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拓是我国著名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杂文作家。邓拓生于1912年，乳名旭初，学名子健，后进入晋察冀根据地，改名邓拓，笔名邓云特、马南邨、向阳生等，曾用名邓拓洲。历任《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前身）、《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等职。著有著作和学术论文《中国救荒史》《燕山夜话》《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毛泽东思想开辟了历史科学的发展道路》等，并与吴晗、廖沫沙合写了杂文《三家村札记》。1966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受到“极左路线”迫害，被打成“黑帮”，1966年5月17日在家含冤自杀，年仅54岁。

邓拓在其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有三年是在河南大学里度过的，这是邓拓革命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此期间，他积极参加党的各种革命活动，并担当了领导角色，三年后他又从这里走向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同时这也是邓拓在学术上成果比较显著的一个时期，他用功苦读，写出了第一本专著和若干篇引人注目的学术论文。可以说，邓拓后期展现出的高深学术造诣和忠贞不渝的革命信仰是与他在河南大学学习生活的经历密不可分的。

一、 邓拓来河南大学上学的缘起

1929年邓拓只身一人离开家乡来到上海，考入上海光华大学社会经济系。1930年，18岁的邓拓先后参加了“左联”和“上海反帝大同盟”，年末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丁丙根进行地下工作。1931年，转学到上海法政学院。1932年冬，在纪念广州起义的一次活动中不幸被捕。1933年秋，邓拓在苏州被囚半年后，家人才知其下落，由其三哥邓叔群（当时著名科学家）多方奔走，曾仲鸣、褚民谊保释出狱。这是邓拓第一次入狱，之后便与党组织暂时失去了联系。1933年11月，福州发生了著名的“闽变”，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等公开宣布和蒋介石决裂，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邓拓在福州参加了人民政府的工作。1934年1月，“闽变”失败，邓拓受到通缉，被迫回到上海。这年秋天，在河南省政府任职的大哥邓伯禹从河南来信，让邓拓去开封继续学习。这时邓拓在上海还没有找到党组织，又想继续完成学业，便来到了开封。

1934年秋，22岁的邓拓来到开封，由上海光华大学插班进入了河南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学习。他刻苦好学，很快就成为系主任罗章龙教授和王毅斋教授喜欢的学生。20世纪30年代的河南大学，名师辈出，人才济济，嵇文甫、尹达、范文澜、邓初民等人在这一时期先后在河南大学任教，讲授哲学、历史等课程。在河南大学的几年中，邓拓广泛汲取各种知识，更加丰富了自己的学识。

二、 在河南大学的三年，是邓拓在国统区著作最丰富的时期

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是邓拓在国民党统治区著作最为丰富的时期，共写作、发表了一本专著和近十篇论文。

1935年，邓拓以邓云特的笔名，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四卷一期上发表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曲折过程》一文。当时有人错误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力的作用，中国已从封建主义进入了资本主义”，认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现在乃至将来，对于中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资本仍有伟大的作用与影响”。邓拓的这篇论文对“外铄论”进行了义正词严的批判，他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因与外因的理论，指出“外铄论”在理论上的错误，“外因虽对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但起决定作用的却是内因”，他又分析了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形势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状况，证明了崇洋媚外的“外铄论”只能将中国变成帝国主义的原料基地和商品市场，使中国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不会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邓拓还在文中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向：“我们现在还可以进一步相信，所谓新的产业革命，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而必然是社会主义的。因为旧中国的命运，已经昭示了资本主义的‘此路不通’。”

1935年至1936年间，他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三、四期连续发表了《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问题》《再论中国封建制度的“停滞”问题》两篇文章，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同托派分子严灵峰等展开论战。他鲜明地指出，中国“从西周到清代鸦片战争以前，在这一长时期中，都是封建制度的历史”，文章粉碎了严灵峰等人借否认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之名，进而否定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妄想。1936年，邓拓又在《新世纪》发表《论中国社会历史上的奴隶社会》一文，文中用大量的事实，论证了马克思关于人类历史的五种生产方式，在全世界都是普遍存在的，否定了当时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错误观点。

1936年，邓拓用文言文写作的历史研究著作《中国救荒史》一书脱稿，这部25万字的著作，是国内首部从社会经济学角度研究中国历代灾荒的实况和救治理论政策的专著。此书1935年开始写作，当时黄河、长江同时于秋季泛滥，中原、江南沦为泽国，灾民流离失所、背井离乡，邓拓在这一背景下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著成此书。

