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珍藏有一幅照片，先父李秉德（至纯）特地给照片写有说明：“纪念1944年与河大医学院教授朱德明一家在潭头重渡沟共避日寇侵略之难 1947年摄于开封”。

朱、李两家合影（1947年6月）

照片中最左侧穿西服者是我父亲李秉德（字至纯1912-2005），生于洛阳一个城市贫民家庭。作为长子，他在河南大学教育系勤奋攻读的同时，还要课余兼做教职帮助家里接济三个弟弟上学。1934年河大毕业，先后在开封教育实验区实践李廉方教学法、在燕京大学研究院教育系研习、在河南两所师范学校任教、在湖北恩施任省教育厅督学，从1941年起直到拍此照时，在河南大学文学院教育系任副教授。照片右侧的怀抱孩子者是我母亲郑孟芳（效兰），河大教育系毕业，时任开封河南省立第一小学的校长。

照片位居中间高处的两位成年人，是河南大学医学院教授朱德明（戴眼镜者）和倪桐岗（着短袖旗袍者）夫妇。朱德明先生是浙江人，留学德国获慕尼黑大学医学博士。其夫人倪桐岗先生是曾留学日本的妇产科名医。照片中在大人周围或站或坐的，则是朱、李两家的7个孩子。

这是两个家庭欢乐的合影。照片上的题字为：“三年前的今日走出重渡，今年今日欢送至纯赴瑞，希望在三年后的今日能有一更欢乐的团聚”，日期是（民国）三六年六月十三日。题字的三句话，引出后面要讲的三段故事。

两家共避国难的生死之交

第一句话，“三年前的今日走出重渡”是怎么回事？

抗日战争时期，河南大学从开封迁出，于1939年迁到嵩县，大部分院系在县城以西100华里的伏牛山腹地潭头镇。1944年4月，日军渡过黄河侵占郑州等地，嵩县县城陷落。在潭头的河大学生和没有拖累的教职工便翻越伏牛山，向南撤了。当时我母亲已怀九个月身孕，只能和人口多、难以走动的十几家教师一起，暂且搬到潭头镇南30里的重渡。5月10日，日军进占潭头镇残害手无寸铁的百姓和河大师生，河大医学院院长张静吾、农学院院长王直青等被日寇掳去当农夫，多名师生和家属被日寇杀害，河大遭受了人员和图书设备的惨重损失。

父亲在《河南大学搬迁记》中回忆：“我们终于来到重渡。我与妻子商量决定：和医学院教授朱德明、倪桐岗夫妇共同住在离重渡街四五里路的一个叫关沟的山沟里，暂时不再往南跑了。因为郑孟芳很快就该分娩，挺着大肚子根本无力翻越伏牛山，最安全的办法是紧随产科名医倪桐岗大夫。朱、倪一家并无大的拖累，本来是可以翻越伏牛山南逃的，但他们情愿暂留下来不走，和我们住在一起。倪大夫对郑孟芳说：‘作为一个产科医生，我不能撇下一个快临产的产妇不管，等你分娩后我们再走。’这话实在令人感动，不仅表达了深厚的友情，更可贵的是表现出了多么高尚的医德！”

关沟是个只有三户农家的小山沟，日军和国军随时可能光顾。在终日躲兵避匪提心吊胆中，老乡帮忙在山沟对面的竹林里搭了个茅草庵，里面放一张床。5月25日，我出生在这个重渡的草庵，父母起名重庵以示纪念。在倪桐岗大夫的护佑下，不仅母子平安，而且因我家准备的糖、面粉、鸡蛋之类全被国民党军散兵游勇掠去了，产妇的食物也多亏朱家接济。

6月上旬河大通知，已在淅川县的荆紫关看好校址，准备开学上课。虽然母亲产后虚弱，我们李家、朱家还是和其它滞留在重渡的十来户河大家属一起，走出重渡，开始扶老携幼翻越伏牛山的跋涉。按照片上所记，这天应是6月13日，母亲产后不到二十天。他们走了三天才翻过伏牛山脉，之后父亲径奔荆紫关，母亲则带着我们姐弟到滔河去另觅省立一小的校址（她是省立一小的校长）。

本世纪初，父亲给我讲述这段经历时手画了一张地图（图2），从图上可以想象当时河大师生及家属的艰辛。父亲有一篇回忆文章《河南大学搬迁记》，以亲历生动记述了河大8年5次搬迁中承受民族苦难、坚持民族教育的故事，和西南联大的故事同样感动人激励人。

