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仰河南大学图书馆的优秀学人长廊，那陈列着的一幅幅黑白照片，是一个个出彩的传奇人生，是篇篇如诗的悠长岁月。走进岁月深处，一位面容亲切，戴着眼镜，目光睿智，气度清和的长者引人驻足，他就是我国著名的甲骨学家、殷商史学家———朱芳圃先生。

朱芳圃先生，号耘僧，1895年出身于湖南省醴陵县（今株洲市）渌口镇，1973年辞世于渌口故居。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斐然，尤其是甲骨学和殷商史研究的成果饮誉海内外。

朱先生执教河大，与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殷墟发掘渊源颇深。第三次发掘因中央研究院与河南地方发生争执，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先生和曾在河大执教的董作宾先生从中斡旋，并应邀前来河大作关于殷墟考古发掘和甲骨文研究的学术报告，二人建议在甲骨文的故乡河南最高学府开设甲骨文课程，为当时的河大校长欣然接受。朱先生经推荐担此课程，自此与河大结缘。1931年夏，先生赴河南大学文史系任教，开设文字学、训诂学、甲骨学、国学概论等课程。同时与张邃青、马非百教授和学生尹达、石璋如、许敬参一起参加了殷墟考古。对于在河大执教甲骨学和殷商史课程，朱先生曾说过：“民国二十年余教读河南大学时，校中当局以甲骨文出于安阳，关系乡邦文化至为重大，议定专设一科，俾诸生得以从事研习。”甲骨学大家石璋如，当时正在河大读书，多年之后回忆说：“河南大学虽然没有专设考古学课程，可两门课程，却与考古学尤其是在河南考古有重大的密切关系。一门为甲骨学，当时（民国二十年）很少大学设这门功课的，一门是中州文化史或称河南文化史。这两门课程，可以说是河南大学的特色，也可以说是富于浓厚的地方色彩。它们都是国文系和史学系学生必修的课程。”“本校所设的甲骨学是由朱芳圃先生所担任。朱先生是清华研究院毕业，从王国维先生研究甲骨文及上古史颇有心得。他的讲义是自编自写，随印随讲。……后来回到原籍醴陵加以增订，分成了两部书，一部叫做《甲骨学文字编》……一部叫做《甲骨学商史编》。”

朱先生两度在河大任教，第一次是1931年，第二次自1939年冬至1958年春，“一直随校颠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始终以河大为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绍侯语），可谓半生身托河大，矢志于教学研究，与河大与学生不离不弃。其中在嵩县潭头的五年，是河大前线办学相对安定的时期。当时的河大教学基本正常，课程设置丰富，翘楚云集、群星璀璨，教授有嵇文甫、张邃青、段凌辰、陈仲凡、郝象吾、王鸣岐等，恰如校歌所言“嵩岳苍苍，河水泱泱。济济多士，风雨一堂”。那时候朱先生开课颇多，有文字学、语言学、甲骨学、殷商史等课程。据栾星先生回忆，“芳圃先生体态瘦弱，面貌清癯，讲话慢声细语；然要言不烦，极富条理性”。因朱先生在湖南时与毛泽东曾是旧识相交，“屡有人于课堂间隙提及此事，要他谈谈这方面的情况。由于他在课堂上从不说与课程无关的闲话，所以皆笑而不答，或委婉地把话题引开”，私下与之谈及毛泽东的才学事功，十分敬重，从不直呼其名，称为毛润之或润之先生。建国后也是如此，“先生从不侈谈此类易被人视为有附骥之嫌的事”。河大杨子固曾作诗《朱师芳圃华山归来歌此奏呈》赠先生，有“朱公情志淡如僧，青衫布履甘芜菁，醉心故籍苦研求，夜半惟资一灯青，探玄抉要每有得，孤窗自赏足娱情”之句，可见先生志节清守。1942年，阖族五修家谱，家乡父老盼其回乡主修，然国家罹难，朱先生受困山林无法返乡，每每登高南望，乡关渺渺，深为怅惋！其后随校辗转波折，无论条件怎样恶劣，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学术研究，他的手稿用一块蓝布包着，系在手臂上，从不离身。流亡过程中，先生的其他东西几乎完全丢失，唯有手稿和收藏的甲骨拓片完好保存了下来。

朱先生善书法，《湖南省志·人物志》载先生“善作篆字，尤长垂露之体，古拙婀娜，一时独步。然性谦退，非故交旧好，不肯落笔，故见者不多，称述无人”。1951年河大历史系创办的建国后国内最早的史学刊物《新史学通讯》（《史学月刊》前身），朱先生是创办者之一，刊物的五字刊头，最初即是先生所书。

回忆朱先生，回忆长廊一幅幅照片中的学人，所有的回忆有着共同的名字：河南大学。关于河大和河大学人，李学勤先生言：“河南大学历史悠久，人才辈出，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有突出地位，以甲骨学和殷墟考古而言，前者如首赴殷墟实施第一次发掘，后者又以《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确立殷墟甲骨分期基础的董作宾先生；王国维先生弟子，著有《甲骨学商史编》和《文字编》的朱芳圃先生；编纂《甲骨文编》，风行天下的孙海波先生；后者如出身河大，参加殷墟发掘的尹达（刘燿）、石璋如两位先生，其业绩卓著，均为人们所不能忘记。”河大不会忘记，更会代代铭记，正是有朱芳圃先生一般勤谨清正的学界先达，以山高水长的先生之风，开诱后进耕耘百年，而成就了河大的鸿鹄志量。（作者系我校历史文化学院2019级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