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故事的主角，男的叫黄元波，中国微生物学家。而女主角则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士，现任河南大学外语系名誉主任，硕士生导师，教授，河南省政协委员，吴雪莉（原名雪莉·伍德）。

　　吴雪莉今年已经７９岁高龄，在河南大学已经工作了５１年。她家住河南大学西门不远处的一所幽静的小院子里，两层小楼，房顶和院子的围墙上爬满了绿色，院子里摆满了盛开的盆花，整个小院看上去一片生机盎然。

　　吴雪莉看上去很高大，腿脚已不太灵便，但精神矍铄，也很健谈，我们聊了很久。

　　雪莉·伍德第一次认识中国，是从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中读到的。那一年，她才１３岁。１９４５年，２０岁的雪莉在底特律密执安州立农学院（现密执安州立大学）靠着为学院养牛场打工，半工半读孜孜求学。这一年，一个中国青年突然闯入了她的生活，并将她一生的命运系在了大洋彼岸那个神秘而古老的国度。

　　这位中国青年就是黄元波。

　　两人的感情进展顺利而且迅速，仅仅三个月，他们就办理了在当地报纸上刊登结婚启事、到法院登记、领取结婚证等一系列手续，１９４５年圣诞节的第二天，在二战结束的喜庆气氛中，在光闪闪的圣诞树下，一对异国恋人举行了婚礼。

　　婚礼简单而热闹。没有昂贵的婚纱礼服，没有豪华的大宴宾客，证婚人是雪莉的哥哥和黄元波的好友。黄元波望着雪莉那双似乎在燃烧的蓝眼睛，郑重而轻捷地将一枚象征爱情坚贞不渝的戒指，套在新娘的纤纤手指上，同时也套住了一段半个世纪的幸福和接下来的相守、漂泊与曲折。

　　１９４６年正值解放战争时期，雪莉随黄元波来到了中国上海。从此，她有了之后伴其一生的中国名字———吴雪莉。

　　报国心切的黄元波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有所作为。他经过权衡，选择到当时条件最好的西北农学院。

　　在农学院?熏清苦然而充实的教书生活，平静却愉快的日子，渐渐让吴雪莉感到了家的温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吴雪莉开始了对古老东方文化的学习，当然是从识汉字开始。在西北农学院任教之余，黄元波和吴雪莉在家里又开设了课堂。黄元波还是做先生，吴雪莉则做了学生。

　　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

　　这是吴雪莉学习汉语念的第一篇课文，出自当时的小学识字课本第一册。先生原是广西人，发音是南腔北调，学生是外国人，吐字更是古怪滑稽。吴雪莉学习时态度极其严肃认真，可语调常常让黄元波哈哈大笑。这一笑一学，倒使课堂气氛生动有趣。最让黄元波难耐的是吴雪莉老是记不住汉字的读法，往往拿着刚教过的字问怎么念，抱歉地耸耸肩膀，一脸无奈地说：“我又忘了。”黄元波就得一遍一遍地教，后来索性买来一本英汉对照词典来帮助吴雪莉，吴雪莉整天抱着词典，珍爱有加。

　　１９４７年５月，他们爱情的结晶、长子黄礼民出生了。婴儿响亮的哭声使吴雪莉心底那酝酿已久的幸福释放了，她完全沉醉在那温馨的暖流中。幸福的吴雪莉跟医院的小护士学习《摇篮曲》：“风呀，你静静地吹／鸟呀，你要低低地叫……”尽管她发音不那么字正腔圆，可她以一个母亲的爱心把这首歌唱得那么动听，那么感人。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爆发使西北成了中国战争最激烈的一个所在。到１９４８年，学校终于还是无法逍遥世外，学生停学回家，黄元波夫妇和其他教师们也开始打点行装。此时早已不像来时那么轻松，吴雪莉已经怀上了第二个孩子。

　　想想那两年随着丈夫辗转各地的光景，吴雪莉一个劲地摇头：“简直可以说无家可归，在西北生了一个孩子，抱着他到处跑，在南京安生了６个月，第二个孩子生下来还得跑……”

