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4日，是任访秋先生逝世一周年忌日。先生的亲属选择这一天在荥阳境内的邙山公墓合葬先生与师母的骨殖。荥阳邙山公墓在郑州西约三十公里。公墓依山而建，绿树掩映，俯瞰黄河，莽苍雄伟。先生雅爱山水，人品高峻；师母随先生迁居河南，与家乡陕北米脂有违已久。此时，让先生与师母长眠于邙山之巅，与母亲河为伴，与黄土地为伴，对于逝者和生者，都应是一种莫大的慰藉。

合葬甫始，天下起了大雨，与去年诀别先生那天竟完全相同。墓地管理者以“雨淋墓，代代富”之类的话，说明有雨乃祥瑞之兆。而站立在雨中默默向先生、师母的碑行礼的各位师友，更愿意把两次行雨看做是天人同悲的感应。献上花篮，点燃祭香，揭开墓碑上覆盖的轻纱，每个人都生怕惊扰了两位老人的休息。

将要在这里安歇的是一位几乎与伟大的20世纪相伴始终、共同命运的老人，一位一生追求真理、勤奋著述的文学史家，一位用毕生精力植兰种蕙、恩泽广施的教育家。陪伴他的是一位主动放弃女子高师学业，放弃富绅家庭舒适安逸生活，甘愿与一个穷书生贫贱与共、相濡以沫的不凡女性。先生长师母两岁。先生生前的一粟一丝，都靠师母操持。先生住院的当天，师母情急中患上脑梗塞，从此卧床不起。先生去世的消息，半年后才敢告诉师母，师母知道后神情黯然，拒绝进食，常常呼人说先生在敲门，快去接先生回来。2001年6月上旬，师母因身体衰竭去世。70余年相扶相携的两位老人，终于在此处又可以常相厮守了。

告别先生和师母，车轮在高速公路上疾驶，20年来从先生问学的经历也一一浮现在我的眼前。

1978年3月，作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我来到河南大学中文系学习。先生时任中文系主任。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见到先生，是先生参加北京文代会归来，邀请王运熙、王季思、黄天骥诸位先生来校讲学，先生担任学术报告会的主持人。当时先生已近70岁，但身体硬朗，声音洪亮，思维敏捷，背也不像后来弯得那么厉害。1980年暑天，中文系师生筹备校庆学术报告会，我和其他两位同学合报了一个关于柳亚子的研究题目，系里指定先生为这个研究题目的指导人。初听到这个消息，我们既兴奋又不安。兴奋的是可以得到学术大师的耳提面命，不安的是自己初出茅庐，初涉此道，恐有辱于先生的盛名。两个月后，当我忐忑不安地把题为《柳亚子诗词简论》的习作送至先生家时，先生客气地让我把论文留下，并约好来取的时间。数天后，我再往先生家，先生说了一些鼓励的话，并具体指出修改意见，一些原来使用不当的词语也被先生一一改正过来。校庆学术报告会后，先生把这篇习作推荐至学报，这便成了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

先生1978年后的学术研究，已主要转移到中国近代文学方面。先生自1981年起，开始招收中国近代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在和先生有限的接触中，先生给了我不少的鼓励，我逐渐放弃原来报考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想法，决心投靠先生门下，攻读近代文学专业。

在准备研究生考试期间，我阅读了先生有关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著作文章，被先生文史兼治、古今不隔的博大精深所吸引。在先生的研究工作中，考证与义理、历史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史、古代文学与近现代文学是一种自然的交流、自然的融合。先生的著述亦文亦史，左右逢源，体现出特有的游刃有余的雍容大度。这是一种令人心仪的学术境界。

1982年1月，我如愿成为先生所招收的中国近代文学方向的第一届、也是该年度惟一的一位研究生。这件事使我的学术生命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多年后，当我在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取得一些成绩、得到一些学术荣誉的时候，我一直为当年的专业选择而感到庆幸。

