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报》河大四专业开通“国际通识教育课程”

新闻作者：记者王灿吴战朝通讯员单明皓 2012-05-30

今年，河南大学携手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并联合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等多所高校，在本科阶段开展通识课程试点。

具体为在土木工程、通信工程、电子商务和金融学等4个本科专业招收通识教育课程学生420人，列入本科二批招生，学制4年。就读这些项目的学生，在校学满两年且符合国外大学录取条件，可被选拔推荐到国外大学深造，不愿出国的学生可在河大继续学习，毕业发河大本科文凭。

《大河报》河大自主招生推出新举措

新闻作者：无 2012-05-27

今年，河南大学继续面向河南省进行自主招生，招生总计划100人。与去年相比，今年该校自主招生考试推出一些新的举措。比如：自主招收文理科实验班和本硕连读班，考生可自由选择专业等。报名时间为2012年6月9日～12日，考试时间为6月18日～19日。

《大河报》“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世纪起航之三：“中原森林”蔚然深秀

新闻作者：姚伟 2012-05-14

1925年，李大钊曾在六号楼为河大师生演讲。如今六号楼右前方竖立了李大钊的头像作为纪念。

尹达，考古学家。曾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参加殷墟、浚县辛村和日照两城镇的发掘。在考古发掘、史学研究和学术组织工作中，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引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教授在中国绝对是高薪阶层。当时教授月薪一般有二三百元，比其他职业高出十多倍，甚至几十倍。

1928年初，30岁的杨亮功刚刚获得美国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就被国立第五中山大学（河南大学当时的校名）抢先聘为教授、文科主任。后来曾任安徽大学校长的杨亮功撰文回忆道，他“每月薪金280元大洋”，而当时“河南财政枯竭，文职人员月薪一律20元”，连主政河南的冯玉祥每月也只拿20元。

那时教授为什么会成为高薪阶层？洛阳师院教授、副院长张宝明认为，“科举制度虽然废止了，但中国重士传统延续了下来”。教授地位高、工资高、受尊重，因此吸引了中国最优秀的人才投身教育事业，这是那时教育界大家辈出的重要原因。

教授工资高，也是时代因素所致。那时候，中国现代教育刚刚起步，人才匮乏，为了延揽高水平教授，全国各大学薪酬都比较高。

河南地处内陆，开封也早已不是名都大邑，至少要拿出足以匹敌其他大学的薪酬水平，才能吸引人才，提高办学水准。

幸好，当时河南实行了教育经费独立制度。在冯玉祥第一次主豫时，经河南教育界人士多方努力，全省契税被划拨为教育专款。后来教育专款的管理不断完善，林伯襄出任教育款产处处长时，降低税率以扩大税源，选拔廉洁能干的人才出任各地契税局长，使这项收入不断增长，为全省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源。当时的河南大学能与北京、上海及东南沿海各大学相抗衡，无疑受益于教育经费的独立。

1927年，冯玉祥第二次主豫，河大再度获得长足发展，与河南法政公立专门学校及河南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称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广州为第一中山大学，以此排序，有此校名）。四年前中州大学成立时，就曾议定此三校合并，但法政学校和农校均有护校之举；数年间，中州大学风生水起，已具大学气象，产生了强大吸引力，使这次合校得以顺利进行。1929年，学校开办医科及附属产科、护校，形成文、理、法、农、医五科；1930年，更名为省立河南大学，原有五科改为文、理、法、农、医五个学院，拥有20来个系部。

依托中原大地，新生的河大蔚然成林，气象万千，多姿多彩。

【广聘名师 渐入佳境】

一场新雨过后，河大七号楼周遭的大树枝叶润泽而舒展。老槐树苍劲挺拔，树冠如云，清新亮绿的密叶间，点缀着串串洁白的槐花；梧桐树则片叶未生花先开，浅紫的喇叭状花朵，装点一树的淡雅。掩映于绿树丛中的七号楼，廊柱轩昂，飞檐轻巧，中西合璧，宁静典雅。

这座楼已有87年历史，留存着无数学子的青春记忆。1926年夏天，王陵南再返开封的时候，这座楼刚建成一年，让他感受到了母校欣欣向荣的生机。王陵南是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第一届学生，留学美国，成绩优异，获得康奈尔大学植物学硕士。1922年回国后，先后出任河南农业专门学校、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1926年应母校之邀，出任河大理科生物教授。次年三校合并，他调任农科主任兼教授。

