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折枝成林之4：为新河大积蓄能量

新闻作者：首席记者姚伟实习生姚晨雨2012-07-16

引子

“有人说，开封师院是河大的衰落期，但这个时期学校仍堪称底蕴深厚，一批学养深厚的大家，力助学校保持相当的水准，以及勤奋、厚实的学风。”河南大学党委书记关爱和教授如是说。

上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开封师院的刘卫东，对此深表赞同。他认为，当时学校仍是河南高校龙头，朱芳圃、任访秋、孙作云、黄元起、周守正等是有全国声誉的学术大家。虽然不叫河大了，但提到开封师院，很多人会补一句：“就是老河大。”

刘卫东说，当时急需师资，开封师院不仅培养中学教师，也培养大学教师，毕业生直接分郑大等大专院校。可以说，当时河大的师资力量是河南教育最重要的支撑。

除了老一辈的教授，朱绍侯、胡思庸、刘炳善、马佩等后来声誉卓著的教授，在开封师院时期成长起来，他们成就卓然，是河大学术传承的重要环节。

开封师院时期，河大经历分拆之痛后，渐渐稳住阵脚，在多年形成的学术“气场”里，默默耕耘，为新时期河大的重新崛起，积蓄着力量。

赵纪彬：助开封师院元气初复

鲁枢元是开封人，家在河大南边一里多。幼年时，从父亲和街坊邻居的语气里，他就知道开封城东北角是一片风雅之地。

稍长，他与不少河大子弟同学，知道有一位大哲学家在开封师院做院长。在开封东大街二手书店——北新书店，他买到了这位哲学家——赵纪彬与侯外庐、杜国庠合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一、二卷，常以此为荣耀。

赵纪彬是资深革命家，又是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学术大家，著有《中国哲学史纲要》、《中国思想通史》（与侯外庐等合著）、《中国古代哲学批判》、《论语新探》、《困知录》等。他1905年生于河南内黄，21岁入党，先后任中共濮阳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陕西省委宣传部长等，1934年后转入教育界，先后任复旦大学、东北大学、东吴大学、山东大学教授。

1956年，赵纪彬出任开封师院院长，辛勤工作七年后，院系调整中受伤的学校，得到初步恢复。

院系调整后，开封师院只剩下中文、历史、地理、外语四个系。1959年，开封师范专科学校并入，使学校新增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个系。一年后，创建教育系和体育系，使学校从专办文科，扩展为文、史、哲、数、理、化、教育等7个学科10个系。

1962年，经国务院批准，设在郑州的河南艺术学院、河南体育学院并入开封师院，河南艺术学院成为河大艺术系，体育学院并入体育系；同时，郑州大学地理系并入开封师院，开封师院生物系并入新乡师院。

赵纪彬为人颇有“古风”。据鲁枢元教授介绍，他曾在好友顾颉刚陷入困顿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顾颉刚与鲁迅在厦门大学共事期间，矛盾日深，势同水火。解放后，鲁迅被神圣化，顾颉刚则因与鲁迅的矛盾，不但学术事业不保，生计也难以维持。

当此之际，赵纪彬奋力举荐，让顾颉刚成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有了稳定公职，生活也有了保障。顾颉刚对赵深为感激，曾在日记中郑重写道：“此事酝酿三星期余，幸而得成，不致因饿而死，此纪彬之功也。”

但在后来的政治风云中，赵纪彬的人生也坎坷多难，无以自保。“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叛徒”，关押了7个月，瘦得路都不会走了。“毛主席说了话”，他才被放出来，补养3个月才会行走。

赵纪彬1963年调往中央党校，正好在这一年，鲁枢元考入开封师院中文系。当时的中文系，有李嘉言、任访秋、华钟彦、高文、万曼、于安澜、吴鹤九、王梦隐、郭光诸位先生，但在鲁枢元的印象中，“他们不敢放开讲”。

李白凤：率直狷介化为坚韧深沉

1957年“反右”后，确实很多人成惊弓之鸟。曾经最有个性的中文系教授李白凤的经历，可以看做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缩影。

李白凤出生于四川广汉，父亲李立成是北京京师大学堂首届毕业生，常逼李白凤习经临帖。年纪渐长的李白凤逆反心理日益强烈，只身前往青岛求学、闯荡。其间，他与刘白羽、碧野成为文友，并有幸得到沈从文的指点，很快入了“文道”。

几个穷小子时常在书店“蹭书”，认识了臧克家、于黑丁、崔嵬等；因经常投稿，李白凤又认识了北京《小雅》主编吴奔星、上海《现代》主编施蛰存。“白凤是个坦率、耿直的北方青年。他坦率，所以胸无城府，喜怒立形于色；耿直，所以受不了一点委屈。我喜欢并尊重他的性格，但是，从我这个以老庄思想为主养生的人看来，他这个性格肯定将不谐于俗。”施蛰存后来这样写道。

“山寺的长檐有好的馨声/江南的小楼多是临水的/水面的浮萍被晚风拂去/蓝天从水底跃出

“小笛如一阵轻风/家家临水的楼窗开了/妻在点染着晚妆/眉间尽是春色”