据邓拓的侄子邓应增回忆，邓拓写这部书时“前前后后我父亲和我都忙了一阵，还另请几位同学利用暑假帮忙整理资料，登入卡片以及誊写抄正”。在这部书中，邓拓从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分析了历史上造成灾荒的原因，指出了中国历代赈灾的效果及弊端，提醒人们以史为鉴。他指出：“所谓‘灾荒’乃是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而在阶级社会里，灾荒基本上是由于人和人的社会关系失调而引起的人对于自然条件控制的失败所招致的社会物质生活上的损害和破坏。”他认为，“从来灾荒的发生，根本性的原因，无不在于统治阶级的剥削苛政”。这部著作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局列入“中国历史研究名著丛书”出版，并很快被译成日文出版，深得国内外学术界重视。

邓拓的这一系列社会科学论文和著作，均是针对当时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和各种错误思潮，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进行批判，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邓拓此时的创作活动已经显示出了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邓拓在河南大学上学期间，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和组织，广泛地接触青年，使邓拓能够及时准确地了解青年和社会上的思想动向，因此往往是社会上刚刚出现某种反动思想，邓拓就会及时撰文批驳，而且能够有理有据，直击要害。可以说，邓拓在河南大学的三年，为他以后的杂文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三、 积极参加各种进步活动

在河南大学学习期间，邓拓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结出了累累硕果，他还时刻不忘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职责，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参加、领导各种革命运动。

这时的邓拓，虽然暂时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却不忘利用一切机会向群众介绍党的进步主张。他在经济系攻读学业之余，利用课余时间到济汴中学、西北中学任公民、历史等课教师。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他经常向学生们宣传革命理论，他的平易近人、博学多才赢得了很多进步学生的爱戴。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后，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了震撼全国的示威游行，之后北平学生联合会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学生纷纷以游行示威等形式支持北平学生。1936年，在邓拓等同学的积极工作下，河南大学很多进步学生纷纷加入到“民先”活动中，邓拓被推举为“民先”开封支队总支队长，砖桥街三号（邓拓的大哥邓伯禹的住房）也成了开封市“民先”大队部地址。“民先”成立后即领导开封大中学进步学生开展爱国斗争，河南大学的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邓拓经常深入各学校，参加青年学生的读书会、座谈会，为大家讲解时事，分析全国救亡运动的形势，并以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先辈为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英勇斗争的史实，启发和鼓舞同学们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斗争。邓拓以其渊博的知识、强烈的感染力，很快赢得了青年学生的尊敬，在开封青年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

这年，中共北方局鉴于开封地下党组织被严重破坏的情况，派刘子厚到开封联系工作。刘子厚一到开封，地下党员就向他介绍了邓拓。在邓拓和刘子厚的共同努力下，开封“民先”与北平“民先”取得了直接联系，邓拓协助刘子厚往来奔走，做了大量工作。经过考察和了解，党组织初步决定恢复邓拓的组织关系，并准备派他到苏北地区工作。

由于军统特务“蓝衣社”觉察到刘子厚等人的活动，开始在各校搜查。邓拓发现这些情况后，和大哥邓伯禹、大嫂郑中硕商量，掩护刘子厚离开开封，将其护送到北平。《邓拓传》中记载是由邓拓的兄嫂护送刘子厚到北平的。而在邓应增的回忆文章《忆拓叔在开封》中提到，1936年夏，邓拓及其大哥邓伯禹曾经到过北平。他们回开封不久，邓伯禹托人告诉邓应增，“这次和四叔护送中共北方局一位领导同志返回后”，邓拓被捕。由此可见，护送刘子厚去北平的还有邓拓。

邓拓在开封的一系列活动引起了军统特务“蓝衣社”的注意。1937年6月下旬，河南大学开始毕业考试，当邓拓考完最后一门功课走出河南大学七号楼北门时，被埋伏在此的特务逮捕，这也是邓拓作为党员第二次入狱。当时，全国抗战形势风起云涌，人民的抗战热情日益高涨，国共合作已成定局，中共中央也利用此时的革命形势要求国民党释放“政治犯”。邓拓的大嫂郑中硕是开封市有名的妇产科医生，认识不少社会名流，在她的积极活动下，1937年7月，邓拓被捕不到一个月就被释放。自此，邓拓离开开封辗转来到敌后革命根据地，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从1934年来到河南大学到1937年离开开封，这三年时间内，邓拓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不仅锻炼了其组织、领导才能，而且增加了斗争经验，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为其以后成为党的优秀领导干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河南大学的三年，邓拓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革命工作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这为以后邓拓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经验。邓拓这三年中学术上表现出的高深造诣和在革命运动中显露出的卓越领导才能，或许正是他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后一开始就能担任领导职务的原因。(原载《新闻爱好者》200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