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达，1906年出生于河南滑县，1925年考入中州大学（今河南大学）预科，开始了与河南大学长达7年的机缘。这年7月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来开封，应邀在中州大学六号楼讲演厅作了《大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进步师生。在这样的氛围中，尹达开始接触进步书刊。北伐胜利后，在冯玉祥的支持下，中州大学扩大办学规模，组建国立第五中山大学。1928年9月尹达升入中山大学本科学习，先读哲学，后转国学系改学文史，1930年中山大学改名为河南大学。从中州大学到河南大学，学校积极延揽大批知名学者到校任教，如：冯友兰、李廉方、马非百、朱芳圃、杨亮功等，尹达追随着知名教授如饥似渴地学习，为日后的科学研究打下基础。1931年的一天，他在书摊买到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先生以锋利的文学笔法，把枯燥的古代社会写得生动感人，深深吸引了尹达。他后来曾说：进入古代社会研究这个领域并走上革命道路是受了郭老的影响。

　　使尹达更幸运的是：考古史上著名的殷墟科学发掘工作，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主持下开始了。期间，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甲骨文专家、校友董作宾、郭宝均等，都曾被邀请到河南大学，作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研究的专题报告，在师生中引起巨大反响，许多同学要求参与殷墟发掘工作，决心投身于考古事业当中。在学校与中央研究院的协商下，组成了以河大师生为主体的“河南古迹研究会”，开展对河南古迹的调查，重点研究安阳殷墟。1931年3月，学校从文史系选出成绩优异的学生，作为第一批实习生前往安阳，这样，在史学教授马非百的带领下，尹达、石璋如、冯进贤、许敬参等同学开始直接参与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在多次发掘工作中，他们把实践与书本知识结合起来，虚心向专业人员学习，提高了动手能力和理论水平，较快地掌握了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并开始执笔撰写考古报告。

　　1932年尹达以优异的成绩从河南大学毕业，正式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研究生，他一边攻读研究生课程，一边继续参加殷墟和各地的田野考古工作，1934年完成研究生学业，留在史语所做助理员，1937年任助理研究员。通过大量的考古实践和不断的学习，他发现了瑞典人安特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的错误，发表《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一文，否定了安特生的分期理论。经过严格的专业培训和第一线田野考古实践锻炼，尹达已成为优秀的青年考古学者。1937年抗战爆发，殷墟发掘工作被迫中断，11月尹达随史语所撤离到长沙，在其兄长赵毅敏的影响下奔赴延安。

　　到延安后，他先在短训班学习，不久进入马列学院第一班，与李先念、邓拓等同班学习，1938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到陕北公学任教。他先后担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科长、华北大学教务处处长等职。新中国建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部副部长、北京大学副教务长、中科院学部委员、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1960年与邓拓等筹建中国历史博物馆，1979年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还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尹达早年的论著《中国原始社会》被认为是继郭沫若后第二部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著。著述还有《新石器时代》、《中国学术发展史》等。参与主持了许多重大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国通史》、《中国史稿》、《中国历史地图集》、《甲骨文合集》等都有尹达的心血。

　　作为河南大学杰出校友，尹达时刻关心母校的建设和发展，1956年10月在河南大学第3次科学讨论会召开期间，应邀回母校考察，出席了科学讨论会并为全校师生作报告。上个世纪60年代、70年代两次回母校，分别作了《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社会科学研究》、《从考古到史学研究的几点体会》等学术报告，指出河南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发祥地，是史学研究和考古研究的沃土，号召同学们为祖国建设作出贡献。他的报告有力地推动了河南大学的史学研究和考古学事业的发展。1983年7月尹达在京病逝，河大师生对他表示了沉痛的悼念，他献身革命和学术事业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每一个河大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