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最后的神秘

有着1300年历史的科举制度，从隋唐到明清，始终是同期封建社会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最初的科举考试始于何地已无从考证，但1904年3月在河南贡院（今河南大学明伦校区所在地）举办的全国会试，却是中国科举大戏的最后一幕。

1900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光绪仓皇出逃。他们在开封行宫作出了在河南贡院进行全国会试的决定。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庚子之乱”中，顺天贡院被焚毁，京师之地没有适合会试的场所。加上“庚子赔款”数额巨大，清廷已无力在短时间内重修或者再建新的贡院。

第二，河南贡院设在开封，位置适中，交通便利，便于全国士子往返。另外，也有利于清廷派驻考试官员以及士子及时赴京参加殿试。

第三，河南贡院占地很广，房间很多，有条件担负起全国考试的重任。据《改建河南贡院记》和《重修河南贡院碑记》记载，贡院当时已增建考场至9000间，但每逢考试仍不够用，遂于道光九年增建房舍达11866间。道光二十四年，河南贡院重修时，共修建公所782间、重建考场10009、修葺1857间、凿井五口。其后的五六十年间，又几经增建和修缮，河南贡院成为当时全国规模最为宏大的贡院之一，具备了举办全国会试的条件。

第四，面对直隶、京津、太原、山东等地义和团的反抗，八国联军在和议中明确规定上述地区不能举行考试。那么，如果在上述地区举行考试，势必会引起外交矛盾。当时河南尤其是开封地区相对稳定，在这里举行考试，就不易引起外交纠纷。这是最重要的原因。

于是，两次顺天乡试，两次河南乡试，以及癸卯、甲辰两科全国会试，均在河南贡院举行。1904年的甲辰会试之时，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为了收买人心，清廷仍派出中央高级官员来汴，在东棚板街设立了礼部办考公所和会试提调行台，并按规定，由礼部提请皇帝选派1正3副4名主考官，皆为进士出身的一二品官员担任，此外还有18名由京官担任的同考官。这次会试，仍按旧制分3场进行，每场3天，头一天点名入场，第3天交卷放出。和在同一地点举行的1902年顺天乡试、1903年的癸卯会试一样，甲辰会试也废除了八股文，头场为中国政治史论，二场为各国政治艺学策，三场为不用八股文程式的《四书》《五经》义。18名同考官在河南贡院评阅试卷。

有意思的是，各种关于末代状元产生的传闻，给这次科考抹上了一层厚厚的神秘色彩。1904年是大旱之年，民众急盼一场春雨。于是慈禧在审阅殿试策论时，看到“春霖”二字，想起“春霖”含春风化雨、甘霖普降之意，加之其籍贯为直隶肃宁，地处京畿，“肃宁”又象征肃静安宁的太平景象，这对烽火四起、摇摇欲坠的清王朝，自然是“吉祥”之兆。慈禧大喜，遂亲笔题点刘春霖为状元。刘春霖以会试第17名的身份状元及第，消息传出后，朝野轰动。

科考废止：无奈复无奈

科举制度盛行了1300年，必然有其存在的深刻社会背景。孙中山先生曾称赞其为世界各国中所用的以选拔真才之最古最好的制度，虽所试科目不合时用，制度则昭若日月。这也就是说，废除科举制度，并不是说考试制度本身一无是处，考试制度是好的，只不过考试的内容不好。那么，科举制度又是怎样在风雨飘摇中走到了尽头的呢？

从科举制度本身来看，自诞生之日起，便存在着一些难以医治的顽症。

首先，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科举考试有明显局限性。古代的科举考试，一般是以文定人。文章写得好，就可以中举，就可以当官，但对人的品质，或者说综合素质则考核不足。其次，科举考试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形式的制约。以明清科举考试的文体要求来看，应试的每篇文章都要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俗称八股文。在这种限制下，文人们思维和思想受到了限制，不得不想方设法去迎合这种结构，因而很难写出好文章来。内容的陈旧，形式的僵化，成为科举考试为很多人批评的重要原因。再者，科举考试中所产生的一些现象使科举制度深受其害。如舞弊现象屡禁不止，从科举考试制度诞生之日起，许多人就挖空心思想方设法钻制度的空子，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挤入仕途；一些考官更借助科考大肆谋利，干扰考试公平公正地进行；一些人花钱买取功名，然后结党营私，横征暴敛，直接影响科举制度的严肃性。