作为农科主任，王陵南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选聘教授，他为河大请来了李先闻、涂治、方文培、路葆青、许振英等十余人，皆国内农学界翘楚，使农科在随后改为农学院时，有实力开办作物、园艺、畜牧、林学、农业经济等五个系，整体实力大幅度提升。

当时医科（旋即改为医学院）虽是新办，却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德文科毕业时，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国战败，其国内秩序尚未恢复，因此选拔的30名学生均送往上海德国人办的同济医工专门学校学医，后来他们中不少人留学德国，获医学博士，归国后多在北京、上海、南京的著名医院工作。母校要办医科，这批人成为最可依赖的力量，他们中的阎仲彝、张静吾等，先后出任医科主任、医学院院长。医学院课业重，对学生要求严格，补考、留级是常事，因此学生成绩较好，数年后即在社会上博得良好声誉。

不只农学、医学，河大“各系均以能延揽饱学而负责之教授为风尚”；也不只依靠自己早期培养的才俊，还广泛招揽国内英才，蒸蒸日上的河大，吸引了不少国内一流人才。有趣的是，毛泽东的两位同学先后来到河大，一位是朱芳圃，著名的甲骨文学者，后来长期在河大任教；一位是罗章龙，著名经济学家，在河大任教四年。罗章龙与毛泽东是“管鲍之交”，“五四”时“火烧赵家楼”的主角，曾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罗章龙在河大潜心学术，成就不凡，并曾参与西安事变筹划。此是后话，暂且不表。

经数年发展，1930年更名为省立河南大学时，河大已拥有五个学院，近二十个系部，成长为大片的“中原森林”，蔚然深秀，生机盎然。学校“校风淳朴，研究风气浓厚，实事求是，不重宣扬”，各种学术思想、社会潮流汇聚其中，激荡起别样的风采。

【“生态环境”成就诸多学子】

开封苹果园河大生活区，文学院教授刘增杰家。客厅的一堵墙是顶天立地、从书房“蔓延”出来的书架，一望而让人敬佩主人的勤奋和博学。

坐在刘先生家简朴的沙发上，我们聊了河大两位著名校友——赵毅敏、尹达。刘先生曾长期担任河大中文系主任，学术成果斐然，知名度很高，但鲜为人知的是，他与赵毅敏、尹达是一家人。

赵毅敏原名刘焜，尹达原名刘耀，他们是亲兄弟，都是刘增杰先生的叔父。

赵毅敏曾在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学习5年，毕业后留学法国、苏联，曾长期“潜伏”东北，任中共奉天（沈阳）市委书记、抗日联军第三军政委等职，1938年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副院长、延安大学副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多次率团出访欧洲、南美地区，成为重要的国务活动家。在中纪委副书记的岗位上，为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的工作。

尹达则与兄长的人生道路不同，环境和机遇让他成为著名的考古学家。

尹达1928年考入河大，先学哲学，后来转向文史，在茫茫书海中找寻自己的方向。大二那年，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学术兴趣，找到了可以终生追求的事业。

那些年，河大迅速崛起，成为中原的学术文化绿洲，省外的学者前来河南，往往落脚在河大，李大钊、董作宾、傅斯年等都曾前来河大，他们的演讲，别开生面，为师生打开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1929年冬天，因河南与中央研究院对安阳殷墟发掘发生争执，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前来开封，与河南省政府协商解决办法。傅斯年住在河大，白天出去忙公务，晚上则为师生做专题演讲，连续四五天的演讲，傅斯年对考古、治学进行了系统精辟的论析。

演讲在六号楼进行，第一次的题目为“现代考古的重要性”，傅斯年从“汲冢”与“竹书纪年”说起，指出“竹书”只是战国时期作品，被人盗掘，不知烧去多少，尤异常珍贵；而安阳甲骨是殷代作品，比“竹书”又早千年，如用现代科学方法处理，研究价值不可限量。他还谈到了河南地下埋藏的中国古代文化，借助现代科学考古可以充分发掘其价值。

傅斯年的演讲，让很多学生对考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尹达就是其中一个，他后来在书摊上买到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深入的研读，使他对考古与历史研究产生了更加浓郁的兴趣。

在原河大教授董作宾等人的协调下，傅斯年与河南省达成了一些协议，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欢迎河大师生参与殷墟发掘，对于河大学生，“当妥为训练，代检成绩，以替上课”。1931年，该协议实施，河大教授朱芳圃、张邃青、马非百，大四学生尹达与他的同学石璋如、许敬参如愿参加了殷墟考古，尹、石、许三人与北大7名参与殷墟发掘的学生被称为“殷墟发掘十君子”。

