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曰宋景昌先生。

先生中等身材，微胖，方脸，面色苍白，望之似有倦容；惟于课堂之上，精神饱满，气宇轩昂，雄姿勃发，妙语连珠。先生讲授唐宋文学，上课时从不看教材与讲稿，侃侃而谈，章节分明，脉络清楚；所引诗词歌赋，全能背诵出来，分析名篇佳作，多有独到见地；且言语不足以达意之时，常随之以肢体语言，或吟唱，或挥手，或跳跃，或击案，一节课下来，我们收获甚丰硕，而先生也常常大汗淋漓，笑容可掬，作精神愉悦状。

先生少负才子之名，一生也多有磨难之苦。一九四四年，抗战最为艰难时期，国民政府为激发青年学子爱国热情，鼓舞抗战斗志，面向全国大学生举行散文征文活动，时先生就读大学三年级，有感于壮丽富饶祖国遭倭寇侵略蹂躏之浩劫，哀叹穷元黎民饱尝屠戮颠沛之悲苦，景慕志士仁人奋起抵抗之壮举，畅望收复失地家国中兴之图景，激情与热血交织，汗水与泪水并洒，匆匆草就一文，毅然投稿，聊示献芹之意；待到公布获奖结果，先生榜上有名，且列为第一，一时轰动京华。

先生既有才名之誉，亦终受才名之累，至一九五七年反右时期，先生即因此文而吃尽苦头，调离学校，下放劳动，关入牛棚，株连亲人，先后达二十二年之久。据先生好友郑震鹏先生告知，盖当时组织征文之机构，不仅有国民政府教育部，国民党三青团亦列于其中，而三青团之领袖人物，乃蒋氏经国先生也。于是，从一九五七年先生遭受不白之冤起，至一九七九年获得平反恢复工作止，前后达二十二年。二十二年间，先生远离大学讲堂，远离学术中心，终日以牛驴为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之流水徒然东逝，心绪郁闷，痛惜至极。三十年前的一个冬日，在先生的书房里，我们围着一个火炉，谈论着学术问题，也议论着社会兴衰与人生际遇，不知什么时候话题已转移到了先生的身世遭遇上面，先生语及此处，不胜悲怆，道：“五七年我四十二岁，时逢壮年，正是治学教书的大好时期，如今我已六十有四，眼花齿落，精力不济。二十二年光阴，白白浪费，令人痛心！现在，我是从生命中挤时间啊！”言迄，潸然泪下。我们几个晚辈，亦不禁唏嘘慨叹，慨叹之后，师生默然独坐，良久竟无一言，然情感之波澜翻滚涌腾，似欲跃出胸腔。

先生授课之余，多有撰述，学术论文之外，尤擅长戏曲、楹联、歌赋、诗词等创作，每有佳构，也会在课堂上为我们吟诵解读；我们在学术上或有所询问，在写作上或有所求教，也会主动到先生家里去拜访。于是，师生关系日益密切，情感日益深厚。撰写毕业论文时，我的选题为“古代神话传说在李白诗歌中运用之研究”，和先生此一时期的教学与研究方向趋同，先生便主动要求担任我的指导教师，从论文之框架结构，到论点提炼，论据选择，语言表达以及注释出处等，先生亲自指点，亲笔修改，反复者再三，才让我誊写清楚，提交系里；最后学术委员会评为优等，得九十五分，据云列为年级第一。

二零零六年秋日，我陪同有关专家赴河南考察文化与教育工作，信步古城汴京诸名胜处，最为吸引诸位专家眼球者，多为门扉两侧的楹联，诵之，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再看撰写之人，则多为我的恩师，如华钟彦先生、高文先生、牛庸懋先生等，而撰写最多者，就是宋景昌先生。包公祠、铁塔、禹王台、三贤祠、龙亭、清明上河园、开封府等，均有先生墨笔——

公心著在竹帛，千秋共颂赤胆；

正气披之管弦，百姓皆呼青天。

黄河激浪，虽淘尽北宋一代风流人物；

铁塔行云，尚保留东京千年艺术宝华。

上登十三层，听铮铮铁马九霄响；

俯瞰千百里，见滚滚黄河一线天。

一派景色，看东浮珠岛，西荡彩舫，南跨玉桥，北蹲金殿，真是如行绘画里；

四时花香，有春吐紫兰，夏开红蕖，秋飘黄菊，冬绽素梅，不妨暂醉薰风中。

一路行来，细细品赏，似乎又与先生进行了一次超越时空的对话；而同行之诸位专家，也激赏有加，赞叹不已。

也是这一年的冬季，我到北京参加一个高中课程改革的会议，抽空逛西单书城，徘徊寻觅间，忽然觉得眼前一亮，《宋景昌诗文集》出现在我的视野之中，月白色的封面，配以素雅的山水图案，大三十二开本，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三十九元。急忙翻开扉页，一看正是先生的近照：温煦的阳光下，先生着羽绒棉袄，坐于轮椅之上，双手持杖，身子略为前倾，头微侧，发花白，面带倦容，似大病初愈的样子，惟有双目炯炯，闪烁着睿智之光，嘴唇紧闭，外现出刚毅之气。再细览先生著作内容，见由“诗词杂缀”与“文章杂缀”两部分组成，前者收有先生创作之诗词三百余首，后者收先生学术论文、名作鉴赏以及散文创作六十余篇，皇皇巨册，虽不及先生一生著述之什一，但也是先生学术与创作之基本概括。当时不假思索，遂购置两册而回。

先生少有隽才，先后师从冯友兰、闻一多、李广田、罗庸、浦江清、段凌辰诸大家，虽经战乱，仍不辞艰辛，负笈求学，用功勤苦，嵩岳潭头、山城重庆，西南联大等地，均留下了他的笃笃脚步与凤鸣歌咏。先生集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于一身，人品与文品高度融合，工力深厚，学识渊博；讲课深入浅出，情感四溢，文采斐然；著述严谨不苟，文笔灵动，魅力无限。得聆先生教诲，不啻终生之幸事！

去年暑期，我从南国海岛飞赴中州，正准备联系几位同学一同拜望先生时，却被告知先生已于二零零七年三月辞世了，享年九十一岁。心怀遗恨，独自徘徊于母校幽幽曲径之上，举目所见，皆成陌生，恰此时一群绿女红男一阵风似的从身旁飘过，撒下了一路银铃般的欢歌，既有前度刘郎之感，又有儿童不识之憾。回到椰城之后，工作之暇反复研读先生诗文宏著，含英咀华，颇有心得，只是不知该向何人述说，更添凄清孤独之悲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