父亲手画的1944年河南大学搬迁路线及关沟地形图

我一生感念，倪大夫和朱家是我们母子的救命恩人。朱、李两家的友情已传至下一代，本世纪初，两家在北京重聚，又一同去重渡关沟寻觅60年前暂住处的遗址。

父亲考取公费赴欧留学

照片题字第二句话表明，这天两家隆重聚会留影，是为了欢送我父亲赴瑞士留学。父亲这时已不年轻，为何还要离开双亲、妻子和5个孩子，远赴欧洲留学？这跟河大的历史、师资和学术水平有关。资料称1944年教育部综合评估，河大名列全国国立大学第六名。朱教授所在的医学院曾获得过全国第三，教育系则是全国六大教育系之一。那时的河南大学，先后有近200位“海归”教师。抗战胜利、河大复校时，父亲已任副教授五年，有不错的教学口碑和学术著述，并兼任校图书馆馆长。但在河大要升职为教授，没有海外留学经历显然是个弱项。更重要的是他痴情于教育专业，虽有燕京研究生求学经历和从小学、师范到大学的教育实验和教学的经验，师从或请教于邰爽秋、晏阳初、梁漱溟、李廉方、黄炎培、陶行知等国内多名教育大家和教育改革的先行者，考察了各地众多学校和教育机构，但此时他更觉得需要走出国门，了解和学习先进国家的教育，包括理论和实际。恰逢1946年当时教育部举办全国性的出国留学考试，有100个全额奖学金名额，他赴南京参加考试，考取了教育学科留学瑞士的公费全额奖学金名额。图3是这一期留学生出国前类似培训班的合影（父亲位于中排左起第7），其中应有不少日后的学界各学科的翘楚，散布在海峡两岸和海外。其中我知道的有民盟前辈吴冠中、端木正等。几乎在同时，父亲的两个弟弟李恒德、李志尚，也各自获得其它奖学金资助赴美国留学，分别攻读冶金和医学的研究生。

教育部第二期留学生讲习会始业礼摄影（1947年3月）

在两家欢聚合影的当月，父亲即乘船赴欧洲，在瑞士洛桑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和日内瓦大学卢梭学院进修，受教于著名教育心理学家皮亚杰、教育实验专家道特朗（Dottren）等。他还考察了欧洲5个国家的教育，特别注意学习模式和教育实验等方面的理论和实践。

从巴黎到兰州

题字第三句话所说的两家三年后更欢乐的团聚，并未如期实现。由于国家时势的变化，两家在两地续写新的故事。

1949年夏解放战争即将结束，当时在法国巴黎留学的父亲决心回国。他自述“吸引我回国的只是一个很单纯的想法：自从我开始受教育略懂点事的时候起，到现在这30多年间，国内一直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教育事业风雨飘摇，几乎难以维持。现在国家就要太平了，我这个学教育的，为国家，也为自己所热爱的教育事业，可以发挥作用的时候到来了。”因买不起客船票，他好不容易买到一张从马赛到香港的法国货轮（Andre Lebon号）的船票，上船后方见同船回国的留欧同学共十余人，其中留法的还有关肇直、张鸿焘、洪世奎、刘文清、顾寿观和王道乾。船走了一个来月，9月初才到香港。在船上关肇直联络了愿意到大陆解放区的留学生，到香港后又会同香港大学教授曹日昌为他们代购了到朝鲜仁川的船票（后来知道关和曹都是以地下党组织的关系来办这件事的）。这条英国船航行十来天后经停天津时他们下了船，之后即受到组织的热情接待，并送他们顺利到达北平。

那时中央教育部尚未成立，组织上很快就对他们作出安排，有的直接分配工作，如学数学的关肇直分到科研机构，几个学医的分到医院和医学院。学教育的我父亲和学艺术的刘文清则安排到位于德胜门内拈花寺的华北大学政治研究所学习，他们二人入第四班。华北大学的校长吴老（玉章）以及范老（文澜）和成老（仿吾）给他们作过多次报告。1950年初，华北大学要改成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研究所（一班已毕业）的全体学员转到了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校长是刘澜涛）的政治研究院（地址在西苑），重新编班，父亲在第三班（图4从后数第二排右1）。

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第三班学员与工作人员合影（1950）

这几个月的政治学习的效果如何？这些“旧知识分子”有什么变化？从父亲回忆他分配工作的故事可见一斑：“祖国的需要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是当时学员中流行的口号。1950年6月（正好是朱李两家合影后三年整）的一个星期六，学习小组长通知他：“组织上可能提前给你分配工作，你要做好思想准备。”第二天趁星期日休息，他去看望一位老师徐侍峰。徐（时任辅仁大学教务长兼代校长）说学校已经决定，待他学习毕业即请他来做教授。他只好解释说“看来是不行了。”第三天星期一早饭后正准备学习，小组长突然找他：“组织上刚才通知说，已经给你分配工作了，现在就收拾行李准备走。”半小时后有干部来领他上了一辆卡车，车上共十一二人，都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中午车到了中央教育部，一位热情接待他们的干部安排他们吃午饭，边吃边宣布分配：“一批上东北，票已买好，吃过饭就上火车；另一批三人（刘文清、朱勃和李秉德）上西北，票还没买好，今晚在招待所住一宿，明天坐火车去西安。”

