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里说：“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诚如斯言，谪居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困厄、最感伤的十年。然而也正是这十年，柳宗元的才思得到了强烈激发，发言为文，莫不悲恻动人，在游记、寓言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生中最光辉的成就。《黔之驴》《捕蛇者说》《永州八记》……这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文学篇章，莫不写于谪居永州期间。

柳宗元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一路走来皆是坦途。他的祖上世代为官，河东柳氏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名门望族。上天不仅给了柳宗元显赫家世，更给了他一身惊世才华———年仅21岁就考中进士，名震大唐。这是柳宗元一生的高光时刻，所有人都对他寄予厚望，争相与这位青年才俊结交。随后几年，柳宗元又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中坚分子，以强烈的政治热忱投身于革新运动，立志匡扶大唐颓势。然而革新仅仅实行了几个月，就以失败而告终。顺宗退位，王叔文被杀，柳宗元也因参与其中受到牵连，被贬官于偏远之地。

名为贬官，实则流放。柳宗元先被贬为邵州刺史，行未半路，朝议认为处置太轻又加贬为永州司马；到永州之后，七旬老母因不胜舟船颠簸，半年即离开人世；昔日政敌为了得到新皇宠幸，继续毁谤改革派人士……一系列打击接踵而至，柳宗元痛苦到“穷天下之声，无以抒其哀”的地步。《永州八记》即为柳宗元在极端苦闷的状态下写出的、排遣心中寂寞的山水佳作，受到人们的千古传诵。

“一切景语皆情语”，柳宗元时常感慨身世的不幸和环境的恶劣，他在首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写道：“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在《与李翰林建书》中更直截了当地说：“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不难体会，他流连山水，不过想借此排遣凄怆、哀怨的情感而已。于是小丘、小石潭、小石涧等眼前小景，经他精雕细刻，也具有了人的性格特征。他铲除秽草，伐去恶木，登丘远望，“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尽收眼底，永州山水让他暂时忘却贬谪之苦，达到了“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的境界。

柳宗元寄情山水，本想逃避现实，排遣忧闷。可他做不到陶渊明、王维那样淡然，日益尖锐的社会矛盾也不允许他避世绝俗。他怀着忧国忧民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写下反映百姓疾苦，揭露社会黑暗的作品。《钴鉧潭记》里农夫因受不了官租私债的威逼而贱卖其田，逃向深山去开荒。《钴鉧潭西小丘记》中的石丘乃人间胜景，却被其主人称为“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价“止四百”。柳宗元还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极力渲染小丘的奇特怪异，又为小丘地处偏僻无人问津而痛惜；在《袁家渴记》中写小溪“袁家渴”景物繁富，气象万千，却以“永之人未尝游焉……”作结。两篇文章用笔不一，流露的感情却殊途同归。清新美好的事物本应大放异彩，却无人赏识，长久地被遗弃、埋没。这何尝不是作者自身遭遇的写照？虽有才能抱负而终遭沉沦，在贬谪之地枉自嗟叹。

“诗家不幸文章幸”，《永州八记》之于柳宗元，如《赤壁赋》之于苏轼，《红楼梦》之于曹雪芹。他们或横遭贬黜，或有志难伸，颠沛流离的生活经历曾带给他们无尽苦闷，但同时也丰富了他们的阅历，开拓了他们的胸襟，使他们深刻体察百姓疾苦，从而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为自己赢得了生前身后名。从这个意义上讲，柳宗元与永州山水的相遇是一件幸事，在那个时代相遇，在那个地方相遇，于滚滚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一篇篇美文。这文是短小的，治愈却是双向的。（作者系我校文学院2020级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