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作者陪同朱先生在临颍寻访古迹

在这个表示一年开始进入盛夏的大暑节气里，朱绍侯先生永远离我们而去了，终年97岁。这个年纪，对于常人来说，已是难得的高寿，但在第一时间听到小敏转来的讣闻时，仍然感到震惊，觉得难以接受。因为在我眼里，朱先生一直精力旺盛，思维敏捷，著述不辍，就像一颗盛夏的大树，永远郁郁葱葱。

最早知道朱先生，是在读大二的时候，他为我们开中国通史选修课。那时受“儒法斗争”流行观点的影响，不少人在谈到一些历史人物或事件时，往往进行牵强附会的对号入座。但朱先生的课，却始终坚持以史实说话，很少贴政治标签，不但使我们学到了实实在在的历史知识，也在怎样正确处理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关系方面受到了启发。

1993年，我从中文系调到出版社，开始与朱先生有了近距离的接触，逐渐对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在我们数十年的交往中，他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有三点：一是勤奋耕耘，硕果累累；二是奖掖后进，不遗余力；三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关于第一点，应是所有认识他的人的共识，而他史学界的同行对此认识尤为深切，大可不必由我这个史学门外汉来评述了。在这里我只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谈后两点。

2009年作者（右）陪同朱先生在临颍考察受禅碑

朱先生是河南大学出版社的首任总编辑。当时社长由一名主管副校长兼任，朱先生实际上是全面主持日常工作。他不但带领首批员工完成了建社初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苦探索和积累，也发现培养提拔了一批优秀人才，使他们脱颖而出，走上领导岗位，在组织上为出版社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的总编辑管金鳞、副社长秦守福、副总编辑程庆和许多科室干部，都是他在任时培养和引荐的。我进出版社以后，他对我也是关怀备至，在学术上的引导、奖掖尤多。上世纪之末，我写了一本《李濂年谱》。我是中文系出身，来写属于历史学科的年谱，难免班门弄斧之嫌。但当我怀着试试看的心态提出请他写篇序言时，他却非常爽快地应承了。当时他放下自己的著述，认真阅读了书稿，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并很快写出了序言，总结出该书弥补了传记简略的缺憾、某些问题有重大突破、不囿于成说等特点，总体上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由于得到他的推荐，这本年谱很快得到社会承认，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来，他主持“河南文化大典”人物卷的编写工作，破例让我这个史学圈外的人撰写明代人物传记多篇，给了我难得的学习提高的机会。出版界有“编辑是杂家”的说法，是指编辑不能囿于自己的专业范围，知识面要尽量拓宽。我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生，知识面能够一步步向史学领域拓展，是与朱先生的引导和帮助分不开的。

关于朱先生的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我最早是听孟宪法老师说的。我刚进社时，孟老师是文史编辑部主任。当他给我介绍出版社的优良传统时，重点叙述了朱先生平易近人、礼贤下士的感人事迹。他说，我和朱先生同时进出版社，共事近10年。他作为我的顶头上司，有事总是亲自从二楼来到三楼找我商量。按年龄他是前辈，按职务他是总编辑，两人办公室又都有电话，完全可以随时打电话叫我，但从来没有打电话让我去见他。说话间，孟老师的感佩之情溢于言表，我也顿时肃然起敬。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只过了几天，朱先生居然对我这个刚刚进社还在见习阶段的新人，也来登门“拜访”了。那天他以年近七十的高龄，抱着一大摞书稿，气喘吁吁地登着又陡又窄的老式楼梯，从二楼来到三楼，让我判断书稿有没有出版价值。感动之余，我尽快看完了书稿，并提出处理建议，朱先生随即采纳我的建议对书稿做了处理。此后我在朱先生麾下工作近30年，同他打交道无数次，除了我有意识主动去找他，大都是他来找我。比如前述他为我的《李濂年谱》写的序言，为编写《中原文化大典》提供的写作要求，都是亲自送到我的办公室的。

朱先生离我们而去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他的形象永远生气勃勃，郁郁葱葱，一如大暑季节挺立于蓝天白云之下的参天大树。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盛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