1931年到1937年，尹达活跃在考古一线，后转向历史研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大学副教务长、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

朱芳圃和石璋如，也都成为著名的甲骨文学者。朱芳圃1933年出版专著《甲骨学文字编》，1935年又印行《甲骨学商史编》，率先提出“甲骨学”这一学术概念，并得到国内外学界广泛认可。石璋如参加了12次殷墟发掘，被称为“殷墟发掘的‘活档案’”。

作为拥有五个学院、二十来个系部的综合性大学，河大的学术取向是丰富的。从中州大学时期起，学校的学术气氛就渐趋浓厚，师生成立有多种学术团体，编印学术刊物，如《文艺》、《文科季刊》、《青年评论家》等，《文艺》以研究国故和文学为宗旨，冯友兰在发刊词中说，通过编辑这个刊物，使会员的“理智力及想象力，皆有适当练习的机会”。中山大学、河南大学时期，则创办了《农科季刊》、《法政周刊》、《医学季刊》、《励学》等刊物，作为学术探讨的园地，吸引学生对学术的兴趣。

当时社会思潮风起云涌，作为河南文化的重地，河大在各种社会风潮中成为“带头大哥”。从“五四运动”到“五卅运动”再到“九·一八”，历次爱国运动，河大学子都投身其中，发挥巨大作用。

各种学术思想、社会潮流汇聚河大。正是这样的“生态环境”，造就了王国权、尹达、邓拓、白寿彝、王鸣岐、姚雪垠、周而复等著名校友。

《大河报》“河南大学百年风云”系列.世纪起航之四：兼容并包创造高飞空间

新闻作者：姚伟 2012-05-15

河大校友、著名外交家王国权

引子

抗战前河大的成就，用一些数据可能看得更清楚。

“河南大学出了许多重量级人物，不论是学术方面还是军政方面。”曾编了三年“河南大学人物志”的刘卫东教授说。

院士代表着最高学术水平，刘教授统计了各时期院士中河大人的数量。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研究员（1948年改称院士）中，河大老师和学生有17人（该院第一届选举出研究员81人，后来增补变化，总人数难以统计）。其中董作宾是副院长。

延安中央研究院中，级别最高的是特别研究员，他们享受“小厨干部服”待遇，每月生活津贴4元半（当时毛泽东月津贴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月津贴4元）。在大约不超过10人的特别研究员中，有一位河大老师、两位河大学生，即范文澜、王实味、尹达。范文澜是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王实味则是中国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这位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学生，因杰出的英文翻译能力受到张闻天的赏识，担任特别研究员四年，他翻译出200万字的理论著作，后来以“野百合花”事件惨遭冤杀。

解放后，院士有过不同的称呼，开始叫“中科院专门委员”，1955年改称“学部委员”，1994年改叫院士。有62位（河大师生曾被选举为学部委员或院士。其中最著名的是杨廷宝、赵九章、冯友兰、范文澜、白寿彝、邓拓、冯景兰、张伯声等。赵九章被称为“中国卫星之父”，如今，他的铜像被安放在中国科学院空间中心。

除了学术人才，这个时期的河大还出现了姚雪垠、周而复、吴强、于赓虞等作家，出现了“豫剧改革第一人”樊粹庭，更出现了一批杰出的政治风云人物，如侯镜如、赵毅敏、袁宝华、王国权等，副省（副军）级以上的历届师生，有370多人。

那个时期的河大人才辈出，与时代精神有关。1917年，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奠定了北大兼容并包、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精神，确立了大学之为大的基本准则和文化精神。如杨东平先生所说，“从那时起，学术独立，或曰学术自由的思想日渐彰显，成为中国大学占主流地位的理念。”成长在那个时代，河大也有着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精神特质。

专注·不羁·卓越

作家孟宪明喜欢讲河大的老故事，有时候一帮人正在吃饭，有人提起了话头儿，“捅了他的‘马蜂窝’”，他一开讲，就没人吃饭了。

孟老师曾在河大散步，听一位“老开封”讲朱芳圃的故事，很是生动。

解放后，河南省长吴芝圃去北京开会，毛泽东叫住了他：“听说芳圃在河南，有时间请他来做客。” 朱芳圃是王国维的在清华的弟子，著名的甲骨学专家，长期任教于河大，与毛泽东曾是湖南一师的同学、同事。

