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民国十七年在河南第五中山大学(即河南大学)短短的住了6个月。这短短的6个月，留给我一生极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是我离开学校踏入社会从事教学事业的开始。

我于民国十六年底通过纽约大学博士口试，即取道西雅图(Seattle)返国，经过21天的海程，于次年一月中旬抵达上海。七年游子未归，本拟回家小住，再作就业之计，适当此时，河南第五中山大学校长凌冰先生有电致上海中学校长郑通和兄：托代物色教授。郑力促我前往。决定后，回里度过旧历年，即束装北上，到校时学校已开学上课矣。

学校位居于开封城北角，简朴的宫殿式建筑，设有文、理、农三科。我兼文科主任，农科主任为郝象吾(美国加州大学农学博士)，系旧识，理科主任为赵新吾。我每月薪金280元大洋，当时河南省财政枯竭，军政人员待遇低薄，文职人员每月一律20元。以之相比，真有天渊之别。此由于河南省实行教育经费独立制度，指定契税为教育专款，设有教育经费管理处，以管理之，不受政局影响。此在当时军人割据时期而能尊重舆论容许教育经费独立，不能说不是一件德政。

河大学生很诚实而勤苦，我虽初次教学，尚能应付裕如。惟有一事最令我感觉头痛者，即是省府当局不断的举行宣传运动，如放足、清洁、卫生等宣传活动。每次举行宣传大会，我们几位学校主任必须携带学生参加恭聆训话。记得有一次是卫生宣传大会，由一位教育厅长讲演，他说，诸位要知道现在外国人发现了一种什么病虫，我们讲求卫生，必须打倒病虫。我向凌校长说：“这些大学生，并非无知识者，携带他们去听讲，真是一种虐政。”

凌校长系哥伦比亚大学出身，曾任南开大学教务长。有学问，有见解，相处甚洽。他常提到美国汽车大王福特(Henry Ford)在企业上之所以能有伟大的成就，由于其用人行政有三个原则：一、选择最优人才。二、给予优厚的待遇。三、赋予以事权。这一段故事对于我后来从事行政工作，有极大的启示。

我之离开河大，最大的原因是水土不服，又不便携带家眷。到了暑假，凌校长即辞去校长职务，我便借此随之而去。往事回忆，已48年矣，铁塔、繁台，徒梦想而已。(原载《国立河南大学校志》，台湾197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