入读研究生的第一学期，先生为我和助教进修班的同志开设“中国新文学渊源”“中国近代作家论”两门功课。“中国新文学渊源”从晚明诗文革新运动与李贽、袁氏三兄弟的文学活动讲起，至五四新文学运动为止，讲述400年间文学思潮、文学运动的起伏更迭及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来龙去脉。先生指出：这400年的文学发展中，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而尚未引起学术界注意或没有较好解决的重大课题。每个治近现代文学的人，都应对晚明以来的文学变动有所认识、有所了解。在讲起清代文学的发展时，先生还着意强调要注意清代学风对文学风气形成的影响。对清儒的治学方法，先生还根据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的概括，一一予以辨析。我第一次从先生讲课中，知道俞正燮的《小浮梅闲话》，知道清代学术中的浙派、皖派，知道“孤证不为证”“隐匿证据为不德”等清儒学术规范。“中国近代作家论”重点讲述近代从龚自珍到鲁迅等十几位作家，每个作家用三个课时。先生授课时或缕析资料，或议论评述，钩玄用弘，亦庄亦谐，令听者兴趣盎然。先生自1978年后，自名书斋为“不舍斋”，取《论语》“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之意，激励自己，把“文革”耽误的时间赶回来。先生这一时期几乎每天三四点钟起床，写作三四个小时后再外出晨练。先生为我们所讲的课程，正是他当时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先生此时写成的《中国近代作家论》《中国新文学渊源》不久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记得先生为我们讲钱玄同时，刚应安徽《艺谭》之约，写完《钱玄同论》这篇文章。先生在北师大读书时，所听钱氏的所有课程，均有较为详尽的记录。先生对钱氏的评价论述，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极为学术界和钱氏后人所看重。

先生从事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多年，深感作为一门学科，近代文学研究应重视基本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先生曾希望我能着手搞一本近代重要作家年谱或著作编年汇编，我也试着查阅一些资料，完成了《龚自珍年谱简编》之类的作品送至先生看。但终因资料有限，工作繁难，未能使这一有意义的课题真正进行下去。

1982年9月，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河南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中国近代文学第一届学术讨论会”在开封召开。召开此会的最初动议是由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王俊年、牛仰山、裴效维等人提出的。会议的地点选在开封，也是想借重先生的名望，召集全国同行共商学科发展大计，推动近代文学研究的进展。此次会议由先生挂帅，刘增杰先生指挥调度，开得十分成功。全国研究近代文学的专家5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上除进行学术交流之外，主要研究探讨了近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发展与学术队伍建设问题。此时，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室正处在鼎盛时期，他们提出的许多工作方案都得到会议代表的拥护。此后，两年一度的学术讨论会成为惯例。近代文学的研究力量分布，也逐渐形成了北京、广东、山东、上海、苏州、开封等数个研究与人才培养基地。这次会议对新时期开创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先生在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从晚清文学革新到五四文学革命》不久在《文学遗产》上发表。

1983年5月10日前后，按照研究生培养计划，先生和牛庸懋教授带领中文系1981级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两个专业仅有的三名研究生出外访学，路线是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当时学校经费不足，外出乘车、住宿的条件都极差。两位知名教授和三位研究生出访四个城市，共从学校借出1000元人民币。办理借款手续时，财务科长一站一站地核查车票价格，一天一天地计算住宿价格。我拿支票去市里取钱时，因考虑到是一笔“巨款”，牛先生还专门派人员前去接应。出行的车票也极难购到。二位先生去西安的软卧票是提前在郑州黄河饭店预定的。我们三个研究生，按规定只能坐硬座。不过，当时的列车服务却是好于现在，服务员把所有乘坐软卧者都以“首长”称呼。吃饭时“首长”可以点菜，服务员送至包厢。

在西安，我们访问了西北大学的单演义教授。学术访问之外的活动，是由先生早年的学生、当时的西安市市长帮助安排的。最初的住宿地点是市中心的人民饭店，这是西安当时最好的饭店。住一宿后，我们便向先生汇报,鉴于所带银两不多，可否换一便宜实惠的招待所居住。市长很快做了安排，并派人送我们去大雁塔、小雁塔、碑林、秦兵马俑博物馆参观。陕西省政协的同志还请我们吃顿地道的“羊肉泡馍”。

在成都，我们拜见了四川大学的杨明照教授，参观了武侯祠。在武侯祠前与先生有一合影。先生拄一拐杖，背驼；我大病初愈，奇瘦。事后借龚自珍诗中的用语，戏称此照为“一猿一鹤”。先生此时身体尚可，饭量不小，喜肉食。出门常随身带几颗水果糖，以随时补充体能。每到一处住下后，先生总拿出三五元钱，命我们买水果点心，供大家享用。先生因背驼，不善走路，走路必大汗淋漓，每天必换洗晾晒衣服。先生对于穿戴，不甚讲究。而同行的牛先生，较为讲究。凡正式场合，多穿浅色中山服，手拿一芭蕉扇，甚是潇洒儒雅。