这首《小楼》，清丽脱俗，是李白凤浪漫青春的写照。

抗战后，李白凤携家眷南迁桂林，结识了端木蕻良、田汉、欧阳予倩、柳亚子等人，创作了轰动一时的剧本《卢沟桥的烽火》，以及大量爱国诗歌，进入创作高峰期。

解放后，身处上海的李白凤被分配到哈工大预科教语文。因专业特长难以发挥等原因与校长冲突，被斥“无组织无纪律”，勒令停职检查。他一怒之下举家不辞而别，前往北京，但这时知识分子流动已被限制，因没有调动手续，他无法找到新工作，只得靠变卖家产和文友资助艰难度日。在叶圣陶斡旋下，才被允许到北师大女附中代课，却又看不惯校长苏灵扬（周扬夫人）的傲慢，辞职闲居。随后迫于生计，经文友说合，又向教育部写了检查，才得以到山西师院任职。仅两年后，又因“无组织无纪律”的毛病待不下去。经朋友介绍，他于1954年前往河南师范学院任教，从此定居开封。

20多岁的时候，李白凤曾在父亲安排下进入国民党宪兵六团，因看不惯宪兵凶残，再加上手枪丢失，趁夜逃跑。“肃反”开始后，他因此被审讯和“软禁”半年，归家后，他“相貌神态都变化了很多，往日在他身上那种阳刚之气消失殆尽”，张扬的性格和不同寻常的服饰，都改变了。

1956年的“整风”中，李白凤压抑的情绪和真纯的热情，使他成为学校乃至河南文化界的特别人物，因此1957年被定为“极右分子”，送往农场劳教，三年后，他的女儿李惟薇前去探望，他“已成为一个衣衫褴褛、面容憔悴、恭顺异常的人”。

1962年解除劳教后，李白凤专注于读书、练书法和篆刻。这时，施蛰存也放弃了文学创作，转移兴趣于金石文字。两个钻进书画篆刻的老朋友，又恢复了联系，施蛰存托李白凤在开封收罗金石拓本，李白凤则托施蛰存在上海买书、借书。施蛰存惊奇地发现，李白凤的书画篆刻“越来越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们曾中断了一段联系，数年后恢复通信，施蛰存更发现李白凤“金文研究和大篆书法已突飞猛进”，“国内写大篆的，今天恐怕还未见有人能超过他”；而金文研究，不管是文字学还是古史，他“钻得深了，我没有能力提供意见”。

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李白凤为自己刻了两枚闲章：一为“十年不制衣”，一为“六十年间七聚书”，历经苦难之后，他的率直狷介已内化为坚韧深沉。

1976年后，李白凤完成《古铜韵语》、《东夷杂考》等数十万言著作，遗憾的是，正当学术春天将临之际，因突发脑血栓，他于1978年8月去世。

“对于白凤的死，极其坎坷的一生，我是非常感慨的。”施蛰存写道：“二十年来，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刚毅不挠的志节，正反映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尽管在罡风淫雨之中，仍然能孤特独立，有以自振。我以为，这正是我们国家的一股元气。”

的确，“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一批河大老教授都是深沉而坚毅的。

那时，红卫兵上门焚书，孙海波护书如命，“对小将连揖带叩却铁面铮铮曰：‘尔等毁我书不如先毁我命’。”

任访秋被打右派后，仍在家中长年苦读，新时期到来后，已是古稀之年的任先生进入自己一生学术上的黄金时期。

鲁枢元：看一眼，道德学问就进心里面了

今年6月，鲁枢元教授在深圳讲陶渊明，这个并不合时宜的话题，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广东和香港数家媒体大篇幅报道演讲内容和盛况。

鲁枢元说，他的陶渊明研究，“根子在开封师院中文系王梦隐先生那里”。

“学术是要有根脉的。”鲁枢元说，尽管他求学期间老教授们都不敢放开讲，但“河大的楼、房子还在，还有一种气场。那些老教授，他们的神态、气度，看一眼，道德学问都进心里面了。”

早在开封一高读书时，鲁枢元曾陪同学李之禹回家取东西。那是一个夏季的黄昏，外面暮霭沉沉，屋里却很明亮。东屋是李之禹父亲李嘉言的书屋，先生正伏案翻书，“我们怕惊扰他，像小狗一样弓着身子从书房门前掠过，然而正是这匆匆一瞥，时间怕只有一秒左右，却从此在我心头定格：柔和的散发出温暖的台灯，四壁是满装图书的书架，散发出芬芳的笔砚，书案前若有所思的学者。我立志也要做这样的学者”。

两年后，鲁枢元考取开封师院中文系，如愿成为李嘉言的学生。“到如今，曲曲折折阴差阳错，也真的当上了‘教授’。”鲁枢元写道，“我的台灯、书案、书架、笔砚，以及两袖清风、坐拥书城的感觉，真是与50年前看到的情景别无二致。”

正是由于一批老教授的存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河大的学术活力迅速恢复，“77、78、79这几届，（经由这些老教授）一下子接到（上世纪）三十年代，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与三十年代接上了气儿。”