三人抵西安后到西北区教育部报到，人事科长李运招待他们吃饭，说你们三人中有两个学教育的，一个留西安，一个去兰州。究竟谁去哪里？停会儿问问江隆基部长再定。不一会儿，李传达了江部长的话：“朱勃同志是云南人，就留在西安，不要再走了；李秉德同志是北方人，就再辛苦一趟到兰州西北师院去吧！”第二天，父亲和刘文清（分配到兰州大学）即与恰好来西北教育部办事的西北师院代院长李化方一起，搭乘长途汽车奔赴兰州。父亲的工作地方和单位，就是这样决定的。从此他在这里持续工作了五十六年，直至生命结束。

1950年底，我母亲郑孟芳结束在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学习，也被分配到西北师院工作，于是带着我和三个姐姐从南京迁来兰州与父亲会合。图5记录了1947年两家合影中的李家人悉数在兰州的团聚。照片背景是我们所住的西北师院教授家属院后墙，以及远处光秃秃的兰州北山，从中可以窥见那时的西北师院（尽管是6所国立师范高校之一）和兰州，其工作生活环境，离河大和开封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图中人物的愉快笑容，与1947年在开封的照片中并无二致。父亲回忆当时的心情：“虽然如此（条件艰苦），我心里还是很高兴的，因为我对于给我分配的工作十分满意。我一向是教书的，现在仍要我教书；而且我学的专业是教育，现在到师范学院工作，很对口径。我回国前的希望都如愿以偿了，怎能不高兴呢？”

1951年摄于所住西北师院在十里店老街的教师家属院后

他们怀着对国家、对工作的热忱和希望，与众多来自各地的教师们一起，在这所由北平师范大学1939年西迁、1946复校后留下的“姊妹学校”以苦为乐辛勤耕耘。父亲任教育系教授、副教务长，母亲任幼教系讲师兼附属幼儿园主任。他们的这种热情和心劲一直持续到1957年，便被突如其来荒唐莫名地打入了冰窟窿，而且长达20年。直到改革开放和平反冤假错案，父亲再次焕发学术青春多有著述，并成为全国首批教学论博士生导师，任过西北师院院长和两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最欣慰的是培养了众多优秀学生，以及为他所热爱的专业一直工作到生命终止。

两家合影中另一半的朱家留在开封，后到郑州。朱、倪两位医学专家为河南省的医卫事业贡献突出。在后来的院系调整中，河南大学动了大手术，朱教授参与负责郑州医学院的建立。他做过河南省人民医院院长、省卫生厅副厅长。倪大夫1956年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当过河南省妇产医院院长兼助产学校校长，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在第一次会议（1964.12-1965.1）上独立提交了两份代表提案，都是关于加强妇幼卫生队伍建设和妇幼卫生专业及教材建设的建议。她一生医德高尚，即使在文革中自身不保的最黑暗时刻，仍然救治和资助多名危重和困难病妇。

当年朱、李两家在开封“三年后”团聚的愿望未能实现，几十年间两家失去了联系。直到本世纪初我调到北京工作，才联络上在北航工作的朱家大哥，终于有了2004年两家再次“欢乐的团聚”，但距上一次团聚已是跨越世纪的60年之后，比当初的约定迟到了57年。（图6）

迟到了57年的朱李两家团聚（2004北京）

李秉德教授，生于1912年，洛阳人，当代著名教育家。1928年入河南大学预科，1930年升入本科，主学英文，辅学教育。次年改主修为教育。1934年大学毕业后受聘河南开封教育实验区，从事“廉方教学法”实验。1936年入燕京大学，攻读乡村教育研究生。1937年抗日战争暴发，中断学业。曾担任湖北教育厅督学，河南大学教育系副教授，河南大学图书馆馆长等。1947年赴瑞士、法国留学，曾在日内瓦大学卢梭学院师从皮亚杰。1949年回国。1950年响应党的号召，到西北师范大学任教。1950年代初加入民盟。2005年因病逝世，享年93岁。

李重庵，男，汉族，1944年5月生，河南省洛阳市人。1987年12月加入民盟。1968年北京大学力学专业毕业。现任民盟中央副主席、教授，全国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