在重庆，我们访问了西南师大。西南师大傍山而建，绿树成荫，印象颇为深刻。去年再访该校，已消退当年风韵。

离开重庆经三峡至武汉。我们从朝天门码头上船，船是当时最好的客轮。两位先生在二等舱，一室可住四人，可供餐沐浴。我们三人在四等舱，几十个人的通铺，每人一张席子而已，公用浴室。上船后，二位先生气定神闲，面对长江，谈三国，论文史，兴致勃勃。我们三人旁听，体会到何为书生意气，也获益良多。

船过葛洲坝后，江面豁然开朗。长江之雄伟壮阔，气吞万里，令人感悟到人生的境界、学术的境界。到武汉后，湖北省政协出面接待。第二天，我便与先生先行离开武汉，返回开封。

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我把学习精力主要放在外语过关考试上。专业研究方面只写过两篇文章：一是关于苏曼殊的翻译，一是关于河南籍近代作家蒋湘南。蒋湘南为河南固始人，为龚自珍好友，龚氏诗词中多次提及此人。蒋有《七经楼文抄》行世，但较难访求。我辗转多处搜集资料，写成了《蒋湘南文学略论》请先生指导。先生对此文较为满意，并由此向刘增杰先生提及让我留校工作之事。

1984年5月，先生应邀去江苏常熟参加中国近代文学史料工作会议，由我陪同。会议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召开的。会议列出了一个庞大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料整理的计划，听取专家意见。主持者拟将桐城派及曾国藩研究资料的编写任务交与河南大学，由先生主编。会议由苏州大学与苏州师专承办。钱仲联先生知先生与会，邀请先生同游常熟。常熟为仲联先生家乡。钱先生落难时，曾回乡教蒙学糊口。二老游常熟时，苏大还派人用摄像机录像，这在当时是难得的礼遇。钱老长先生两岁。常熟乃江南名镇。其时，正是杨梅上市的季节，我与先生得以大饱眼福口福。

会后，我遵先生之嘱，着手整理桐城派及曾国藩的有关研究资料，并将中后期桐城派研究作为硕士论文的选题。此后，由于种种原因，研究资料未能成书，但我的学位论文却因资料基础的丰厚获益匪浅。

1984年10月，“中国近代文学第二届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召开，会议由浙江社科院文学所承办。我陪先生前往。因考虑上海转车困难，遂买火车票至苏州，由苏州乘夜船经运河往杭州。游船不大，有坐卧船票两种，票价极便宜，我和先生着实体会了一回“夜半钟声到客船”的情境。

杭州会议期间，许多同志在谈到如何开创近代文学研究新格局时，提出高等院校近代文学课的教学及广大文史工作者急需一本较为详尽，能反映近代文学最新研究成果的《中国近代文学史》。我向先生提议，由先生担纲，邀请开设近代文学课程的几个兄弟院校参加，合作完成《中国近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先生同意此事。会议期间，先生约请上海师大王杏根、华南师大钟贤培及我，共同商议编史之事，并简单讨论了章节设置。会后，由我整理出编写大纲。在杭州时，先生游览了西湖、绍兴鲁迅故居，我在绍兴书店意外购得一本《梁启超年谱总编》，极为珍惜。会后，经上海返回开封。路经苏州，先生讲起河南大学迁往苏州的旧事，命我到站台购买苏州小核桃之类的特产带回，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

1984年年底，我完成研究生学业。先生邀请河南社科院研究员、文史专家栾星先生主持我的学位论文答辩。先生与刘增杰教授、赵明教授共同参加了论文答辩。随后，先生与刘增杰先生分别动员我留校工作。刘先生时主系政，态度也最为恳切。其时，我女儿已一岁半，随母亲在郑州生活。省会的一所大学也已给我过接收函。我叛逃的决心最终被老师的诚恳所击退。而由此开始的两地生活，一直持续到今天。

我留校工作后，协助先生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两件：一是编写《中国近代文学史》，一是编辑《中国近代文学大系》。