鲁枢元说，如任访秋先生学术活力的勃发，带出了关爱和、解志熙、张宝明、沈卫威等有全国影响的学者，让河大的近现代文学研究站在了全国前列。

《大河报》“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折枝成林之3 院系调整河大变身开封师院

新闻作者：首席记者姚伟实习生姚晨雨2012-07-12

　平顶山宝丰县肖旗乡大白庄关帝庙前，十几通石碑一字排开，渲染出不寻常的气象。不过这些石碑与关帝爷并无关系，都是为了纪念中原大学立的。这座小庙，曾是中原大学校部所在地。二OO七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校长率五十余名中层干部前来寻根，立下了第一块石碑。吕艳慧供图

引子

近十多年，中国高校不管叫什么名字，都办起了各种专业，工学院、水利学院等实质上都成为综合性学校。几乎与此同时，高校合并风潮席卷全国，甚至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学校，也被行政力量“捏”到了一起。

这种现象，是对1952年院系大调整所形成的高等教育系统的重新改造。时隔半个多世纪的两次高校“大变脸”，力道正好相反。

1952年，中国大规模调整高等院校，把此前形成的现代高等教育系统，改造成服务于集权体系的“苏联模式”。各大行政区只保留1~4所文理科综合性大学，按行业归口建立单科性高校，创办钢铁、地质、航空、矿业、水利、纺织等专门学院和专业。

新中国成立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需要大量工科技术人才，院系调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对高等教育的改造，最初以和缓的方式进行，主要在中国人民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之间进行。1952年，和风细雨突然变成了暴风骤雨，院系调整波及全国大部分高校。大刀抡起来，各个大学被切成数块，重新归堆、拼合，或“拔出”几个学校相同的院系，组成一个新学校，甚至西北的一块扔到东北，河南的一块送往湖北。

院系调整实施进度极快，合并命令一下，扛起行李就走，限期上课，很多学生在河南大学入的学，却在江西或湖北某学院毕的业。教师也是“哪里需要哪里搬”的砖，有的夫妻二人或一家数口，分别到了不同的省份。

一年不到，全国高校面目全非。

院系调整的确加速了工业人才和师范类人才的培养，缓解了工业建设人才需求。但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高等教育，却产生了诸多不利影响。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由于“资产阶级性质”而遭到否定，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停办和取消，“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

有人认为，这次教育变革，是一次“全盘苏化”。当时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但高等教育的很多做法却照搬苏联模式，根本不顾中国实际。当时很多学者对院系调整提出质疑，如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认为，苏联式的灌输教育只会培养出一大批毫无判断力的青年，“在学校学会了道听途说、鹦鹉学舌的本领，出了学校以后，就只能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但这些学者随即在“人人过关”、“个个洗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受到批判，潘光旦更三四次在全校做“大检查”。

时至今日，有学者对院系调整和“苏联模式”做出了评判，认为其弊有三：

第一，偏重工科，忽视理科，严重削弱政法、财经等人文社会学科。

第二，“苏联模式”导致中国整整几代人缺乏人文精神的熏陶，给现今国人道德精神的劣变埋下了种子。

第三，确立了高度统一化的教育模式，抹杀了学校之间的差异（有人调侃，中国其实只有一所大学）。而分科过细的专门教育体系又使高校的专业变得相当狭窄，学生的知识结构单一，影响了学科之间的渗透、交融与发展，阻断了培养大师级人才的可能性。

在这次院系调整中，河南大学成为“重点”。究其原因，很多人联想到解放战争中南迁苏州的那段历史。

大范围高校调整之先声

1979年，一位河南人考入武汉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大），他很快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学校图书馆、阅览室的一些椅子，翻过来时，底板上写着“河南大学”字样。他曾为此困惑不解。多年后，他跟同事、著名作家张清平说起此事，才解开了其中缘由。

张清平的《青青子衿》，写的就是河大往事，她对那段曲折隐晦的历史颇为清楚。

接受采访时，张老师再度向同事求证此事。“不只是椅子，还有一些图书，上有河大藏书印章，椭圆形，紫色的。”《林徽因》、《林巧稚》的作者以女作家特有的细腻，向我们转述。

华中师大有河南大学的藏书和椅子，是因为这所学校的底子是中原大学教育学院。而中原大学曾从宝丰回归河大，在河大校园办学9个月。

中原大学于1948年8月1日正式成立，一个多月后，辽沈战役打响，三个月后淮海战役打响，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暴风骤雨般来临。这年10月，开封、郑州先后解放，中原大学招生规模迅速扩大，宝丰校址已无法容纳，12月初，中原大学整体搬迁到河南大学校区，这所初创于宝丰的学校，在开封得到长足发展，初具规模。

在当时的人看来，中原大学与河南大学关系密切。1949年2月，中原大学第二任校长潘梓年向中原大学全体师生做“响应渡江号召”动员报告时，就认为中原大学既是中原解放区人民革命大学，也是河南大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1949年7月，河南大学从苏州回归，两个学校共处于河大校园。但不久就出现重大变化，解放军大举南下，攻城略地，占领了湖北、江西、湖南大部，向两广地区进军，中原临时政府南迁武汉，筹组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原大学因此受命整体迁往武汉。