毛主席发话了，吴芝圃特意到河大传信。那时候小汽车很少，吴芝圃进河大从来不坐车的，都是让车停在校门口，他自己走进来。找到了朱芳圃传了话，朱芳圃很为难地摊开双手：“我哪儿有空？你跟润之（毛泽东字润之）说，啥时他来开封了，我请他吃饭。”

吴芝圃无奈地走了出去，边走边感慨，没法跟毛主席回话呀！

孟老师说，这故事肯定演绎了，不过却体现着二三十年代学者的精神特质，那是个追求学术独立的时代，不少知识分子专注与学术，并不在意政治。

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王国权的，这是一个热心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人，先后在河大读预科、本科。“九一八”后，他对国家局势忧心如焚，时常与同学组织团体，谋划些活动，希望能有所作为。

1934年，王国权与姚雪垠等人一起谋划办《今日杂志》和《大陆文艺》，得到了王毅斋、嵇文甫两位教授的支持，他又找当时的河大校长募捐，校长张仲鲁捐了几十元大洋，但有点担心：“能不能晚俩月办？现在风声有点紧。”王国权回了俩字：“不能。”

孟老师说，刊物办了两期，就被国民党查封。校长得知第二天早晨五点特务要进校抓人，让秘书给几个学生每人20元大洋，“翻墙走，晚饭前离开。”晚上十点多，进校抓人的特务扑了空。多年后校长说起此事还很幽默：“我没配合他们，他们也没配合我呀！说的早上来，怎么半夜就来了？”

后来王国权误打误撞到了南京，而张仲鲁校长这时也在南京，出任中央大学教务长。听说自己的学生来了南京，就捎信让王国权去找他，王国权说：“不去，没衣服。”同学借给他衣服，他才前来见校长。一见面，校长拿了一本护照：这儿你也待不住，你叫王国权了，去日本游学吧。”

王国权本来叫康午生，从此才叫王国权。

这个故事大约也有演绎成分，不过，基本事实与王国权的回忆录是相符的。

康午生是巩义康店村人，与康百万同村。他家道中落，十分穷困，投考河大预科时，本来没打算考上，因为考上也上不起，结果却考了理工科第三名，令他大受鼓舞，有了继续上学的信心。

他本来考的是理工科，但理工科的书籍多是英文原版，价格相当昂贵，根本买不起，数学、物理、化学的很多公式要多读多练，手中无书，实在读不下去，老借同学的书，也不是个事儿，无奈就转到了生物系。谁知生物系的教材也多是英文原版，还是买不起，只好又转到社会学系，这个系由学校发讲义，终于不用买书了，日子比较好过，“大量的时间埋头读书”，后来他认为，自己几十年的基础，“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奠定的。”

王国权回忆说，这时候他心里很苦闷，家里寄不来钱，上学交不起学费，吃饭付不起饭费，欠了一堆账。“河南大学对我还比较照顾，几年没交学费也没追要”，但更迫切的问题是没钱吃饭，“在河大时，饿肚子对我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有位滑县的杜师傅非常厚道，常对他说：“有钱没钱都得吃啊，正长身体呢”。那时学校没有食堂，十多个学生跟着一个师傅吃饭。逃离河大的时候，王国权还欠着杜师傅十元大洋，杜师傅说：“小康，你走吧，将来有钱时再说。你放心地走吧。”

后来王国权先后担任热河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驻波兰大使，并兼任中美会谈首席代表，在中美邦交正常化前，与美方长期保持沟通，成为著名的外交家。手里有钱了，他曾多次托人寻找那位滑县的杜师傅，却始终未能找到。晚年写回忆录的时候，他仍感到“满腹遗憾”。

王国权在河大的经历相当传奇，因为穷的无法继续上学，他出外打工，当上了沁阳县立师范学校校长，每月40大洋；他曾协助王毅斋教授创办杞县大同中学，后来的新华社社长穆青，就是该校第一届学生。

一个又穷又“捣蛋”的学生，因当时河大宽容的生存空间得以成长，王国权无疑是幸运的。但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幸运，王国权的好友姚雪垠就曾被学校开除。1929年夏天，姚雪垠考入河大预科，一年后因参与政治活动被捕入狱，获释后回到河大继续上学，但一年之后，河大的“生硬古板”的一面大爆发，1931年暑假，学校以“思想错误，言行荒谬”为理由将他开除。

“一个大学，应该有足够大的肚量，容忍有个性的学生。”孟宪明说。

罗章龙、邓拓闪耀河大

河大注定不会缺少看点。1934年，社会学系的王国权逃离开封，几乎与此同时，经济系来了两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不同寻常的人物：罗章龙和邓拓。

