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两个字合用，始见于《庄子》，《齐物论》云：“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王氏《集解》、郭氏《集释》均谓春秋为时代，经世为经纬世事之典谟，先王记录时代以为典谟，非孔子所作之《春秋》。这解释未免太穿凿，姑无论《春秋》是否指孔子所作之书，而经世二字做经理世事解，实在和经济的意思差不多，古今都是一致的。如《宋史》王安石以道德经济为己任，《日知录序》顾亭林负经世之志，著资治之书。不过经济两个字，自近数十年来被东邦学者用做生计之学的专科名称后，我国人也普遍的仿用，已失去她原来的含意，翻变成最时髦的名词。经世二字，却久已不为一般学人所称道，即偶一提及，也似嫌陈腐。此虽一名词之有幸有不幸，然中国学术之精义和价值，也就因此被埋没了。

老实说：中国学术的本源，和儒家学说的真谛，只是“经世”两个字。引而申之，可谓“经世致用”之学。龚定庵曾说：“自周而上，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也。”李二曲也说：“吾儒之学，以经世为宗。”这种见解，不但经今文学家以《公羊》“三科”“九旨”之微言大义解春秋者为然，就是专讲名物训诂的古文学家和专讲心性敬静的理学家，也不能不承认。但是两千年来“传久而谬，一变训诂，再变词艺，而儒名存实亡矣。”（亦二曲语）我们想想：学术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为的什么？孔子说：“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实用的精神，何等显著？可惜我们的“先儒”，不把有益于社会人生的学术，流传下来，偏偏教人们钻“故纸堆”，习“静坐空谈”，把两千年来的聪明才智之士，都用到无用的地方，使国家受异族的凌辱，社会不能进步，此真可为吾中华民族一痛哭也。

顾亭林说：“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清初的学者，如亭林、梨洲、船山、舜水等，都因遭逢明末丧乱，身受亡国痛苦，遂“喜谈经世之务”。他们都反对“雕琢辞章，缀辑故实，或高谈而不根，或剿说而无当”（见《日知录·潘序》）的“俗儒”（按《公羊·何序》即有此名），想提倡一种有体有用的“通儒之学”。这种学说尤以颜习斋和他的弟子李恕谷发挥的最为尽致。习斋“确有见于先王先圣学教之成法，非静坐读书之空腐；确有见于后世之乱，皆由儒术之失其传，慨然任天下之重，而以弘济苍生为心。”（王源《居业堂集·颜先生年谱序》）他以为凡学问都要以有益于人生可施诸政治为主，因极力劝人做习行实用的工夫。他以为“孔子之删述，乃大不得已而为之者，其所删述，不过编出一部‘习行经济谱’”（见《存学编·卷三》），李恕谷常阅《经世实用编》，（见《年谱》）他说：后世行与学离，学与政离，宋后二氏学兴，儒者浸淫其说，静坐内视，论性谈天，与孔子之言一一乖反。至于扶危定倾，大经大法，则拱手张目授其柄于武人俗士！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人，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立名，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卒至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炭！呜呼！谁生厉阶哉？”（《恕谷文集·与方灵皋书》）这话说得何等痛切！不惟“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见《存学编》）的上品理学家要猛省，就是以读书做学问“率习如妇人女子，以识则户隙窥人，以力则不能胜一匹雏的‘病猕猴’”（见《恕谷后集·与冯枢天论读书》）——读书人也要猛省！

现在的国势，弄到这种地步，其责任不仅在过去的当国者和军阀政客，我们读书人也要负大部分责任的。学术原是指导社会的原动力，学术的途径错了，社会当然要受狠大的影响。清朝以异族入主，不利于汉人谈“经世致用”，所以顾黄王颜的学说，几成绝学。虽后来的今文学家，如魏默深龚定庵辈，因国势之衰危，振起为改制变法的“经世”之务，但是政权不属，“亦只读书说话而已”。独可怪民国以后，既没有政府的猜忌和文字之狱，而一般学者偏偏仍旧是“读书说话”，甚至于口口声声提倡科学，而所作所为的尽是汉学遗毒的“饾饤补苴”和宋学遗毒的“高谈静坐”，国家焉得不坏？

我们不应该再做无益于社会人生的空言，我们不应该再提倡无益于社会人生的学术；我们要拿道德文化的力量和应用科学的智识来维系社会，照顾人生，我们要“负经世之志”，“谈经世之务”。——虽然我们不敢“以道德经济为己任”。

（原载《经世》1937年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