创建于河南的中原大学整体搬迁到武汉，没有任何阻力，也没有任何异议。解放战争时期，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格局，与民国时期情形大不相同，地方政府基本没有了发言权。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举可以视为数年后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先声。

1953年，河南大学财经系从开封调到武汉，并入中原大学。不久，中原大学裂变为数所高校：财经学院与政法学院形成今日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育学院合并私立华中大学，组建成今日的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院则成为今日的武汉音乐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

对于自己亲手创办的中原大学，邓小平有着颇为深厚的感情。1984年3月，教育部根据中宣部指示，发出《关于编写《中原大学校史》的通知》，指定由中原大学的后继者之一华中师范学院担任主编单位。《中原大学校史》定稿时，邓小平曾就照片选用提出意见。此书出版时，适逢该校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编写组前往北京送书，同时提出请邓小平题写校名，当时中央对邓小平等人的题词控制很紧，但邓小平翻阅《中原大学校史》后，欣然挥毫，为该校题写了校名。

比较而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更是中原大学的直系，该校新校名也由邓小平题写。2007年4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徐敦楷、校长吴汉东率校党委及各学院党委书记、院长一行50余人，前来河南大学和宝丰大白庄寻根，并在宝丰肖旗乡大白庄关帝庙（原中原大学校部所在地）立碑纪念。

从河南大学到开封师院

1949年7月，河南大学从苏州回归开封。此前不久，河南省人民政府以中原大学医学院、教育系师训班500余人和河南行政学院400余人为基础，重建了河南大学，由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兼任校长。从苏州回归的河大，文、理、法、农、医、工六个学院统称为“河南大学文教学院”，一律编队进行政治学习，至第二年4月结束。

尽管战争时期经过南下北归的折腾，但这个时期坚持办学的河大，仍培养了一些出色的人才，如文学院历史系的胡思庸等。胡思庸1946年入河大就读，1948年随学校到苏州时，当时河大聘请来钱穆、郭绍虞等名师，令他大为受益。河大北归时，他和同学本来有机会投考华东军政大学、苏南新闻专科学校等，但他们认为完成大学学业最为重要，决意随校返回开封。1950年底毕业后，胡思庸留校任教，后来成为河大著名教授、河南省社科院院长。

学校稳定下来后，开始着手进行师资队伍建设。1950年1月，医学院张静吾教授赴上海聘请师资。张静吾毕业于留学欧美预备学校，是河大自己培养的人才，他已从事医学教育20余年，在业界素有声望，且精明能干，性格豁达，待人以诚。衔命南下，他日夜兼程，在上海、南通等地多方斡旋，一个月就为河大聘到医学、农学、理学教授15人。

尽职尽责的张静吾大约想不到，在身为河大教授20多年后，他即将与母校分道扬镳。

1952年，院系调整大潮骤至，河南大学医学院、农学院各自独立。此后河南省会从开封迁到郑州，医学院、农学院随之搬迁郑州。近十来年高校合并潮起，很多当年虽被分拆、校区没有变化的学校，重新合并很容易，如浙江大学等。但不允许跨地区合并的政策，又令河南大学难以破镜重圆。

1953年，教育部进一步明确院系调整以中南区为重点，中南区以河南大学为重点。不久调整方案出台：

河南大学行政学院单独设校，成为河南行政学院；

水利系迁往武汉，与武汉大学水利系等合并成立武汉水利学院（后曾更名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现武汉大学工学部）；

植物病虫害并入华中农学院（今华中农业大学）；

畜牧兽医并入江西农学院（今江西农业大学）；

土木系和数理系数学专业并入湖南大学。

这一次，河大在全国高校中被“调整”得最苦，不少院系被调往省外，尤其一些农业、水利专业，是农业大省河南急需的，也被不顾实际的行政命令调整到了河南以外。

分拆后的河南大学，被命名为河南师范学院，分开封、新乡两个校区，称为一院、二院。1955年，该校再度被大调整，二院的文科调往开封，一院的理科则被调往新乡。1956年，一院、二院各自独立，分别称为开封师范学院、新乡师范学院。

如此这般，几年下来，学术实力雄厚、享誉国内外的河南大学变成了开封师范学院，成为一所纯文科的师范学院。

即便如此，开封师院文学、史学等学科仍有一些名教授在，在他们的勉力支撑下，位于开封的这个师范学院，仍撑起了河南基础教育的一片天。1975年，开封师院创办信阳分院，1978年这所分院独立，即今信阳师院。在河南，该校也被视为有实力的老牌本科院校。

《大河报》“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折枝成林之2 困顿江南盼回归

新闻作者：首席记者姚伟实习生姚晨雨2012-07-11

引子

PREFACE

2012年6月22日晚七点半，记者自郑州踏上K1104次列车，前往苏州探访河南大学一段特殊的历史。64年前，从这一天开始，逐渐有河大人赶往苏州，不过别说空调卧铺，即便一般火车也没有，他们只能三五成群，沿着铁路徒步东行。

