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8月15日深夜，远在宝鸡郊外石羊庙的河南大学学生蹦出各自的宿舍，敲打着洗脸盆，忘情地奔走相告:“胜利啦！胜利啦！”聚集在一起的学生点燃鞭炮，点燃火把，点燃篝火，映红了石羊庙的夜空。著名教授段凌辰应邀登上高台，向学生们吟咏唐代河南诗人杜甫的名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伴随着教授动情的声音，在场的河大学子无不喜极而泣、泪流满面。

　　这无疑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瞬间。八年抗战，中国人最终赢得了胜利！八年流亡，河大人也终于可以返回日思夜想的校园！

　　流亡八年之中，河南大学没有像众多的高校那样到大后方去，而是眷恋着中原故土，在只剩下半壁河山的家乡办学七年多。也正因此，学校屡次为战火所迫，大小迁徙十次。细小如蚁的人群，一次次在豫西南高山密林中移动，匆匆脚步，将另一种抗战精神，写在青山上，也写在青史上。

　　战乱和迁徙，使教师、学生不断流失，甚至惨遭日寇杀害。但即便如此，每到一地，哪怕只有古庙一座、草房几间，河南大学也能很快地增聘名师，招收青年才俊，恢复上课秩序。

　　就是在这样艰辛的条件下，河大招生规模逐年扩大，在当时教育部的科研、教学等综合考核中名列前六，并在1942年由省立大学升格为国立大学。最重要的是，使河南高等教育薪火相传，为战后祖国的重建和复兴积蓄了力量。

　　河南大学流亡的过程，也是撒播文明的过程。在流亡地，他们兴办学校，传播科学知识。“WeareC　h　i　n　e　s　e　.W　e　l　o　v　e　C　h　i　n　a　.L　o　n　g　l　i　v　e　C　h　i　n　a　.(我们是中国人，我们爱中国，中国万岁。)”当他们领着山村孩子高声朗读英文的声音穿透60多年时光的幕墙，回响在记者耳旁的时候，我的心中升腾而起的，是一种暖暖的感动。

　　60年前，当河大人重返位于开封的校园时，尽管校园内遍地荆棘，满目荒芜，但他们很快建起了在当时的中国堪称一流的大学。后来河南大学折枝成林，分出河南医科大学(现已并入郑州大学)、河南农业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河南政法干部学院等高等院校，而数十万河大学子更是为河南文化教育做出了巨大贡献。

　　往事如烟，往事又并不如烟。从今年7月13日开始，记者对河南大学的8年迁徙史进行了半个多月的采访，十多位亲历者的讲述，让我深深理解了两个字:“坚韧”。正是百折不回的坚韧，支撑着河南大学走过了那段坎坷的岁月，也正是以这种品格面对灾难，才保全了河南高等教育的希望。

　　国难当头书生“怒吼”

　　2005年7月13日上午9时许，天气晴好。古色古香的河南大学校门外，三五个出租车司机边聊天边候客，一对母女低声密语、携手走出校门，而门内的树阴下，一位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撑一把黑色遮阳伞，不时扭身向校园深处张望。

　　她的身后，大片草坪随风轻漾，宛如水面上波动的涟漪。

　　正值暑假，校园内外宁静而安详，让人很难联想起68年前这里曾经的动荡不安。68年前的夏天，典雅的河大校门刚落成一年，门楼上斗拱飞檐色彩簇新，与学校中轴线上的博文楼、博雅楼、东西斋房和大礼堂，共同构成了中西合璧的建筑群落，既有中国传统建筑的安详、灵秀，又有西方建筑的高朗简洁。经20多年发展，这座河南最高学府刚刚形成蔚然气象。但裹挟着硝烟传来的卢沟桥的炮声，让这所生机勃勃、日趋兴旺的学校失去了宁静。