　　这种颠沛的生活止于上海，夫妻两人都找到了工作，黄元波在南通大学当教授，吴雪莉在美国德士古石油公司驻上海的商业机构当打字员。白天，夫妻两人各自去上班，留保姆在家照看孩子，下班回来一起吃饭。日子虽说紧点，倒也有条不紊。

　　在上海的惬意事是看戏。猴戏最好看！武生戏也挺好。紧锣密鼓，刀枪并举，跟头连翻，精彩！热闹！可丈夫并不赞同。有一天黄元波兴冲冲地告诉吴雪莉：“晚上去看梅兰芳的《玉堂春》，这才叫好戏１黄元波故意强调一个“好”字，让吴雪莉认为，这戏一定更热闹，在她的心目中，热闹是分辨好坏的重要标准。可惜《玉堂春》大热闹没有，小热闹也看不到，吴雪莉不禁大失所望。黄元波一直被台上的表演吸引着，竟忽略了身边的吴雪莉。当一折戏唱完，扭头一看，哈哈，吴雪莉垂着眼皮，头一栽一栽正打瞌睡。

　　“怎么，不好看吗？”

　　“怎么好看？”吴雪莉被推醒后，往台上瞧了一眼，一脸迷惑，“老也唱不完，也不知道唱的啥！跪在地上那么长时间不起来，膝盖都跪疼了，多可怜。”黄元波摇摇头，哭笑不得。

　　１９５０年，黄元波受同学邀请离开上海，到当时河南省的省府开封主持筹建生物制药厂。１９５３年３月２日凌晨，吴雪莉率领膝下儿女来到开封，不久成了河南大学的第一位外籍教师。

　　土路，没有灯，月亮很好，城外是农村。 简单、模糊的开封印象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在工厂来迎接的马车的行进中颠摇出来。这并不影响吴雪莉的心情，除了有些疲惫之外。她长期辛勤的外语教学工作从此真正开始：学习汉语、教学、相夫教子、写作、融入中原的生活……

　　吴雪莉逐渐成了地道的开封人，说一口流利的开封话，和所有人一起经历着中国的每一个脚步，其中就包括三年自然灾害…… 吴雪莉的回忆常筛去痛苦，留下欢乐，说起那段最困难的艰苦年代的艰苦生活，她微微一笑，表情丰富地说：“想起来挺有意思的。困难时期，三年吃了我三本书（稿费），一本小说（是指写一个嫁给中国人、做了中国家庭的主妇和母亲的美国妇女的亲身经历的英语小说《中国一条街》）、两本翻译书（指《苦菜花》、《在和平的日子里》两本译著）。其实，我也并没有觉得特别苦，小时候在美国就已经经历过了。何况当时比起中国老百姓，我们还受到国家特殊照顾。面包会有的，孩子们会长大的，我们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事实不是如此吗？”她快活地闪动着那双蓝眼睛，发出欢快的笑声。

　　回忆被剔除了痛苦，但事实总有痛苦，那段时期，和其他老百姓一样，他们一样经历着那段难挨的日子。

　　首先是穿衣问题。楼梯般高高低低的孩子，长得很快。既要在穿的问题上省钱，又要计划使用数量不多的布票。吴雪莉把自己的一件花衬衣，拼成两件小花裙，将女儿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哥哥穿小的衣服，加工改制又成了弟弟的新装。那年头，老有补不完的补丁，而补丁，也是一种时髦。吴雪莉补补丁可讲究了，她十分注意，补丁与旧衣服的色彩搭配要协调，不能太杂太乱，膝盖上的补丁要方方正正，屁股上的一定呈扁圆形，还要用缝纫机缝两圈以作装饰。１２岁时就会用电动缝纫机给自己做衣服的美国姑娘，如今又学做棉衣，成了飞针走线的中国媳妇。常常是孩子脱光睡下，看见妈妈开始动手熬夜，第二天他们起来，就可以穿上暖暖和和的棉袄去上学读书。