60多年前，河南大学南迁苏州办学近一年，在“极左”年代，这段历史被打上政治标签。因为这个缘故，河大与以河大部分师生为基础建立的中原大学，待遇天差地别。在后来的岁月，河大及那一代河大人备受伤害。

“河南大学从苏州撤出63年之后，我以能够在苏州承续河大的一点香火欣慰。”接受采访时，苏州大学著名教授、河大文学院毕业生鲁枢元先生如是说。

60多年前，河大在苏州受到了礼遇，在各界人士帮助下，河大的教学逐渐步入正轨，沧浪亭、狮子林、怡园等名胜，成了河大的驻地和教室。苏州乃文人荟萃之地，学校延聘到了钱穆、郭绍虞等大师级教授。

但随着国民党政府的崩溃，河大经费日渐艰难，更兼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师生们生计维艰。1948年11月18日《苏报》“学林漫步”栏目报道：“河大文四某女生，以经济困难竟在观前街公开拍卖衣物，见者下泪。”

其实不只是这位女生，河大教授们也都是靠变卖首饰、衣物维持生计。

其时，已迁至广州的国民党教育部动员河大前往广州，但遭到河大师生拒绝。河南大学迁苏州的目的只是暂避战火，一俟时机成熟，便当回归中原。

大动荡中的个人机缘

开封城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在解放军的劝导下，河大师生躲着飞机轰炸，跨过死尸、死马，仓皇逃往城外。当时河大校友的回忆文章中，几乎都写到了那一刻的彷徨无计。他们三三两两坐在野地里，四顾茫然，没人知道如何是好。

1948年，天翻地覆的一年。时代骤变之时，大多数人如处洪流，常常身不由己，命运充满偶然，一次偶遇、一个消息得知的早晚，都可能改变终生命运。

后来曾任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的崔葆章，当时是河南大学工学院水利系大一学生，开封战火一起，他与工学院两位南阳同乡一起，带着学校发的一袋面粉，到北道门私立中原工学院（他们读高职时的校址）一间教室栖身。

为防止教室被炮弹炸塌，他们将课桌集中在教室东南角，层层摞起来接近房梁，然后躲在最底层下。外面，炒豆似的机关枪声时远时近，炮弹从屋顶呼啸而过，炸弹在窗外爆炸，胆战心惊地过了四个昼夜。

6月21日，枪炮声逐渐停止，除了国民党飞机不时在空中轰鸣、扫射，开封城平静下来了。下午四点多钟，两位持冲锋枪的解放军来到院里，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除了龙亭，全城已解放。今晚我们要攻打龙亭，会有一场恶战，这里距离火线太近，你们最好马上离开，向东向南都行，出城更好。”

谢了解放军，他们就扛着面粉出城，前往河大工学院校区——繁塔南边的干河沿。途中只见国民党军尸体横卧街头，小南门外更是尸堆如山，路为之塞，他们只好在尸体间跨越。其时天气炎热，尸体腐烂，臭气弥漫，令人作呕。

过了陇海铁路，距离干河沿校区还有数里，天色已经昏黑，他们不敢继续前行，就在附近一个基督教堂过夜。在这里，他们偶遇新华社记者季音。季音就开封报界情况和知识分子状态采访了他们，并向他们介绍解放区情况，劝他们去解放区上大学。但因长期处于国民党宣传控制中，他们对季音的话半信半疑。在他们看来，“解放区的学校不正轨，没法跟‘国立’大学比。”

第二天一早，他们赶往学校，被告知要南迁苏州，要尽快赶去报到。三人就要不要去苏州争论了一天，也没形成一致意见。去的话，身无分文，千里迢迢，铁路中断，只能步行；不去的话，“学业中断，一辈子就完了。”

学校里，同学们也都在激烈争论，最终大部分人决定前往苏州，崔葆章等人决定“随大流”。他们随着牛车、架子车、手推车组成的“难民流”东行，被国民党飞机误认为是解放军，机枪轮番扫射。不久，又听闻前面有土匪拦路抢劫。想想远在千里外的苏州，三个人不由气馁，于是返回干河沿校区。

恰在这时，他们以前的同班同学、半年前投奔豫皖苏解放区的曹健民、齐新来到干河沿，劝他们前往解放区，同学的话，令他们大为信服，于是决意前往。

第二天一早，曹健民、齐新专程赶到干河沿送信，告诉他们解放区几所大学招生报名处在大金台旅社。崔葆章等人当即前往报名，当晚就出发去了解放区，旋即入新创办的中原大学。后来，这位原河大水利系的学生成了新华社福建分社社长。

为学业千里相随

天翻地覆的巨变中，每个人的际遇各自不同。前往解放区的河大副教授赵俪生曾坦承，他去解放区，是因为他的同学陈其五是解放军开封前线政治部主任，“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这种机会不是任何人都能遇到的。”事实的确如此，一些河大学生得知解放区大学联合招生的消息，赶往大金台旅社时，发现已是人去楼空，据说招生只进行了一天。

