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白寿彝先生70余年的治史生涯中，他的民族史研究、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中外交通史研究、中国通史研究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联结成一个整体的。他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和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先生的史学业绩凝结着民族精神、时代精神。

　　 振兴民族的追求

　　几十年来，先生的史学研究体现出对国家对民族的热爱，对振兴民族的热望。先生晚年，特别强调历史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说：当代史学家要使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有意义，有价值，对人民有好处，就不能没有时代感。我们说的历史感，有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要从我们所面临的历史时代的认识水平去研究历史，阐述历史；又一方面，是我们对历史的研究和阐述要反映时代的要求。这就是说，我们不能脱离时代去认识历史；而且只有当我们正确地认识了历史的时候，才能深刻地理解当今的时代，更好地为时代的要求服务（《面临伟大的历史时代》）。

　　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在自己的母校河南大学，在各地在各种学术会议上，都指出学习历史，总结历史兴衰具有的重大意义。历史教育从根本上说，是历史前途的教育，我们的祖国前途怎么样？我们中华民族的前途怎么样？这是学历史的很重要的大问题。历史学家不会算命，但是，总的形势是可以说上的。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最近的经验总结很重要，“五四”以来的经验很重要，鸦片战争一百多年来的经验很重要。但我们学历史，还要把几千年来的历史都加以总结，要尽可能地对外国历史有所了解，这对于我们观察历史前途有好处。（《历史工作者的光荣职责》）我们的时代是伟大的，我们的任务也是伟大的。史学工作者的最大的任务，是用他们在历史科学方面的智力来推动历史的发展，为我们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事业增添一砖一瓦（《面临伟大的历史任务》）。

　　白寿彝先生热爱母校河南大学、关心母校的发展。1982年9月，白寿彝先生参加河南大学第七次教学、第十二次科学讨论会及学校诞辰70周年庆祝活动，作了《关于目前史学的几个问题》和《开创史学工作新局面》两个重要的学术报告。他结合自己半个世纪以来从事史学教育、史学研究的实践经验，论述历史教育、史学遗产、开阔视野、壮大队伍等一系列有关史学工作的重大问题，指出历史教育应当使学生正确认识时代，担负起时代所赋予的责任，从而培养学生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历史教育的内容应当包括革命传统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人类对自然进行斗争的教育、民族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前途的教育。

　　他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时代联系在一起，和中华民族振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正是他的史学光彩夺人的地方。

　　 与时俱进的不断的开拓精神

　　白寿彝先生一生治史中，引人注目的闪光地方，是他随着时代不断前进，不断创新。他总是不满足已有成绩，用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进取，用他的话来说，是“学步”，是不断“摸索”、“探索”。

　　他十分尊重自己的民族史学传统、从史学遗产中体察史学史研究的内容，把民族史学的优秀遗产称作是“花圃”。同时他又提倡史学必须发扬史学研究的“自得”精神，要有“成一家之言”的勇气。

　　白寿彝先生强调史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作为指导，这是历史研究的根本大问题；同时他又强调在理论上的创新。在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中，他在论说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特点、论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国家职能、多种生产形态并存，以及思考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与特点等，都是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提出自己的认识。

　　史学理论史学史领域是他最有创获的领域之一。新中国建立后，他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成绩是巨大的，发表了一批重要学术论文，写出了《中国史学史教本》。但他检点自己的研究时，还是指出了其中的不足：“试图用戴帽子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还不能对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晚年，他在主编、撰写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同时，又在思考史学史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在民族史研究上，他同样是从一个境界走向另一个新的境界。

　　1999年4月25日，江泽民同志写信，对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出版表示祝贺，江泽民同志的信，论述了当代史学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体现了我们党对史学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白寿彝先生、对我国史学工作者开拓创新的肯定。

　　先生创造出骄人的业绩，留下一座文化宝库，留下照人的光彩，但他又总是不满足，在生命最后时刻还惦记着新的研究项目。

　　 关注中国21世纪历史学发展的心愿

　　白寿彝先生关注中国史学的发展，强调总结中外史学遗产、发扬民族史学优良传统，对推进中国历史学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20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就提出要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新世纪的展望》，这是他在病榻上完成的。文章谈到新世纪的特点，论说了21世纪史学发展的总方向等重大问题。他说：“我们的史学研究工作在21世纪中，若想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那就必须要求研究工作者除了应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坚实的研究基础外，还应有史学家的气魄、器识和胸怀。”这段话凝结了先生的治学经验，是对新世纪中国史学工作者的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