　　众多在北平、天津参加高校入学考试的高中生仓皇南下，转投河南大学门下。他们带回的消息和报纸电台的报道交错着在开封传播，不安的空气和对日寇的压抑不住的愤怒迅速滋长。

　　68年前，失去平静的河大校门，时常出入着一个年轻人的身影——化学系二年级学生马可。马可是江苏徐州人，他自幼酷爱音乐，拉得一手好二胡，但他的志向并不在音乐，而是希望以一名科学家的身份报效国家。1935年，马可考入河南大学化学系，迷上了实验室中各种各样的试管。但“七七事变”的炮声所引起的举国震荡，让马可再也难以安坐，满怀的愤怒无从发泄，这个从来没有学过作曲的河大学子拿起了纸笔，写出了《保卫我们的平津》、《抗日五更调》等歌曲，顿时在河大内外传唱开来。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马可就想组织同学成立一支歌咏队，走出象牙塔，走出开封城，去唤起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河大素来是个爱国热情涌动的地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河大师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出版《河大抗日救国旬刊》，不但在开封上街游行，还派出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要求政府抗日雪耻，挽救危亡；1935年“一二·九”爱国运动时，河大学生联合开封各大、中学校学生1万多人，要求“停止屈辱外交，对日抗战”，其中100多名学生占领开封火车站卧轨请愿，在滴水成冰的寒冬中坚持了三天三夜。这一次，马可登高一呼，当即应者如云，一支歌咏队迅速成立，马可选择了两个最能表达他情绪的字为之命名:“怒吼”！

　　上海“八一三”抗战后的一天，马可带着“怒吼歌咏队”从外地归来，刚进校门就听说学校来了位他敬慕已久的客人——著名作曲家冼星海。原来洪琛、冼星海组织的“上海抗日救亡演出二队”来到开封，冼星海就住在了河大的东斋房。两位音乐家的友谊由此从河大开始，得到冼星海指点和教诲的马可，很快写出了《守黄河》、《游击战歌》等充满激情的作品，迅速唱遍全国。

　　随后，贺绿汀、宋之的组织的“上海救亡话剧一队”也来到开封，与河大的“怒吼歌咏队”和“大众剧团”一起，将开封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高潮。

　　河大初上流亡路

　　68年前的那个夏天，北平、天津成为危城，众多高中生匆忙南返，报考河大的考生人数成倍增加，作为考场的大礼堂里坐满了考生。但这一代学生注定不能安坐于教室和实验室，开封不久也成了危城。

　　“刘峙一家伙从北京、保定一带退到安阳，开封震动！”1937年考入河南大学的宋景昌教授已经九十高龄，说话很吃力，但说起“逃跑将军”刘峙，他还是恨得咬牙切齿:“当时日本鬼子的报纸上说，‘敌人仓皇逃窜，皇军追之不及’，撵都撵不上！真是中国军人的耻辱！开封百姓给他起外号，叫‘飞将军’！”

　　1937年10月，刘峙把数十辆坦克从前线撤到河大农学院附近的禹王台。也就在这个时候，日寇飞机开始轰炸开封。

　　当时的防空警报器设在鼓楼之顶(今鼓楼广场一带，上世纪70年代被拆除)，凄厉的声音时常响遍全城，随后就有敌机在开封上空轰鸣。正在上课的河大师生不得不收拾书本，逃出城门。

　　为适应非常时期的需要，学校安排文学院教授轮流在大礼堂主持讲座，每周定时、定人、定题目讲形势，谈看法。国难当头，教授们的看法大不相同，有人认为中国军队会一退再退，劝告大家做长跑准备，设法多交西藏朋友；有人公开主张联苏抗战；而品德、学问都深为学生敬佩的范文澜教授，则以抗战到底激励全校师生。

　　1937年12月，日寇铁蹄践踏黄河流域，豫东、豫北先后沦陷，开封危在旦夕。当时的教育部、河南省政府做出河大搬迁的决定，此时高校搬迁已成大势所趋，1937年7月前，中国计有专科以上学校108所，其中大学42所，独立学院34所，专科学校32所。这些高校大多在容易遭到日寇攻击的地区，时刻面临被摧毁和被敌占领利用的危险，为保全中国文化教育命脉，尽力迁移成为唯一的选择。

　　搬迁已是必然，但河大往哪里去？对于时局的发展和河大的去向，一开始并不明朗。校长刘季洪主张南迁鸡公山，然后相机迁往四川；但部分教授主张迁往南阳镇平。结果学校被分为两部分搬迁，校部和文、理两院到鸡公山，农、医学院则迁往豫西南的镇平。学校的图书、仪器都装箱打包，分批启程，不能移动的校产和实验用具，都登记存放，征得职员一人和工友数人自愿留校长期看守，并发放给他们足够两年使用的费用和粮食。

　　然后教职工眷属和学生告别校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迁移，没有人想到，这一去就是整整8年。

　　很多学生没有随学校流亡，他们做出了别的选择。未满20岁的马可就毅然决定终止自己的学业，以音乐为武器投身抗战。1939年，在中共地下党员安排下，他前往延安，在那里写出了《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等作品，并参与创作歌剧《白毛女》、《小二黑结婚》，如今普遍采用的哀乐，也是以马可为主创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