自宋代以降，科举制度的命运更加多舛。元代虽然最终接纳了科举制度，但是也曾经历过几次科举的废止。到了明代之后，八股文盛行，使得科举考试的应试文章标准化，更为后世所诟病。明末启蒙主义思想家们痛陈其病。黄宗羲毫不客气地说“愤科举之学禁锢人，思所以变之”，顾炎武则痛骂其造成“学问由此而弃，心术由此而坏”。虽然言词过于激愤，但是也反映出某些现实情况。清代初年，康熙曾于1663年下诏停止科举考试，认为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于政事无补，后接受臣子建议于1668年恢复。乾隆年间，也有人曾建议废止科举考试，认为科举考试积弊日深，应当换作其他办法；但乾隆发现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替代科举考试，于是便搁置争议，沿用旧制。

然而让科举考试制度面临更大危机的，还在于清朝末年的时局冲击。

鸦片战争之后，在日益严峻的民族危机中，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呼声。改革中国旧有的封建教育制度，培养适应时代的有用人才，成为朝野上下议政的热点之一。从同治年间开始，曾国藩、李鸿章就开始把原来大多由民间举办，学者掌控的私立学校——“书院”，改造成“新式学堂”。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35年里，洋务派人士先后在各地创办了多所新式学堂。在今天看来，洋务教育顺应了“西学东渐”的文化趋势，开设外国语、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等“西学”课程，同之前的传统教育有着很大区别。其中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一直延续到了后来。

1895年甲午战败后，提倡变法维新的康有为痛斥科举禁锢人心、窒息社会、愚民误国，因此提出变通科举、兴办新学、渐废科举的主张。梁启超也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废除科举的呼声日益高涨，于是在短短百日的戊戌变法中，维新派提出了“废八股，兴西学”和“创办京师大学堂”的政策主张。虽然维新变法没有成功，但是“创办京师大学堂”的政策却被清廷接受。维新变法失败后，兴学之风日盛。为统一管理这些新学堂，清廷先后在1902年和1904年公布了《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和《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

在“壬寅学制”公布的前一年，也就是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就一再提出递减科举取士名额，以学堂生员补充的建议。1905年9月2日，张之洞、袁世凯等人递呈《请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交妥筹办法折》称：“危迫情形，更甚曩日……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以分其砥砺实修之志。”看着这些封疆大吏的折子，慈禧太后做出了决定，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开始废除科举。《清帝谕令停科举以广学校》谕：“科举不停，民间相率观望，推广学堂必先停科举……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于是，千年古制，一朝废止。中国士大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顷刻间成为一枕黄粱。

百年之争：争论何时休

从科举废止之日起，有关存废的争论就一直存在着。仅仅在几年间，就有人提出恢复科举制。其中较有影响的是，1907年黄运藩以“整顿学务”为名提出恢复科举制度；给事中李灼华也曾奏请变通学校规则，“兼行科举”，均被否定。即便是曾经痛斥过科举制度的梁启超，也很快提出了为科举平反的主张。很快，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客观地为科举制度进行正面评价，如孙中山、胡适、钱穆等。

关于科举制度废止的反省与思考，大约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对科举制度应否存废的争论，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科举制度是否可以选拔真才

认为科举不能选拔真正人才的人，喜欢将文学作品中虚构出来的范进、孔乙己当成科举人物的代表，认为科举造成了大量庸才，而忽略了大量真实的杰出的科举人才。而认为科举能够选拔真正人才的人则列举了一系列名人来佐证科举可以选拔真正人才，并指出中国帝制时代后期多数文学家是科举出身者。他们还提出，科举的目的不是选拔文学家而是选拔官员，从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多数政治家都是科第中人，连清末激烈批判科举的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严复等人也是科举出身，这说明科举制的选才功能的确是发挥出来了。