邓拓是“左联”成员及中共党员，1931年考入上海法政学院社会经济系，1932年被捕入狱，经多方营救一年后出狱。1934年，受地下党派遣转学河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当时河大派系斗争很复杂，既有学术争鸣，也有“留美派”、“北大派”的“山头之争”，还有国共暗斗、国民党不同派别的暗斗，可谓暗流涌动，看着有点乱，不过也是自由竞争格局，没有谁能清除异己，“一统江湖”。邓拓在河大十分活跃，是开封“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长。

在学术上他也大有作为，1935年在校内外刊物上发表近十篇讨论中国社会问题的文章，引起全国关注。1935年秋，黄河、长江同时泛滥，中原、江南哀鸿遍地，灾民达数千万，邓拓决定以此为研究课题，利用河大丰富的藏书，他写出了《中国救荒史》，这是第一部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实况与救治理论及政策的专著，受到国内外学术界重视。后来邓拓前往延安，解放后成为学部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初期，蒙受“三家村”冤案，选择以自杀抗争。

在河大期间，邓拓深受经济系教授罗章龙、王毅斋的器重。这位罗章龙曾是风云人物，因人生发生重大变故，他于1934年退隐于河大，说起来，他是个看点多多的人物。

罗章龙与毛泽东曾是“管鲍之交”，与毛泽东携手从湖南到北京；他与同学“火烧赵家楼”，令“五四爱国运动”迅速蔓延全中国；1920年，他与李大钊、张国焘共同组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此三人被称为中共北方党组织支起大锅的“三块石头”；1931年，为反对米夫、王明等人操纵的政治局委员选举，他组织“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抗衡，被视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分裂。两年后，他被国民党逮捕，经蔡元培出面营救获释后，他拒绝在南京政府任职，应北大校友、当时河大校长杨震文的邀请，前来河大任教。

那时候，教授没有编制、档案，或者住房之类的羁绊，可以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在一个学校干一两年就算长的，但罗章龙却在河大安静地工作了四年，写出《中国国民经济史》等影响巨大的专著，直到全国局势大变的抗战初期才神秘离去。

罗章龙有意退出政坛风云，但政治似乎不愿放过他。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有一次莫名其妙的河大之行，据说即为他而来；一位身高、衣着与他相似的德国教授，夜晚在铁塔下被神秘杀害，成为无法侦破的悬案……

篇幅所限，不能从容讲述罗章龙的故事。关于他在河大的更多轶闻，请看本报下月推出的《“与中原同行——河南大学百年风云”之“抗战篇”》。

《东方今报》以三门峡为纽带“两区”联动发展

新闻作者：首席记者李凌实习生郭晓阳 2012-05-23

5月中旬，豫晋陕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所辖三省四市，包含了三门峡。而三门峡也在中原经济区范围之内。在专家学者看来，三门峡成为两个国家级经济区叠加的城市，有利于三门峡的快速发展，更有利于中原经济区西部地区率先隆起。同时，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以后经济类型将越来越多样化。

三门峡将成为两个国家级经济区的纽带

梁留科 河南省科协副主席、河南大学教授

相比中原经济区，豫晋陕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虽然也是国家级经济区，但二者的层级不同。从大层面的区域规划上看，全国可分为东、中、西、东北四区域，分布有长三角经济区、珠三角经济区、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它们都和中原经济区一样，属于区域规模的大型经济板块。而豫晋陕黄河金三角则涉及三省两区域，属于区域之间的经济示范区。

从性质上看，中原经济区是综合性的大型区域发展规划，豫晋陕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则是专项的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类似于产业规划性质。但因为它是我国唯一一个依托黄河建立的跨省域的产业示范区，可以争取更多的国家政策资金和项目的支持。

三门峡能够成为豫晋陕黄河金三角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一个城市，得益于边缘理论。边缘理论认为，在各区域的边缘地区，人力、物力、资源、资金等经济要素交流频繁，经济相对活跃，发展潜力巨大。而三门峡正是位于河南的西部，与陕西、山西接壤，这次成为经济示范区的一部分，有利于三门峡加强同周边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加快自身的发展。

中原经济区以河南为主体，郑州和三门峡之间的人力物力流动属于省内流动，而三门峡这次成为两个国家级经济区叠加的城市，必将在受益于省内流动的同时，也得益于与陕西、山西的省际流动，在中原经济区内率先隆起。（原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