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伯声在我国首次发现并提出太古代与元古代地层间的造山运动———“嵩阳运动”；因为杂文《野百合花》，著名作家王实味在上世纪４０年代延安整风运动中含冤而死；著名学者、报人邓拓因《燕山夜话》在上世纪６０年代死于非命，“文化大革命”运动大幕就此揭开。
　　张伯声、王实味、邓拓皆是河南大学的学子———发现了“运动”的张伯声威震地质学界，被“运动”吞噬掉的王实味、邓拓也彰显着河大人的“铁塔牌”精神，从而与开封铁塔一样，永垂千古。
被“运动”吞噬的王实味和邓拓
　　河南大学与开封铁塔结缘，不仅仅是因为河大与铁塔互为邻居，铁塔湖是河大师生一锨一锨地挖出来的，更在于天天看着铁塔成长起来的河大学子心中渐渐培育出一种铮铮精神———这种精神被河大称之为“铁塔牌”精神。
　　在河大有一个美丽的传说，那就是“冯玉祥卖铁塔办河南大学”。说是上世纪２０年代初，冯玉祥主政河南期间，硬把开封铁塔卖给大财主赵倜，筹集款项来办河南大学。有这样的传说在，河大学子岂敢不以铁塔为榜样修身养性？传说归传说，但河南大学的办学资金确实有许多是来源于赵倜的，不过是冯玉祥没收来的。为这事，当时的中央政府还下过文件，并说“校名应定为‘中州大学’方为‘合法’”，想来“中州”有面向全国招生的意思，不独为河南所“私有”吧———你冯玉祥应“天下为公”才好呀。
　　据河南大学教授李丙寅追忆，那时“冯玉祥和他的官员一样，每月都是２０大洋，而当时河南大学聘请的外国教授每月拿３００～４００大洋，就是学校的普通教师，至少也拿１５０大洋以上，而当时一个技术工人的工资是每月只有３个大洋”。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一批优秀的河大学子，王实味、邓拓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王实味是上世纪４０年代延安最大胆、最有争议的知识分子，连毛泽东都曾深夜提着马灯去看《矢与的》墙报（上面最轰动的就是王实味写的短文）。１９４５年“七大”时，毛泽东甚至说：“四二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１９６２年，王实味死去十几年后，已经成为新中国领袖的毛泽东又一次在最高层会议上提起他。
　　１９４２年３月，王实味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杂文《野百合花》，文章把某些机关在节假日举办的晚会说成是延安“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现象”；把干部待遇上的某些差别夸大成“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把在战争环境下偶尔发生的“青年学生一天只得两餐稀粥”视为普遍现象；把个别干部的某些官僚主义，说成“到处乌鸦一般黑”……更严重的是，国民党特务根据王实味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他》，作为国民党在政治上“讨伐”中国共产党的檄文。
　　开始，有关方面只是打算对《野百合花》的思想错误进行批评与帮助，但在康生的“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对王实味的斗争会。１９４３年４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这时，不在延安的王实味的爱人刘莹还一无所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一天，刘莹从中央电台的广播中忽然听到王实味的名字，说他是暗藏的“国民党特务”，而且早被处决。
　　守候了几十年、已经７２岁的老太太追根究底，方知她丈夫的死凭的只是康生的一句话———１９４７年３月中旬，国民党２５万军队在胡宗南统领下进犯延安，被拘押中的王实味随队撤离。６月中旬，晋绥公安总局为减轻撤离中的负担，请求处决王实味，得到康生的“口头批准”；７月１日，王实味被秘密处决。他，只活了４１岁。
　　王实味被处决的事，毛泽东１９４９年才知道。听到汇报后，毛泽东大怒，说：“还我一个王实味！”在毛泽东眼里，王实味是没有犯罪的。
　　１９９１年，王实味被平反昭雪，他的《野百合花》也获得平反。王实味２０岁就入党，译著等身，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有人性色彩的，所以他才批评斯大林缺乏人性，才敢直言延安的阴暗面，他不是那种只会唱赞歌的喜鹊。他为自己的思想和骨头，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他的名字留在２０世纪的历史上，抹也抹不掉。
　　但这样一个硬骨头的人，长的是什么样子呢？
　　王实味１９０６年生于河南潢川，１９２３考入河南大学英文科。“去年建校９０周年期间，我找来找去，只找到王实味的‘半身像’。‘文化大革命’期间，刘莹怕抄家，就把王实味一张照片的上半部剪了下来，这竟成了‘王实味留给世人的唯一的照片’。”河大宣传部的时勇对记者说，“照片是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四本的《名人与冤案》上找到的。这套书第一本的封面是河大校友王实味，第二本的封面又是河大校友———邓拓……”
　　１９３４年，邓拓转学河南大学。１９３６年，他在学校完成了他的不朽名作《中国救荒史》。１９３７年６月，邓拓在河大７号楼完成最后一门毕业考试后，被特务逮捕，“七七事变”后获释。如今，７号楼北门悬挂的牌子是“新闻与传播学院”，这或许是对著名报人邓拓的一种最好的怀念吧。
　　邓拓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但他广为人知，还是因为《燕山夜话》与《三家村札记》杂文集，也因此，在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含冤逝世，年仅５４岁。