2.科举制度是否造成中国科技发展迟滞

认为科举制度造成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迟滞的人认为，科举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忽略科学技术的发展，鲜有考试科技内容。如唐代曾设有明算科，但只是6个常科中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且至宋代以后就消亡了。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因此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中国自上而下不重视自然科学，严重影响了中国科技的进步。而反对者则认为，即使没有科举制度，中国古代士人也不见得会将主要心思用到科技方面去。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和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因此单单是科举制度，并不能成为中国科技发展在明清迟滞的主要原因。

3.科举制度是否做到公正公平

认为科举制度不能做到公正公平的学者认为，科举制度虽然相对公平，但是应考者还深受经济因素、社会地位等各方面的影响不能得偿所愿，另外因为主考官的因素，导致了大量的科考舞弊，加之妇女不能参加科举考试，因此科举考试算不上真正的公正公平。反对者则认为，科举考试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公正，成熟期的科举考试从制度上说是提倡公平竞争的。至于妇女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是基于帝制时期的政治制度和官员结构使然。

4.科举制度是否造成了官本位思想

认为科举制度造成了官本位思想的学者认为，科举制度将天下士人的聪明才智都吸引到读书做官一条道上去，使“学而优则仕”大行其道。而反对者认为，在科举制产生之前，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已经是等级森严、品阶齐全，官本位体制已经形成了。可见官本位体制并非科举制造成，最多起到了加强作用。

5.对于八股文的争论

对八股文的评价，至今在学界还存在着莫大的分歧。在厦门大学举办的 “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学者们更是各执一词。有学者认为八股文是“人类发明的最恶劣的知识枷锁之一”，还有学者认为八股文是维持科考公平、保证科考效率的必然选择。

同时，学界对科举制度存废的争论还远远不止这些，但是针对科举制度废止100周年国人似乎并不热衷，全国除了厦门大学一场学术研讨会之外，没有任何大规模的纪念活动。而在1994年，为纪念科举制度废止100周年，韩国举办了大规模的模拟科举考试，还录了两名状元。

百年之后：和谐的思辨

科举废止已经100年了，在激烈争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抛却科举制度本身，更深层次地思考这些现象？是不是可以更深刻地进行一些反思？

从社会发展角度上看，科举制度废止是一个极为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不仅仅是一场教育革命，而且是一场政治变革，并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科举制在1905年废止，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就其现实的和象征性的意义而言，科举革废代表着中国已与过去一刀两断，这种转折大致相当于1861年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不久的废藩。

科举制对中国古代文化教育、官僚政治和社会历史进程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科举制度废止4个月后，严复便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的演说中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辈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100年前，严复无法预料废科举对我国的影响到底会如何，100年后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就看得很清楚了呢？

时至今日，在提到科举制度时，很多人仍然片面地痛斥其腐朽，而一等到高考结束，众多媒体便抢着捧那些所谓的“高考状元”，这足以让人思索。因此，冷静客观地评价科举制，纠正对科举制的片面印象；对其积极方面继承和参考，对其消极影响继续批判和防范；认真地借鉴其成功的经验，深刻地吸取其失败的教训，应当成为纪念科举废止100周年时的态度。一言以蔽之，以史为鉴才是对科举制度最和谐的思辨。正如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刘海峰教授所说的那样，可以预见，再过100年后的今天，人们对严复的预言会更为理解，对科举制的评价也肯定比现在更客观更深刻。

如果能够用更宽容的态度对待科举制度，用更包容的眼光透视科举制度，用更和谐的意识思辨科举制度，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学界会逐渐摆脱对科举制度的偏见，将其作为重要的精神文化遗产来对待，而不是一味盲目地批判科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