　　吃，是更大的问题，何况又是６个嗷嗷待哺老填不饱的肚子呢！困难时期国家对外国人和高级知识分子实行特需供应。吴雪莉每月１公斤白糖票和１．５公斤油票。小五、小六年龄小，是享受和妈妈同等待遇的“外国人”，全部供应细粮，其余的孩子口粮标准里，还有一定比例的杂粮。吴雪莉充分利用这些优势条件，精心调配计划着日子，尽量为孩子们改善生活。黄元波先生在生物制药厂担任总工，不时可分到一份挤出汁液剩下的牛肉渣，大受孩子们的欢迎。但这也不常有，因为有的朋友托黄先生买牛肉渣“改善生活”，黄先生不好驳朋友的面子，何况当时人人肚子闹饥荒，他更不愿意利用职务之便自己搞特殊，只好把自己分的一份送人完事。黄先生还有一个老同学早早去世，撇下老母和１２个孩子，仅靠政府抚恤金生活，有时黄先生从自己的工资里抽出钱来资助他们。对于这些，一向富有同情心的吴雪莉还能说什么呢？只有加强计划过日子。虽是生活困难时期，但这个小家庭总是一片乐融融的气氛。

　　吴雪莉在学校授课、繁重劳动之余，为这个小家搞好生活而进行了一系列自力更生的尝试。按家务分工，保姆做饭，她做衣服。业余时间，她和同事们去东郊地里拣白菜叶，回家淘净切碎，配上一点点牛肉渣，或者把老黄分到的猪大肠油，洗干净炼成油渣，一起包包子吃。把红薯面掺点豆面，下到小米汤里，叫“鲤鱼穿沙”；把豌豆煮软放一点儿糖，做豆沙包，或者把豌豆拉成豌豆瓣儿，煮半熟，然后蒸成很暄的一寸半高的“跃进糕”。春天，蒸雪白的槐花，吃出满口清香；秋天，蒸价格便宜的胡萝卜缨，也别有风味。她还学会对榆树的综合利用，先将榆树的嫩叶捋下来下面条锅，等长出圆圆的榆钱儿，采摘拌面蒸熟，调以蒜汁，黏黏的挺好吃。

　　当时，黄元波先生随生物制药厂吃住在东郊，工作又很忙。吴雪莉要上课、下乡，还要管好这个家，并尽量省下每一口饭给孩子们，因此，当时，她异常“苗条”。按定量标准，小五每顿应比小六多吃半个馒头，但这是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对小孩子很难解释明白，只好在给小五小六平分饭菜之后，悄悄再塞给小五半个馒头。后来，还是被馋猫似的小六发现了，他又委屈又生气地向妈妈抗议“偏心”，可小五小六并不知道，有时因他们偷吃馒头吃完了这顿饭的定量，妈妈只好空着肚子去上班，上课时还听见肠子在肚子里埋怨哩！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由于吴雪莉的母亲道逊夫人和著名的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好朋友，通过她的影响，周恩来总理专门批示保护吴雪莉的家庭，不许对吴雪莉进行揭发批判。然而，对于一个中西结合的家庭，不可避免地受到一次次运动的冲击。直到１９７２年，由周总理提名黄元波被调到四川主持关于“猪三疫苗”的科研项目。

　　１９７８年，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春光里，黄先生应邀赴京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带着须臾不可离的氧气袋。４月２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与劫后幸存的精英们一起合影留念。黄元波先生被安排在前排右侧第六的位置上，那双细长的眼睛里闪烁着年轻人般的激情、兴奋，又像诉说着太多沧桑，沉淀着太多的感慨。

　　１９８４年一个冬日，病床上的黄元波最后深情地凝视那双仍顾盼生辉的蓝眼睛，又像回到了美国底特律那个幸福的夜晚：皑皑白雪，闪闪的圣诞树，还有那个身着淡绿衣裙的美丽新娘。他匆匆走了……

　　黄元波先生已去世２０年了。丈夫去世后，他们的５个子女先后到美国留学，吴雪莉有太多的理由回归大洋彼岸的故乡，但是她选择留在了黄河岸边这座古老的城市，这个美丽的校园。对于她来说，这里有她的事业，有她的思念，有她的亲邻，这里才是她的家……

　　题图：黄元波、吴雪莉和他们的６个子女。（１９５８年摄于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