更多的河大学生，为了完成学业，只能跟着学校走。后来在苏州参加解放军、转业后留在江苏的李仲峰回忆说，他与几位同学逃到开封城外，正彷徨无计时，听到有人喊“河大迁校了！”于是便跟着人流，顺着铁路向东走，走到商丘遇到河大接待站，领取了一些伙食费，乘火车前往江南。

河大教授李丙寅与李仲峰差相仿佛。当时他与父亲李燕亭教授等一家人逃往城外，因大家争相外逃，宋门拥挤不堪，一家人被挤散，他与母亲、妻子和两个妹妹随人流走到开封城东十多里的地方，晚上就睡在路边。听到有人喊“河大迁校了”，就跟着向东，到南京后，发现父亲和其他弟妹没过来，母亲又返回开封寻找，两个多月后，一家人才在苏州团聚。

除了在最初的混乱中仓促南下，以及前往解放区的师生，河大还有大批师生滞留开封。在他们茫然无措的时候，南京教育部的命令传来：9月1号不到苏州报到的师生，一律除名，停发工资和学生公费金。有人这样描述当时河大师生的心境：“不知是出自对河南第一高等学府的眷恋，还是为了学业和生存，绝大部分河大师生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热爱的学校。身处战火中的师生们几乎都没有选择的余地，必然自愿或不自愿地选择和学校在一起。”

七八月份，一批批河大师生陆续来到苏州。

江南虽好思归中原

6月23日，苏州蒙蒙细雨，那雨飘飘洒洒，果真“像雾像雨又像风”。沧浪亭的山、石、树、亭，都氤氲在温润的水汽中，令人陶然忘机。当年苏舜钦以四万贯买下此地，傍水造亭，名之“沧浪”，自号“沧浪翁”。欧阳修应邀作《沧浪亭》长诗，有“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之句，令“沧浪亭”名声大振。

我寻一长椅坐下，静下心欣赏雨打芭蕉的悠然，手机却不识趣地响起，那是一条来自郑州的“黄色天气预警”：未来六小时将有暴风雨。相比江南的安逸，中原不但是“兵家必争之地”，连天气也来得劲爆。

60多年前，河大师生从战火弥漫的中原来到温润的江南，文学院就在这沧浪亭安顿下来。江南虽好，但河大人知道，自己只是这里的过客，从离开中原的那一刻，他们就知道，自己注定是要北归的。

解放战争时期，河大的迁校是特例，其他学校只是撤离一些名教授。有人据此认为这是由于河大“愚忠”。但什么事儿都没那么简单，河大的迁移，是很多因素使然，是现实所迫。要知道开封解放比较早，当时三大战役尚未爆发，国民党的控制力还比较强大；其他学校的迁移之议，多是在三大战役之后，根本无路可走，只有坐飞机走，因此是由傅斯年动员名教授们撤离。

“国立”二字，是河南大学多年追求的目标，也是多年办学成就的体现。但在1948年，这两个字，却成为一种牵绊。

开封第一次解放前夕，由于担心失去这所在北方负有盛名的综合性大学，南京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等开始筹划河大南迁。由于是“国立”，属教育部直接管辖，河大不得不听命。

河南地方政府素来反对河大外迁，抗战时期都坚决把河大留在境内，他们担心河大外迁会被合并，令河南失去唯一的一所大学。但河大这次迁移，正是开封第一次解放时，国民党河南政府瘫痪，省政府主席刘茂恩正杀鸡抹血装伤员逃命，根本无暇管河南大学。

教育部利用战争形成的河南地方权力真空，也利用河大师生茫然失措的心理，采取种种举措，最终促成了河南大学的南迁。

解放军撤离后，国民党军又占领了开封，国民党河南地方政府逐渐稳住神儿，开始向南京请愿，要求让河大返回，“并电请在京豫籍同乡协助”。这年9月，河南省参议会第八次驻委会提出议案，请河南大学迁回开封。新任河南省主席张轸去南京述职时，专程晋谒国民党总统，请求将河大迁回开封。面对河南力量，教育部采取拖延战术，迟迟不予答复，而河大“一切校具将赶置就绪，校舍问题亦大致解决”，仓促迁回势必影响新学期教学，这次回迁动议因此搁置起来。

苏州解放后，河南大学被陈毅领导的华东野战军接管，1949年7月，河南省政府派河大毕业生郭海长前往苏州，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直接关怀下，河大顺利回归河南。

河南大学大部分师生没有前往台湾，也没有留在当地高校，而是追随学校回归中原。回到开封的河南大学，有六个学院十六个系的完整建制。在战火席卷大半个中国的时候，不管南下还是北归，河大师生大多选择了跟学校在一起。

“这是现实所迫，但也体现了师生对河大的认可，体现了学校的凝聚力，以及学生对完成学业的渴望。”对这一观点，鲁枢元深表认同：“有人说，学校应该离社会远点。我认为很有道理，教育就是教育，有独立性才好，陈寅恪、钱钟书等独立学者，现在看是最有成就的。老是划线，划着划着就把学者划没了、学问划没了。”