　　１９３４年秋，受中共地下党组织派遣，２２岁的邓拓从上海法政学院转至河南大学经济系读书。这位中共地下党员不久就成为河大经济系主任罗章龙教授和王毅斋教授最喜欢的学生，同时邓拓也从文学院嵇文甫、范文澜、李达等教授那里学到了历史、哲学和文学方面的许多知识。根据中共河南省委的指示，邓拓和他的老师罗章龙、王毅斋等引导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
　　１９３６年春，邓拓用文言文撰写的《中国救荒史》脱稿。此书的写作始于１９３５年，当时黄河长江同时于秋季泛滥，中原、江南哀鸿遍野，作为河南大学经济系的学生，邓拓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社会重大课题，并联系实际进行研究。《中国救荒史》自１９３７年出版后，受到国内外学术界人士的普遍关注与好评，它填补了灾荒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空白，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１９４４年，邓拓主持编印了《毛泽东选集》，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有关毛泽东著作的集子。
　　上世纪６０年代，邓拓在《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中以杂文的形式，在广泛介绍文化科学知识和历史知识时，对现实中的某些消极面、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１９６６年５月８日，江青在《解放日报》发表《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５月１０日，姚文元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同时发表《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对邓拓、吴晗、廖沫沙进行恶毒攻击；５月１６日中央“五一六通知”号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猛烈开火，自此“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５月１７日深夜，邓拓写下一封６０００字的遗书，驳斥了江青一伙对他的诬告；５月１８日凌晨，邓拓含冤离世。
发现“运动”的张伯声
　　上世纪５０年代初，石油部门极缺地质人才，希望找一所院校代培学生，但任务紧、招生量大，加之缺少教材和专业课教师，各大学都不愿接受这项任务。西北大学副校长、地质系主任张伯声教授知道了这一情况后，急国家之所急，毅然把这一任务领回到西北大学地质系。为集中力量代培每年六七百名（连招３年）专科生，他把自己辛勤培养的二、三、四年级学生在院校调整时拱手让给了北京地质学院；为编写石油地质学讲义，他除翻译了大量英、德、法文石油地质文稿外，在年过半百、两鬓成霜的景况下，又孜孜不倦地突击学习俄文，并在４个月后终能阅读俄文文献资料，大大丰富了讲课内容。现今，西北大学地质系被我国石油界人士尊称为“中华石油地质之母”，这一殊荣同张伯声院士的贡献是连在一起的。
　　１９５０年，河南省人民政府为了在中原地区给即将开展的社会主义大建设奠定矿产资源基础，成立了豫西地质矿产考察团，并向冯景兰（也是河大校友，冯友兰的弟弟，中科院院士）和张伯声两位有名的河南籍地质学教授发出聘书，请他们担任地质顾问。张伯声欣然接受了故乡人民的聘请，立即带了１名助手日夜兼程赶回河南。地质矿产考察团的领导十分惊讶：来得这样快？张伯声说：“为故乡人民找矿，是我２０多年的心愿，但以前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人民政府好像摸透了我的心事。”他和冯景兰一起，冒着盛夏酷暑，在豫西山区辗转１０余县，行程逾千里，检查和评价了１００多个矿点，其中有开采价值的３０多个。他们最重要的发现是巩义小关铝土矿（后扩大为巩义铝土矿）和宝丰大营梁洼煤矿（后扩大为平顶山煤矿）。巩义铝土矿的发现，奠定了中国炼铝工业发展的基础，它现已成为郑州铝业公司的主要矿石基地；而平顶山煤矿不但储量大、煤质优，而且是华北最南部的一个大型煤矿，它对减少“北煤南运”的花费有重要经济意义。这些地区的地质调查工作虽是集体完成的，但对它们的正确评价，则主要是张伯声的意见。
　　在参加豫西地质矿产考察时，在嵩山南麓的嵩阳书院下面的小沟中，张伯声发现深变质的太古代杂岩和元古代石英岩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角度不整合接触面，遂进行了认真观察描述，并把该不整合接触面所代表的地壳运动命名为“嵩阳运动”。如今“嵩阳运动”、“少林运动”、“登封群”、“嵩山群”等名称一直为地质界所沿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如今的嵩山成为国家地质公园，正在申报世界自然遗产，这与张伯声的发现是分不开的。
　　张伯声１９０３年出生于河南荥阳，幼时就读于乡间私塾，１５岁考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英文科，１７岁入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在清华园，他与河南籍老乡冯友兰（曾任河南大学教授）、冯景兰结下了深厚友谊。他是一个很重乡情的人，他用自己的知识报效了祖国，更报效了他的家乡———河南。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