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德格尔将那开放的开放性真理的最后视为林中空地。这是自由的无蔽性的敞开。这林中的空地是作为无蔽的心灵而存在的。

自1985年开始，我进入胡适的世界。

带我进入这一林中空地的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任访秋先生。

任访秋先生1929年入北平师范大学，师从钱玄同先生。1935年他转入北京大学研究院，师从胡适、周作人，那时没有学位，也叫研究生。

钱、胡、周是五四中人。任访秋先生从老师那里不但得到了学业上指导，而且也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于是，他1957年变成“右派”。

“右派”是另类。

1985年，我跟他这个曾是另类的老“右派”读书。

已经76岁的任访秋先生，此时身体尚好。每天早晨5点起床读书、写作。

“我要研究胡适。想先为他写一本传记。”

不知林子有多大、海水有多深的我，所提的问题一下子让老师沉默不语。

我感受到了他心灵深处的疼。

第二天，他让人招呼我去他的书房。

坐定之后，他说道：“昨晚我失眠了。我也想好了。你就写胡适吧。这些残存的书你也拿去看吧。”

我的心却沉重起来了。

“胡适1962年2月去世时，你多大?”他翻着他写的一篇旧稿问我。

“刚出生17天。”

“有一件蹊跷的事，我从没有对他人讲起过。”

他有些神秘地对着我，小声说他在那个极端的年代，自己从不敢偷听外电的广播。就那么一次，他晚上心烦，睡不着觉，悄悄地用被子把自己蒙起来，打开了小收音机。

他听到的是胡适在台北去世的消息。

那是他偷听了“敌台”。

很长时间，他觉得自己是个罪犯，知道了自己不该知道的事。

他神情恍惚了多日。

说罢，他突然哈哈大笑。然后，用他对人事不满时特殊的表达方式：

“简直是——”

二

写胡适的传记，我跑过许多地方。

最初的路标，是任先生的几封信。

“到北京大学，你先去找邓广铭先生。他是胡适做校长时的秘书。”任先生叮嘱我。

“我和你老师过去是师兄弟，现在开政协会，又是一个组。”邓先生第一次接待我时说。

以后我与邓先生又见过两次。其中一次，是他托人找到我，说他读了我的《胡适传》，发现我把胡适20世纪30年代的四位史学弟子的名字搞错了。罗尔纲、吴晗、邓广铭是，另外一位则是“批胡”的史学家。

《胡适传》写出后，任先生欣然作了长序。

不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发生了。

此书出版受阻。

上层的两处主管官员相互推诿，谁也不同意出版。

当然，是谁也不愿承担出版的责任。

是什么责任?

心照不宣。

这又难为了任先生。他不得已，只好给各级主管大员写信，表示他可以承担责任。当然，说“承担责任”是他的书生意气。

“我是看你老师的信，才接待你。但出版的事，我不能签字。”

“这不是你老师所能承担的责任。”

跑了几个月，我得到了官员的如此答复。

最后，我找到了原新闻出版局局长边春光先生。

边先生翻了一下我的稿本，笑眯眯地说：“别再去找他们了。胡适晚年不是到台湾了吗?我写几个字，你到统战部去。”

1988年10月，《胡适传》出版了。

同时，在胡适的档案中，我找到了胡适和任访秋先生的来往信件。当我把信的复印件送到任先生手里时，他双手颤抖，不知读了多少遍，似乎忘了我的存在。

由于任先生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我独自于1997年、1999年两次到台湾寻找胡适。

其实，那只是两次梦游。

至2000年8月，《胡适传》在海内外印行了8个版本。

第8个版本印出之前，任访秋先生却在7月3日长眠于开封。

林中空地并非新物，而是本来就存在的，且隐蔽于无蔽的此在中。我和我的老师任访秋先生一直在寻找林中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