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 河大新闻网  >>  媒体河大  >> 正文 选择字号【大 中 小】

“抗战与文化”第一章·坚韧的大学之二贷金制度维系战时教育(摘自《大河报》2005－08－09)

【新闻作者：佚名    来自： 本站原创  已访问： 责任编辑：srg   】

0809B1705.jpg

0809B1705.jpg

　　
　　68年前，连天的战火裹挟着滚滚硝烟，扑向每一个中国人。灾难每天都在发生，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是衣衫褴褛的逃难人群，是汩汩流血而得不到医治的伤口，随处可听的是凄凉又唤人猛醒的歌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是“打回老家去”的愤怒呼喊……
　　“那时候的孩子，不会为没有生日蛋糕哭泣，只会为国家又沦陷一个地方，为某位叔叔阿姨惨死或受伤而哭泣！”
　　亲历那场灾难的著名作家张一弓如是说。随母亲从开封逃出来的时候，张一弓只有三岁多，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只有警报器凄厉的鸣叫和飞机怪兽般“呜呜”的声音。在逃亡的路上，张一弓的记忆逐渐清晰起来，他家先后逃到南阳、漯河、郾城，但不管哪里，都有日本飞机的轰炸，每次都死人，现场血肉模糊，一片狼藉。望着俯冲飞机翅膀上的两个“膏药”，童年的他最先对这个世界产生的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弱？小日本为什么撵着我们走？”
　　处于弱势的中国军队，“以空间换时间”，在淞沪战场，在平型关，在台儿庄，在南阳、襄樊，与日寇殊死搏杀，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抗日名将张自忠勇冠三军，哪里危险他就冲到哪里，上阵之前就写下了遗书:“我们的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致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枯，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
　　国难当头，军人的使命是效命疆场，而教师的使命就是把学校办下去，保全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为祖国的重建和复兴积蓄力量。这个使命并不比军人轻松，崇山峻岭考验着教授们的脚底板就不说了，更难的是没有校舍，没有教材，特别是流亡初期学生大量流失，让河大备感艰难。
　　本科生享受博士生待遇
　　陈谷音是广东人，1937年7月12日投奔她大哥、河南大学数学教授陈作钧，进开封静宜女中读书。刚来的时候，她根本听不懂河南话，如今80多岁的她满头银发，坐在家中的床上，用很“溜”的河南话跟记者交谈。从1937年年底河大第一次搬迁开始，她就没有再离开过这所异乡的高校，8年抗战随河大四处搬迁，上学、工作、结婚、生子，都是在流亡路上。
　　陈谷音如今居住在河大校门南边的家属院，回忆68年前那次弃校南迁，很多事情她历历在目。那是河大8年流亡中准备最充分、进行最有序的一次，也是交通条件尚好的时候。但即便如此，河大人也已经初尝艰难。后来成为河大校医的陈谷音当时跟随她大哥一家南下，他们1937年12月3日到开封车站，可一家老少整整等了3天也没坐上车，只看见一辆辆满载的运兵车从陇海线呼啸而过。幸运的是，疲惫不堪的一家人与另一位数学教授家合租到一辆轿车，他们挤进轿车走到许昌，才搭乘上开往鸡公山的火车。
　　当时鸡公山已经是著名的避暑胜地，山上建筑很多。河大搬迁时正是隆冬时节，山上的别墅、旅馆、饭店大都空闲，学校租下多座空房作为教室和学生宿舍。但接下来学校却遭遇了预想不到的大问题。
　　由于搬迁时已接近寒假，河大匆忙结束了课程，让师生回趟家，第二年1月赶到新校址报到。但报到之日，赶来的学生非常少，各系每个年级最多不过七八个学生，女生更少，平均每个年级不到1人，且多系河大教授亲眷。计划迁到鸡公山的文、理、法三个学院总共只到了100多名学生，大约只有应到学生的1/5。
