沐浴是水与身体的“原始声色史”。水无色、透明，随变而化，使得世俗的想象力在这一物质面前得到了充分的施展。水的清洁功能自人类出现便被发现，也近乎天然地被所有民族视为神圣纯洁之物。

《礼记·儒行》中有“儒有澡身而浴德”一句，大抵是将沐浴与君子德行修为挂钩的最早宣言。自此，中华民族礼仪之邦开始了在汩汩流淌声中寻找君子含义之路。

东坡名士苏轼便有沐浴词二首。多年前他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心情着实郁闷，后听说神宗皇帝亲自下诏起用，别提多痛快！他跟苏辙到浴堂里请人揩背，其间作小词《如梦令》道：“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水和污垢什么时候共存过？仔细看，这俩东西我身上都没有。擦背的人啊，劳您整天挥手动肘。您轻点搓，我身上本就没有污垢。苏辙刚要叹笑兄长命运多舛，苏轼又开口道：“自净方能净彼。我自汗流呀气。寄语澡浴人，且共肉身游戏。但洗。但洗。俯为人间一切。”佛家术语的“无垢”，喻一切本清净，虽意出禅偈，形象不甚优美，却自有其思想价值和意义，仿佛“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

宋代还有个叫蒲传正的资政，十分喜爱沐浴，发明了大洗面、小洗面，大濯足、小濯足，大澡浴、小澡浴：“洗小澡，要用百来斤热水，五六个人伺候；洗大澡，要用一百六七十斤热水，八九个人伺候。每日洗两次脸、两次脚，过一天洗个小澡，再过一天洗个大澡，洗完要涂脂、搽粉、熏香。”此人跟苏轼颇有一番交情，后者还写过一首《寄蕲簟与蒲传正》与他唱和。两人都爱洗澡，算是“香味相投”。不同的是，比起在家里注汤，苏轼更爱到公共澡堂里搓澡。

而据考证，“公共澡堂”这一存在最早就现于宋代。一切要从北宋张择端所画汴梁的第三条甜水巷说起，巷中人来人往，目的地名曰“洁净浴堂”。两边贴副对联儿，“金鸡未唱汤先热，旭日初临客早来”，或是“到此皆洁己之士，相对乃忘形之交”，门上再挂一把壶招揽生意。北宋时在汴梁开浴室很流行，通称“浴肆”，美称“香水行”。到南宋时，香水行更为普及，南宋灌圃耐得翁《都城纪胜》谈到临安各行各业时称：“市肆谓之‘行’……又有异名者，如七宝谓之‘骨董行’，浴堂谓之‘香水行’是也。”香水行不只开浴室，还卖“面汤”。所谓面汤，并非小吃，而是现在大家常用的洗面奶。宋代商品经济发达，来往人员络绎不绝，商客旅途劳累，很多人需要泡个澡来放松身心，澡堂生意兴盛起来，公共浴池很快发展，且是真正的大众浴，三教九流皆可来洗。当年黄庭坚被贬至广西宜山，都能找到一家公共澡堂，“浴于小南门石桥上民家浴室”，可见普及。客人愈多，澡堂的服务也愈加周到，有了类似于现代的搓澡工，可以协助客人清洗身体，澡堂也有冷热水可以选择，方便客人自由调节水温。

除宋代商品经济与交通发达的原因外，公共浴室的发展也离不开煤的开发和利用。煤炭时称“石炭”，石炭相比柴草燃料成本低、火力猛，加温亦快。据宋庄绰《鸡肋编》，“昔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像徐州、延安这些现代煤炭产区当时已出煤，为城市冬天供暖供热提供能源。在经营人工浴室的同时，宋人还积极开发天然温泉，如福州在宋仁宗嘉祐年间全城有40余家温泉浴室。

毫无疑问，沐浴自生至死，伴随人的一生。生子三天，即应沐浴：“昨闻万里孙，已振三日浴。”（苏轼《贺子由生孙》）婚后“男女夙兴，沐浴衣服”（《礼记·内则》）；待客时“三日具沐，五日具浴”（《礼仪·聘礼》）；春至，要洗濯祓除，“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丽人行》）；暑溽则“汗雨下而沾裳，就清泉以自沃”（王粲《大暑赋》）；上朝要“沐浴而朝”（《论语·宪问》），五日一“休沐”（应劭《汉宫仪》）；祀神祭祖要“斋戒沐浴，洁清致敬”（《春秋繁录·四祭》）；举行丧礼，则要沐尸以示“洁净返本”（《白虎通·崩薨》）。

当一种日常实践除去实用功能，依旧有思想与美上的归属时，便步入了更高层次的精神范畴，沐浴便是这样。沐浴活动的发展积攒了宋代的文化内涵，在宋人的生活中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可以说沐浴是宋人生活精神的历史。从“洁身”到“净心”，宋人不仅将沐浴作为一种自觉的生活意识与生活方式，建构起日常生活的审美之维，更重要的是，沐浴超越了凡俗的日常生活而实现心灵的超越与精神的自由，达到了身与心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