《大河报》“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折枝成林之1 邓小平陈毅亲创中原大学

新闻作者：首席记者姚伟实习生姚晨雨2012-07-10

宝丰县文庙，中原大学曾经在此办学。

引子

PREFACE

抗战胜利后，一些曾停办的大学忙于恢复，而坚持办学并升为国立的河南大学，迎来了一段极好的发展机遇。

抗战八年办学的实绩，以及由此赢得的盛誉，使河南大学如磁铁般吸引全国各地、尤其是河南籍人才，学校增加招生、扩大规模，并于1946年夏创办工学院，下设土木工程、机械工程两个系，不久黄河水利工程专科学校并入，组建成水利工程系。

至此，河南大学拥有了6个学院16个系，学生2000多人，四个校区共约2000亩，成为当时华北地区院系最多、校园规模最大的学校。

但盛况并未持续多久，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让中国再度陷入苦难。1948年6月，决定中国命运的三大战役爆发之前，开封第一次解放。由于解放军很快撤离，河南大学师生彷徨无计，部分师生被接往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宝丰，在邓小平、刘伯承、陈毅支持下，组成一个新的大学——中原大学。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所学校以奇迹般的速度发展，后来返回河南大学校区，再后来随中南局迁往武汉，衍生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而武汉音乐学院、湖北美术学院、广州美术学院，甚至第三军医大学，也都有中原大学的基因。

河南大学主体部分则被国民党教育部强制南迁苏州，流落江南一年后才返回中原。

1952年，院系调整席卷中国高校，河南大学农学院、医学院独立为河南农学院（今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医学院（1984年改称河南医科大学，2000年与郑州大学、郑州工业大学合并）。

1953年，教育部进一步明确院系调整以中南区为重点，中南区以河南大学为重点，于是，河南大学水利系调往武汉大学，财经系调往武汉中原大学，畜牧兽医系调往江西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调往华中农学院，行政学院单独设校，成为河南行政学院。学校更名为河南师范学院，有开封、新乡两个校区，分称一院、二院。两年后，一院理科被调往新乡。不久，一院、二院各自独立，分别更名为开封师范学院、新乡师范学院。

“人们都知道，错失了中国科技大学是河南高等教育的一大损失；但人们不知道，拆分河南大学，是河南教育的另一次大损失。”教育界一位德高望重的教授如是说。

实力雄厚、在全国负有盛名的河南大学折枝成林，但自身却受到巨大伤害。直到上世纪80年代，学校重新更名为河南大学，并以自身努力弥补20多年前的伤害，恢复为综合性大学，重新成为“国家队”，在全国高校排名中提高到60多位。

长期以来，上世纪中期发生的这些事，成为河大人不愿回顾又难以解开的心结。

而这一切，似乎应该从1948年6月说起。

陈毅“搬走整个河大”缘何被打折扣？

1948年6月中旬，解放军团团包围开封城。解放开封的战斗极其惨烈，城内硝烟滚滚、巷战激烈。国民党守军顽强抵抗，但仍节节败退。

此时距离三大战役尚有数月时间，对于国民党来说，失去一个省会还是天大的事情。眼看开封危在旦夕，蒋介石命令空军不惜一切代价轰炸开封，仅6月20日一天，就投弹20吨。

开封城一片慌乱。护城河边尸体纵横，豆芽街、北门大街等地，随处可见被炸飞的残肢断臂，场面极其恐怖。

“为了避免和平居民惨遭敌机杀害，我们一突进城内，立即命令部队打开四门，组织和协助群众疏散到城外安全地带。”解放军开封前线总指挥陈士榘后来回忆说。

为了保护当时河南“唯一的大学”，陈士榘还专门签发了“保护河大令”，张贴在河大校门口，并让部队劝说河大师生到城外去躲避。

此时，国民党新五军等增援部队正逼近开封，出于战略考虑，解放军不打算久留，随时准备撤出开封。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迎接河大师生前往解放区的行动开始着手进行。

不少当事人都曾撰文回忆这段往事，但他们的叙述却充满了矛盾。

时任《中国时报》社长的河大经济系毕业生郭海长回忆道：“平常我们联系的一些河大教授和其他文教界进步人士向我们提出到解放区的要求，我们立即向康矛召（华东野战军文工团团长）提出，他说这事须请示。后来才知道，康向唐亮（华野政治部主任，进城的解放军政委，住鼓楼街中央银行内）报告后，请示了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领导同志。当时刘、陈、邓都到了开封，但未进城，住在杏花营一带农村。最初的答复是‘欢迎’，后来又说‘越多越好，河南大学整个搬走也欢迎’。据说这是陈毅讲的。”

著名史学家、时任河南大学副教授的赵俪生则回忆说，他接到的通知是“（去解放区）人数不能太多”。事实上，被接往解放区的只有河大嵇文甫、王毅斋、罗绳武、苏金伞、赵俪生、李俊甫、李定中、武柏林，以及《中国时报》郭海长、刘国明、陈承铮、李松灵、刘世明、赵岚等人及家属。

