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78年3月考入河南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离开，在河大待了四年。1978年3月，我从学校那扇圆拱形、上面有飞檐的老大门走进去。它过于高大、肃穆，深不见底，让人在陡然间失去了自我，对自己过去所经历的一切产生怀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大学，我以为全世界的大学都是这个模样，可后来发现也不全是。

在河南大学中文系77级，我不算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但我在那里爱上了写诗，谈了恋爱，受到初步的学院式的知识训练。我想大多数和我同过学的同学，也大约如此。在河南大学，对我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它改变了我对整个世界的看法。

我对中文系当时两位较年轻的教师始终怀有好感：一位是张俊山老师，一位是卢永茂老师。那时，中文系比他们名气大的老师很多，而且“来头”都不小，像任访秋先生、高文先生、华钟彦先生等，还有教古典文学的王宽行先生，教古汉语的藤先生，以及刘增杰、陈信春先生，在文坛上已经声名鹊起的女评论家刘思谦先生，等等，也给我留下了较深印象。可惜，当时我是一个极普通的学生，无缘结识上述大家、名家，只能与任课老师有所接触，所以，对河大的历史，较多地充满了想象与各种传闻结合的成分。私下里，同学们都叫张俊山老师“诗歌张”，因为他给我们上文学史中关于诗歌这部分的课。当时毕竟老先生们都健在，在系里，他应该算“小字辈”了。我对张老师的敬意是由写毕业论文《论朦胧诗的艺术创造》开始的。那时，朦胧诗已经风靡于全国各个大学校园，我也算“朦”迷之一。在材料很不充分、理解也很肤浅的情况下，我居然斗胆列出这么一个对我来说并不能胜任的题目。但张老师并未责怪我的无知，他反而鼓励我写完了这篇一万余字的论文，最后，判了优秀成绩。而卢永茂老师年轻时好像写过诗，听说我有这个兴趣，他给了鼓励，而且还把他心爱的《普希金抒情诗选》借给我。我知道，老师一般都不喜欢学生借自己的书，所以，这个小小的细节，使我对卢老师的慷慨一直怀着感激之心。正是在他们两人身上，我发现了河南大学这所历史悠久的大学那种老师关爱学生的绵绵不绝的传统。

在河大，我自始至终做的一件事，就是写诗。我是1978年第二个学期突然喜欢上诗的，而且一开始就进入了疯狂状态。第二年春，贸然寄给《奔流》的一组诗的发表，改变了我一生发展的方向(这绝不是夸大其词)。当一个出人头地的诗人，成了我当时的梦想。那时，我与艺术系青年教师孔令更、中文系77级学生易殿选、中文系78级学生王峙军和陈守中来往密切，我们暗地里都在使着劲，看谁在刊物上发表作品多，先出名。后来，有人把我们视为河南诗歌界朦胧诗的维护者，大概跟那时我们忘乎所以的创作状态不无关系。我还要特别感谢时任中文系总支副书记的苏文魁老师，他也是爱诗者，也写，我想他真正懂得创作对于一个人生命的重要。因此，他总是在政治上爱护我们，保护我们，我想，他是在保护诗。

前面说过，我不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学生，但对诗歌却痴迷不悟。本科四年，在我生命中没有留下太多东西，倒是诗确定了我一生发展的目标。20年来，风云变幻，人事皆非，如果还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话，那就是最初虽然幼稚但坚定不移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