《中国近代文学史》原计划与华南师大、上海师大合作编写。中途，华南师大因争取到编写部颁教材的机会而另起炉灶。1986年3月，先生在开封主持召开了《中国近代文学史》编写会议。会议推举先生担任全书主编，同上海师大王杏根，华中师大丘铸昌，河南社科院王广西，河南大学李慈健、关爱和组成编委会。同时，邀请河南大学张如法、任光写作部分章节。1987年4月，《中国近代文学史》定稿会在洛阳召开，时逢洛阳牡丹花会，师母也随先生前往洛阳观花。编委会邀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文学遗产》副主编卢兴基、近代文学组副组长王飙同志审阅全稿并莅临定稿会发表修改意见。书稿经修改后，于1988年11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为国内数十家高校用做本科生、研究生教材，两次修订，五次重版。《中国近代文学史》1992年获教育部优秀教材奖，1999年被指定为教育部推荐教材。

1986年前后，先生组织河南大学近代文学研究室的几位同志着手编辑《中国近代散文选》。此项工作正在进行过程中，范泉先生由青海师大调至上海书店工作。范先生为上海书店策划一个大型出版计划，即援《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体例，组织国内知名专家编写《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作为中国近代文学史料整理的基础工程。范泉先生听说河大正在编辑《中国近代散文选》一书，便专程赶到开封与先生商议，希望先生能担纲最为艰难的散文卷的主编工作。《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卷)的编选工作开始后，工作人员从大量的线装书中筛选、复印、点校、整理一篇篇散文作品，困难重重。我负责的第一卷尤为如此。在先生的指导下，我跑了不少图书馆，历时两年有余，终于完成了任务。但由于个人水平的原因，第一卷的点校整理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错误。这次编选工作，使我得到了一次古籍整理的基本训练，它在我的学术经历中是十分难忘的。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与《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的写作与编选过程中，1986年秋天，我还随先生一起到华南师大参加过近代文学年会。那次是我随先生惟一一次乘坐飞机出行。先生年事已高，我不知先生能否适应高空飞行。待飞机降落在广州机场，我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先生1990年以后，因视力的原因，已经不能再读书写作了。此后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论集续集》是在其儿子任光的协助下完成的。先生不能读书写作后，显得相当烦躁痛苦。1993年前后，先生在其大女儿家居住，我随樊骏先生一起去看他。樊先生问起他1944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有关情况，先生已不能记起太多了。但先生忘不掉的是他热爱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98年，河南大学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点获得批准后，我去向先生报告，先生连连说：“好事，好事。”事后，听师母讲，他一直念叨着准备给博士生上课。先生多次夜里从床上坐起，向师母问道：“学生怎么还不来上课。”先生晚年的痛苦主要是来自精神上的。他在有生之年，无法去从事已经成为生命中最重要部分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此种痛苦是难以名状的。

先生是2000年6月中旬因肺部感染住进医院的。为有效控制感染，专家会诊后主张切开气管。切开气管后先生已很难完整地讲话了，神志也处在不是十分清醒的状态。口里经常念叨着：“回家，回家。”据说师母去世前，也一直吵着回家。两位老人弥留之际要寻找的“家”，也许就是他们的精神与灵魂的归宿地，一个可以安安静静歇脚、聊天、长相厮守的地方。

先生早年从南阳求学于开封一师，嵇文甫先生是先生学术上的第一位老师。嵇先生关于晚明思潮、左派王学的研究成果，曾给先生极大的启发，嵇先生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张扬，更给予先生以深刻的影响。先生后来负笈北上求学，在北京师大、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分别师从钱玄同、胡适、沈尹默、周作人等学术大师，参加他研究生论文答辩的胡适、周作人、陈寅恪、俞平伯，个个都是学界泰斗。先生1940年重回开封，任职于河南大学，在此辛勤耕耘了60个春秋，开封早已成为两位老人的第二家乡。

在河南大学的60年间，先生的学术研究有两个黄金时期。一是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中期约15年时间，先生沉潜于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丰硕。先生出版于1944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我国以“五四”以后新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奠基之作。其与张长弓、李嘉言先生合著的《中国古代文学史》，独著的《中国古典文学论集》，显示出先生治学由旧到新的蜕变。先生被错划为右派后，学术活动遭到限制，直到1964年，才重新有论文发表。1978年后至1990年，约12年间，是先生著述的第二黄金时期。先生以时不我待的精抻，从事著述，几乎每年都有一部著作问世。

在先生治学著述的第一黄金时期，我能投考先生门下，亲闻謦欬，亲领教诲，我深感幸运。先生待弟子，和善民主，鼓励学生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建立得以安身立命的学术领域；教诲学生以学术事业为重，以学术生命为重，以学术研究为天职。先生的一生，便是一本读不尽的书。

先生往矣，薪尽而火传。正直做人，勉力为学，将是我辈对先生最好的报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