为什么最高决策层的“越多越好”，在执行环节成了“人数不能太多”？什么原因导致出现如此大的偏差？

在执行该项任务的丁力（原名刘世昌，河南大学文学院学生）的回忆文章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解放军攻占开封后，丁力急切地赶到母校河南大学查看，在学校大门口，豫皖苏军区政治部一位通讯员骑马飞奔而来，通知他：快到大金台旅社，上级有紧急任务找你！

在大金台旅社，丁力得知原定占领开封的决策，已因形势变化而改变，上级命令他火速寻访开封高级知识分子，敦请他们前往解放区。

接到命令后，丁力利用师友关系，很快联系上一批河大教授和《中国时报》的郭海长等人。但随即他遇到一个大问题：愿意去解放区的人很多，并且很多人要求带家属同行，扶老携幼的，必须解决交通工具问题。

忐忑不安的丁力，决定直接找城中最高级别的领导。在鼓楼街一幢房子里，他找到了粟裕，报告了自己面临的困境。

粟裕此时军务繁忙，但他耐心听完了丁力的汇报，然后喊来一位参谋问：卡车还有多少？参谋说，只有七辆了，是留下来拖敌人高射炮用的。粟裕说，送人要紧，把拖不了的那些高射炮炸掉就是，派两辆车吧，就这么办！

能有两辆车，让丁力喜出望外；但只有两辆车，就只好缩小通知范围，于是有了“人数不能太多”的说法。原本占领开封的计划，因故临时改变，一时各种军务千头万绪，时间紧促而信息又欠畅通，凡此种种，使陈毅等人大规模搬迁河大的意愿没能实现。

1948年6月24日，嵇文甫等著名学者及家属七八十人，汇聚于大金台旅社，当日傍晚乘车前往中共中央中原局所在地宝丰。

河大师生催生中原大学

教授们前往解放区的途中很是艰辛。由于白天有国民党飞机轰炸，他们只能昼伏夜出，当时敌我双方犬牙交错，虽然精心选择了路线，却仍会遭遇“土顽”武装，苍茫夜色中星火点点，不时传来零星的枪声，护送的解放军将机枪架在司机楼上，不让开大车灯，气氛十分紧张。

第三天上午，他们终于赶到襄县，这里已经是解放区的地盘。经过一夜奔波，加上惊恐万状，一行人十分疲困，草草吃了点东西，就在一座小天主教堂内席地睡下。

下午3点，仍在沉睡的教授们被丁力叫起：中原军区三位最重要将领——刘伯承、陈毅、陈赓竟联袂前来探望。

亲历者的回忆文章，都记载了这个难忘的瞬间，郭海长写道：

“我们都在睡意蒙眬中，还没有意识过来，刘司令员就已经来到我们面前。当向大家介绍这位是刘伯承司令员、这位是陈毅司令员、这位是陈赓司令员时，我们真是又惊又喜，感到非常意外……大人小孩都兴奋地争着和他们握手，向他们致敬，万万没有想到这三位神话中叱咤风云的人物竟会在这里和我们相见，‘荣幸！荣幸! ’嵇先生连声称道。

“刘司令员首先表示热烈欢迎我们一行来解放区，称我们是一支文化大军，并说今天是文武两支大军汇合了。”

赵俪生写道：“刘（伯承）方头大面，目光经常向下倾注，语音沉着、缓慢而有力。陈（毅）才气纵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古今中外，无不娴熟。陈赓严肃拘谨，不多说话，颇有黄埔时代的军人传统。陈（毅）说，‘今天我们的会面，意味着两条战线的合流。我们用枪杆子打蒋介石，各位先生则用笔杆子坚持民主的斗争。你们的工作还更艰苦些。’”

随后，邓小平、刘伯承等设宴款待，而嵇文甫、王毅斋领衔，以全体人员的名义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发了致敬电。新华社以《人心向背》、《中原解放区首长欢宴嵇文甫等》、《开封河大教授及各校师生千余人踊跃到解放区》为题，做了多篇报道，一时成为影响极大的新闻事件。

策划迎接河大教授前往解放区时，解放军还在大金台旅社设立了“解放区学校联合招生办事处”，河大及开封各校得到消息的学生纷纷前来，旅社里人头攒动，最终招收了近300人。教授们乘车出发时，学生们也从大金台旅社出发，步行前往解放区。

这批学生本来是要送往华北大学等学校的，但一批河大教授的到来，让邓小平、陈毅等人萌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创办一所中原局自己的大学，为迅猛发展的中原解放区培养急需的干部队伍。这所学校被命名为中原大学。

据宝丰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郜现松介绍，中原大学筹委会主任由陈毅亲自担任，各项事务很快就绪。1948年8月1日，在中原局、中原军区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上，刘伯承郑重宣布中原大学成立，校部设在宝丰县肖旗乡大白庄。

随后三大战役爆发，国民党迅速崩溃，中原大学回归开封河大校园，后来又迁往中南局所在地武汉。

中原大学根正苗红，备受重视，后来衍生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著名高校，1985年，邓小平还为这两所学校题写了校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