　　据河大校史记载，1937年12月学校搬迁时，70多名学生组成的“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农村服务团”在范文澜教授的带领下，沿平汉铁路(现京广铁路)徒步南下，到沿途城市和村庄演讲、走访、张贴标语和宣传画，他们召集儿童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们自编《抗日三字经》教农民识字。信阳沦陷后，这70多名学生集体投笔从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信阳挺进队。同一时期，河大“大众剧团”和“怒吼歌咏队”改建“河南抗战后援会巡回话剧第三队”，由马可、郑载兴等带领，在伏牛山进行抗日宣传，走遍南阳13县，这批学生也没有回校，后来在武汉改编为军委会下属的演剧10队，继续从事抗日宣传。而河大决定搬迁前的1937年11月，胡得龙、袁宝华、王锡璋等学生已先行赴南阳南召，组建抗日武装，南召李青店因他们曾被誉为“小延安”。因年代久远，除了这几批学生，其他学生的去向已很难知道。
　　不但学生大半没有来校，许多教授也自动离职，冬季的鸡公山上，积雪覆盖，一片萧条。但新的学期到了，河大还是照常开学了。英文系只来了一位叫何乔森的教授，包了一年级的全部课程，其他年级只好停课。据河大校友郝守勤回忆说，何教授是个乐天派，他鼓励学生:“现在山上教会区还住有一百多家外国人，到这里来可就等于出国留学呀。”于是学生们经常三五成群去找老外，跟他们聊天，听他们讲圣经。一位叫尹金尼尔的美国年轻人待客很殷勤，又是端糖果，又是倒香茶。他总是用汉语和客人谈话，却都被英文给堵了回去，显然他学汉语的劲头并不逊色于河大学生学英语的劲头。
　　因为学生过少，他们倒享受到了现在硕士生、博士生的待遇。鸡公山上的临时教室里，常常是三四个学生围坐在一位教授身边听课。新的学期没有教材，印刷讲义又困难，但对于知识渊博的教授这并不是坏事，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自己的绝活拿出来，让学生沉醉于知识的花丛之中，暂时忘记山下的战乱和仇恨。
　　尽管还在坚持办学，可一所高校学生寥寥，这所学校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因局势动荡，河大去向不定，1938年没有招生，这在河大校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中国抗日战争逐渐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寇因战线太长、兵力分散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再加上花园口决口后形成的屏障，豫中、豫西成为安全地带。而此时河大也在嵩县潭头(现属栾川县)安定下来，当年就开始招生。
　　好在河大并不缺少生源。当时搬迁的并不只是高校，许多中小学也加入了流亡的行列，那是一场整个教育机构的大迁徙。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河大招生规模逐年扩大，1937年年底流亡前，河大有学生1000人左右，到1945年迁回开封时，学生不但没少，还多了数百人。
　　采访之初记者感到困惑的是，那么多来自沦陷区的学生断绝了经济来源，抗战时期的学校是怎么坚持的？后来才知道，抗战时期的中国教育有一套颇有人情味、很负责任的制度。
　　非常年代的正常高考
　　1938年年初，位于开封的河南省女子中学准备迁往南阳淅川。初二年级的刘朴(原名刘桂兰)是开封人，她回家跟家人说这事儿，爷爷、奶奶哭着不让去:“才14岁的孩子，跑那么远，又兵荒马乱的，有个好歹怎么办？”家里坚决主张她去的只有父亲，父亲的话说服了全家人:“不让她去？你们让孩子在这儿当亡国奴啊？！”
　　两辆敞篷车，每辆满满地挤了四五十个人，拉着河南省女子中学的学生到了淅川。1938年6月，开封沦陷的消息传到淅川，一并传来的，是花园口决口，水淹开封城的消息。教室内女生统统哭成了泪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家被日本人占领了，自己成了沦陷区学生，又无法得知家人安危存亡，这些十四五岁的孩子不知道自己该怎么生活下去。
　　幸亏这时国民党政府出台了贷金制度，向失去经济来源的沦陷区学生贷款。大学生每人每月7块钱，在物价飞涨之前，这笔钱足够他们生存下去，因为1938年，南阳一带鸡蛋1毛钱13个。中学生不发钱，折合成粮食。女子中学的沦陷区学生设立了“战区伙”，麦面是很少吃的，平时都是玉米面馍玉米面糊糊，经常吃的是大白菜腌制的酸菜。
