时代突然开始写《李自成》的必要条件”。其实,开封和河大还不仅仅是姚雪垠创作《李自成》的知识准备,而且也为他最早提供了接触李自成材料的机遇。1931年,姚雪垠意外地发现了记载李自成3次进攻开封的两本书,一是李光璧的《守汴日志》,一是周在浚的《大梁守城记》。这两本书是姚雪垠接触明末农民战争史料之始,正是在这里,他已经隐约地出现了创作《李自成》的意识萌动。
姚雪垠还和王国权(曾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等经常在河大6号楼举行秘密会议,并出版进步刊物《大陆文艺》等。为躲避当局的追捕,姚雪垠和王国权一起回到王国权的家乡巩义。王国权回忆说:“一回到家,父亲就要我结婚,我不同意。姚雪垠劝我说:我们是从开封逃出来的,这时既不是寒假,也不是暑假,别人问起很难说清楚,不如趁机结婚还可掩人耳目;况且我们这些人将来还是浪迹天涯,结婚对我们也没什么影响。听了姚雪垠的话,我便吹吹打打地结了婚。结婚第3天,我就离开了家……直到锦州解放……我这才与她办理了离婚手续。”
河大:“大萝卜”辈出的地方
河大校史专家刘卫东先生对记者说,解放前的河南大学先后拥有30多位院士教授,曾培养出21位院士。
秉志是河南大学培养的第一位院士(他还有举人、进士的称号),也是中国现代生物学的奠基人,被学界公认为一代宗师。1938年6月5日,家乡开封沦陷后,秉志挥笔写下这样一段文字:“一国之命运,与人民的智力与德行有极其密切的关系……要使国家命运隆盛与长久,必先培养人民的智力与德行。否则,民智低下,在上者利用人民的无能力,肆行无忌,剥削人民,其国家必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野心侵略者,乘势威胁蚕食,终将长驱直入,而覆灭之。这就是我国今日所犯的弊病。”这位河大著名校友的肺腑之言,不正是对河大之所以把“明德新民,止于至善”作为校训的最好注解吗?
秉承这一校训,河大学子走出中原,造福中华。从青霉素的研制到“两弹一星”的发射,从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到“波浪镶嵌构造”地质理论的提出,从殷墟的发掘到《中国通史》的鸿篇巨制,其中无不凝结着河大学子的智慧和汗水;20世纪中国的各个领域无不闪现着以侯镜如、赵毅敏、袁宝华、王国权、杨廷宝、张伯声、赵九章、尹达、姚雪垠、邓拓等为代表的众多河大学子的身影。
“河大是个出‘大萝卜’的地方。”河大校友、知名学者孟宪明说。
河大还有一“大”,那就是被河大人称为学校“心脏”的大礼堂。耗费20万元巨资的大礼堂于上世纪30年代建成,拥有3004个座位,而当时河大才300来名学生。大礼堂建成不久,开封沦陷,河大被迫迁到豫西南办学。在豫西南的日子虽然艰苦,但现年80多岁的姚银亭教授还是很怀念那段时光:“大家席地而坐,听留着大胡子、穿着长袍的冯友兰教授讲课,很入迷。那是河大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在全国高校排名时,位列第6名。”
复校开封后,河大成为当时全国20多所国立大学之一。“国立”给河大带来一次新的迁徙,开封解放前它迁往苏州,走错了路。解放后,河大再次复校开封,并在院校调整中分离出河南医科大学(现并入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同时武汉大学等中南学府还从河大“抢走”众多系科,河大以自己的泪与血为河南乃至新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少年河大写下的其实是河南的光荣。假如20世纪的河南没了河大,我们会猛然发现河南在中国科技界、文化界等领域将失去太多的光华,积贫积弱的河南会显得更加苍白,河南人对中国进步的贡献将会少了许多。想到这儿,我们不得不向除旧布新、办了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林伯襄先生,向“卖了铁塔”办起河南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冯玉祥先生稽首致敬!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