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23日下午，我接办公室通知说朱绍侯先生病逝了，顿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悲痛。今天上午，我和同事去仁和公寓博士楼他家中吊唁，望着朱先生慈祥的遗容，不禁眼眶盈泪。建社之初和先生在一起共事的那段岁月，先生的亲力亲为，先生的谆谆教导，一下子萦绕在脑海里，响彻在耳边。

一

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成立，1985年5月正式挂牌。我于1985年6月底大学毕业留校分配到出版社工作 ，记不清6月底的哪天下午，我来到学校西一斋二楼出版社办公地报到。接待我的是办公室主任段文勇老师（现在汕头大学出版社工作），他向我介绍了出版社的基本情况。这是怎样的一家单位呀，三间办公室，五位社领导，一位办公室兼总编室主任，两位编辑，一位美编，一位校对员，5万元启动经费。段老师可能感受到了我的迷惑和失望，他不忘幽默一下我这个刚入职的年轻人，他笑着说要相信出版社的未来嘛，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这也许是他代表出版社对我这个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的前景展望和鼓舞吧。

恰巧此时，一位体态较胖，穿着白色短袖上衣，戴着宽边眼镜的长者上到二楼，段老师连忙向我介绍说，这是咱们出版社总编辑朱绍侯老师。我赶忙说朱老师好，我来出版社报到。朱老师显得很高兴，握住我的手说，欢迎你到出版社工作，咱们出版社这个新生队伍又多了一位年轻人。朱先生又说，出版工作是为社会积累和传承知识的，这是人一生值得奉献的事业，虽然现在条件艰苦简陋，但咱们出版社一定会辉煌的。望着这位敦厚慈祥的师长，握住他宽厚有力的手，我多少有些失落的心，顿时安稳了不少。

这是我和朱绍侯先生的第一次见面，从此开启了和朱先生共事的一段难忘岁月。

朱绍侯先生与河南大学出版社同仁在晋祠考察留念

我在出版社的第一份工作是校对工作，协助校对员汪一民老师（从校印刷厂调入）校对高文先生的《汉碑集释》书稿。高文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饮誉中外的著名学者。他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致力于汉代碑文的研究，《汉碑集释》是他几十年研究的鼎力之作。《汉碑集释》通过对60通汉代碑刻的著录详释，在史学、小学和经学等方面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这样一部扛鼎之作，也是我社要出版的第一部书稿，社领导高度重视。作为总编辑的朱先生亲自担纲做责任编辑，要我们通力配合，做好校对工作。在编辑校对室，汪一民老师教我掌握、熟悉校对业务知识。他言传身教，要我折着原稿的每一行，比对着书稿校样，逐行逐字的校对，忠实于原著和编辑加工。如有疑问，要记录下来，反映给责任编辑。《汉碑集释》的原稿，是高文先生助手王刘纯老师用一手工整、隽永的小楷毛笔字誊录的，空白处布满了朱先生用红色笔迹的修改和批注。朱先生真不愧学问大家，修改和批注都有独到见解，富有见地，弥补了原稿上的一些缺陷和疑点。在校稿过程中，朱先生亲自指出我哪一页出错了，哪一页漏了一个字，手把手地指导我。高文先生这样一位作者，朱绍候先生这样一位责任编辑，两位学问大家联袂，珠联壁合，演绎了我社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话。果然，《汉碑集释》出版以后，在学界和业界影响很大，受到一致好评。这本书是我社上乘之作，至今还重印着。从此，也奠定了我社学术出版的风格和基调。

《汉碑集释》

河南大学出版社

单调、枯燥的校对工作，让我难以接受。《汉碑集释》出版后，我对朱绍侯先生说：“朱老师，我来出版社是做编辑工作的，不是做校对的。”他说：“对呀！但是，要做好编辑工作，首先要做好校对工作，这是一项基本功，是一种硬功夫。没有校对工作的历练，也编辑不好图书。” 朱先生语重心长地教导我，编辑工作是为他人作嫁衣的职业，一辈子可能默默无闻，乏名少利，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要下定决心忍耐着寂寞，忍耐着清贫，沉下心来，不要浮躁，要做好基本功，方能有所作为。他结合自己的生活阅历，从做学问，到做编辑，到做人、做事，给我讲了许多。就这样，我按照朱先生的要求，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待在校对室，又干了半年的校对工作。其后，又相继参与校对了《全唐诗重篇索引》《美国文学简介》（英文版）等多部重要书稿。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年来的校对工作，对我影响深远，为我日后的编辑生涯，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二

我到哲经法教编辑室工作后，1987年6月中旬，我的师兄刘济良（现为河南大学教科院博士生导师，郑州师范学院副院长）从江西南昌市参加全国中小学德育工作会议回来后，给我带回一部《班主任工作概论》书稿，说是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德育室主任袁真泉老师写的，问能否出版。师兄还介绍说，袁老师他们正在搞一个“中小学德育序列”的课题，是关于指导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系统工程，最后成果要有四五本书稿出版，《班主任工作概论》只是其中的一部。他建议我认真关注一下。当时的情况是，由于改革开放，西方各种思潮也蜂拥而入，人们的思想普遍混乱，学校的德育工作也普遍淡薄化，引起社会的不良反应。我向朱绍侯先生汇报后，朱先生经过深思熟虑，认为这个选题很好，决定要抓好这一选题。朱先生要我去江西做实地考察，详细了解情况，形成调研报告和出版方案。我到南昌后，受到了袁真泉老师他们的热烈欢迎，并为当时社会思潮下我社高度重视这一课题而感动，表示不论遇到多少困难，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完成。他们陪同我到南昌市实验区的中小学校实地参观、考察，我深感这一课题重要的社会意义。袁真泉老师向我建议，等选题结项前夕，邀请朱绍侯先生到江西的中小学考察、访问。

1988年盛夏，朱绍侯先生抽出时间，让我陪他前往江西做实地考察，并商定出版事宜。朱先生是著名学者，袁真泉老师他们早有耳闻，而且已是62岁的老人了，一路风尘劳顿，自然让他们感动。袁老师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想在吃住行方面尽量为朱先生提供优厚条件，但都被朱先生拒绝了，要求不搞特殊化，一切从简。就这样，在袁老师他们陪同下，我们连续七八天，冒着盛夏酷暑，乘长途客车先后去了江西省鹰潭市的余江县、贵溪县，吉安市的兴国县，赣州市的南康县实验区的中小学实地考察、调研，与中小学师生座谈。虽然是假期，但他们还是为我们组织了两堂观摩课。江西是革命老区，历来重视中小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我们所到之处，都被他们执着的教书育人精神感召着；袁真泉老师他们也为朱先生严谨、敬业的精神和不怕吃苦流汗的劲头感染着。我们双方都增加了出版好这套丛书的信心和决心。

1988年底，“中小学德育序列丛书”（《中小学德育序列》《中小学德育手册》《中小学生行为规范》《班主任工作概论》《班主任工作手册》）在我社顺利出版发行。这套丛书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国家教委给予了很高评价，1990年获江西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我社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十多年过去了，很多事都已淡忘，而这段过往，至今却铭刻我心。每当遇到不顺心的事或感到迷惘的时候，耳边时不时总会响起朱先生的谆谆教导。朱先生一生淡泊名利，潜心学问，德高望重。我很幸运，刚入职之时就能遇到朱先生这样的道德文章大家，耳提面命，事事垂范，处处楷模，使我一辈子受用无穷。先生那种严谨、科学的态度和敬业精神至今激励着我，感召着我。

谨以此文，纪念朱绍侯先生。先生千古！

史锡平(河南大学出版社原副总编)

2022年7月24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