　　玉米面馍蒸成长条形的，大家切着吃，虽然不好下咽，但总算能吃饱饭了。女子中学到淅川后在当地招生，当地学生回家带来点豆酱什么的，大家都上去“抢了”饱饱口福，要是谁带点肉回来，那大家就算过大年了。
　　女子中学上课很正规，纪律比在开封时还严格。师生们患难与共，感情笃深。语文老师喜欢听《流亡三部曲》，当他不高兴的时候，懂事的女孩们就会说:“老师，我们给你唱个歌吧？”
　　“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流浪、逃亡，逃亡、流浪。流浪到哪年？逃亡到何方？我们的祖国已整个在动荡，我们已无处流浪，也无处逃亡。哪里是我们的家乡？哪里有我们的爹娘？……走，朋友！我们要为爹娘复仇！走，朋友！我们要为民族战斗！你是黄帝的子孙，我也是中华的裔胄。锦绣的河山，怎能让敌人践踏？……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举起我们的锄头斧头，打倒这群强盗，争取我们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
　　接受采访的时候，82岁的刘朴背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离家》、《上前线》这《流亡三部曲》的歌词，背不下去的时候，就轻轻哼唱几句顺顺，最后竟把60多年前的歌曲一字不差背给记者听。“这些歌，唱得太多了！”从老人的神情可以看得出来，她又回到了那艰难的岁月。
　　学生们住的都是临时搭建的茅草屋，十来间房子里都是通铺，土炕铺了草席就是床。“你知道跳蚤有多少？你知道疥疮吗？我们都长了疥疮，伤口经常流水儿。也没有药品，生物老师王振南给我们配了药治好了。”记者很难想像，家里整整齐齐、衣服干干净净的老人当初是怎么过来的。
　　沦陷区不通邮，刘朴无法得知家人的消息更无法回家。周日和寒暑假都是在学校度过。“那时学校就是家，人多，还不至于太想家。”
　　毕竟是十多岁的孩子，就有了许多大学生没有的艰难。刘朴宿舍有个同学晚上口渴，实在找不到水喝，渴得把墨水喝了。但还是渴得受不了，就到井边想打水喝，结果不小心掉到井里淹死了。因为这件事，学生罢课抗议，以后宿舍才配上了茶水。
　　当时迁到宛西的中小学除女子中学外，还有开封高中，开封初中，安阳初中，开封第四、七、八、十小学，实验小学，还有国家为东北、河北等地流亡学生创立的国立一中、国立二中，还有不少河南未沦陷地区的中学。对在这些学校逐渐长大的学生，尤其是沦陷区学生来说，河大的存在无疑是他们的希望。
　　自1939年开始，河大每年正常举行招生考试，考试科目与战前相同，录取标准严格，所有学生必须报省教育厅和国家教育部审批。河大先后在临汝、洛阳、鲁山设立考点，据河大老校友回忆，当时的监考很严格，每个考场都有教授监考。考试前，考卷密封由宪兵看管，有一年考点的宪兵队长有亲属参加考试，他竟然私下偷看了考卷，造成泄密。考试完河大教授得知此事，他们处罚不了宪兵队长，但他们却有权不录取这样的学生。
　　1942年，河大由于办学成绩突出，经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国立大学。从此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当时全国设置西北、西南两个学区，分别联合招生。西北学区包括河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兰州师范学院等，河南地区的考生，大多分配在河大。
　　1942年，刘朴考入河南大学生物系，她在女子中学的不少同学也考入河大，1945年12月，22岁的刘朴回到开封站在家人面前时，已经是大四的学生了，这时她已经阔别家乡和亲人8年了。回学校前，刘朴先回了趟家，她猛拍着家里的大门喊:“奶奶、爷爷——我回来啦——”奶奶打开门，刘朴又喊:“奶奶，是我，是我呀奶奶！”奶奶“哎哟”一声，愣了一下就一把抱住了她，好半天，已是泪流满面的奶奶放开刘朴，冲屋里喊:“都来呀，我的乖孙女回来啦！”全家人呼啦跑出来，围着刘朴，又是高兴又是哽咽，谁也说不出话……

录入时间：2005-08-09[打印此文]【大 中 小】[关闭窗口]

热点新闻

媒体河大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