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从外地出差回来，惊悉我社的首任总编辑朱绍侯先生仙逝的消息，一大早即赶赴家中吊唁。鞠躬致哀后，凝视朱先生安详的遗像，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他的谆谆教导声声入耳，和朱先生共事的岁月浮现在脑海。

1985年，河南大学出版社成立，他任总编辑；1985年，我从河南大学毕业，分配到出版社。机缘巧合，共同的出版事业让我们有了工作的交集；命运安排，共同的姓氏让我们有了心灵的碰撞。

出版社刚刚成立时在西一斋的二楼办公，报到后，我被安排在综合管理部门，出版社的领导既没有独立的办公室，也不需要坐班，况且，我报到不久就去北京进修。北京进修回来后，出版社即搬入六号楼办公，好在我所在的出版发行部与社长总编办公室隔壁，才和朱先生朝夕相处，熟络起来。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和朱先生见面后他说的第一句话：“出版社是个新单位，年轻人好好干。”朴实的话语让人信心满满，终生受益。

在我的眼中，朱先生的形象是多维立体的，是高山仰止的。作为学者，他著作等身，退而不休，笔耕不辍；作为老师，他严于律己，以德立范，桃李满天；作为长者，他仁厚为怀，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作为领导，他高瞻远瞩，决策果断，开拓创新。

朱先生生于1926年，1985年出版社成立时他已59岁，退休时已年届70岁。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但他依然实现了从作者到编者、从学者到出版管理者、从教育家到出版家的华丽转身。正像朱先生在接受河大档案馆访谈时所说：“我真想不到我这么一个普通的高校教师，能被派去干出版社的事情，在无论如何也推不掉的情况下，就只好去当这个新设的河南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话语中既充满了无奈又显露出信心和希望。

出版社办社之初是相当困难的，作为总编辑，他既要向学校申请办社经费，又要到处招揽人才；既要跑出版社的主管部门教育厅，又要跑出版社的监管部门出版局；既要联系出版项目，又要寻找合作单位；既要管图书出版，又要搞图书推销；既要找印刷厂，又要购买纸张材料。可以说，出版社的工作事务巨细，万事开头难，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把出版社开办运行了。我清楚地记得，出版社当时的书库和纸库设在六号楼的地下室，图书印完之后要搬到地下室，纸张购买之后也要先存放地下室。朱先生身先士卒，不顾自己花甲之年，和同志们一起搬进搬出，出版社的职工奉劝朱先生就不要参加了，可他坚定地说：“出版社现在正处于创业阶段，还比较困难，作为出版社的一员，我没有理由袖手旁观。”同志们听后无不动容，为有这样的社领导而连声称赞。

作为出版社特别是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既要考虑学术立社，又要考虑经济强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是出版企业的显著特点，这一点朱先生有着清醒的认识。出版社出版的前三本书《汉碑集释》《全唐诗重篇索引》《美国文学简介》均是学术著作和教材。特别是高文先生的《汉碑集释》这本书，当时高先生已经将书稿交给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也已进入审稿程序，朱先生得知消息后主动找到高先生，希望这本书能在本校出版社出版，高先生欣然答应。该书出版以后，多次重印，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还获得了教育部的优秀教材二等奖。

《汉碑集释》

河南大学出版社

大家知道，学术著作和高校教材是常销书和长效书，投入多而见效慢，为了出版社经济效益的快速积累，必须充分利用河南大学师范教育的优势，为基础教育服务才能奠定出版社的经济基础。为此，朱先生带领大家在激烈的基础教育出版市场中另辟蹊径，与河南教育报刊社、中学生学习报社、郑州铁路局教研室、河南省基础教育教研室等单位合作，从教师用书做起向学生用书延伸，从新华书店主渠道发行向民营书商、自办发行、系统发行渠道转变，使河大版的基础教育读物迅速占领了市场，巩固了出版社的经济基础。正像朱先生接受访谈时所说：“出版社很快就运行顺畅了，没到三年，就富起来了。到我退休的时候，出版社账上已经有几千万资金，当时这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一个社的经济基础有几千万之多。”这是多么自豪的话语，这是多么自信的回答，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他自己知道，出版社的职工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作为学者，要坚持自己的学术观点，作为总编辑，要包容作者的不同看法，朱先生在出版工作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出版方针，敢于出版与自己学术观点相左的作品。记得有一次，《孙膑兵法新编注译》的作者刘心健亲口对我说，其实关于《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版本问题在史学界是有广泛争议的。《孙子兵法》由春秋时吴国将军孙武所作，全书总共十三篇，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在我国古代军事学术和战争实践中，都起过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孙膑兵法》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作者为孙膑，传说他是孙武的后代，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是《史记》，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我亲自参与了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出土发掘工作，是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等书的第一发现人和主要整理者，根据现场的考古发现提出了我自己的注释，朱先生虽然对我的学术观点有不同看法，但他还是同意出版我的这部作品，我是非常钦佩和感激朱先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朱先生严谨的学术风格和务实的学术作风，开放包容是一个出版人应有的高尚品德。

《孙膑兵法新编注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朱先生做出版工作有自己的底线。他常常对我们讲，出版十本优秀的出版物不一定能够支撑起一家出版社，出版一本坏书足以毁掉一家出版社，做出版工作不能见利忘义。记得20世纪90年代初，有一位书商左手提着《袁世凯外传》的书稿，右手提着装有五万元现金的提包，想让出版社出版这部图书。朱先生认真看过书稿后婉言谢绝了该书的出版，作者认为是朱先生嫌五万元出版经费太少才拒绝出版，连声说我可以出十万元。朱先生听后声色俱厉地说，这本书稿的内容不符合出版管理的相关规定，你出再多的钱我们也不能出版，据说这部书稿被别的出版社出版后受到了处罚。朱先生如果见钱眼开，唯利是图，出版社将面临灭顶之灾。近四十年来，正是秉承了朱先生“抵制低俗、拒绝庸俗、出版精品”的出版风格，才使河南大学出版社在历次的出版检查评比中佳绩频传。

朱先生从总编辑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还始终牵挂着出版社的发展。出版社每年一度的选题论证会只要邀请朱先生参加他都会积极参与，不论会议的地点有多远，不论会议的路程有多辛苦，不论会议的议程有多紧张，朱先生总能以饱满的热情参加会议，并对每年的选题提出自己的建议，使出版社的选题结构得以优化。

除了工作上的事情之外，个人有什么事情朱先生也是有求必应。老家嵩县要编写一部《嵩县通史》，想请朱先生作顾问并作序，我考虑到朱先生年事已高，学术研究依然繁忙，怀着忐忑的心情向朱先生提出了我的要求，没想到朱先生满口答应，不仅亲自撰写了序言，还亲赴嵩县参加了《嵩县通史》的审稿会。朱先生的举动让嵩县史志办的同志感激涕零，体现了一位学者良好的道德风范。

教书育人终有时，千古文章世不朽，书命远比人寿长。朱先生，你亲手培养的学生将永志不忘师恩，你亲手签发出版的著作将世代传承，你亲手开创的出版基业将万古长青，愿你一路走好。

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