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年，应该从11年前的2005年5月说起。当时，经一个朋友推荐，我去了香港文汇报驻深圳记者站实习。这是我第一次出省，一路南下，满是恐惧和未知，当然也有喜悦和激动。

到了深圳，接待我的朋友很热情，开车来接，免费提供住处，带我去报到。车窗外的深圳给我的冲击是巨大的，我的第一反应是，我是不是就从此麻雀变凤凰，真正拥有这座从小听到大的城市了。一切都像是在做梦，可一切都又是真实的。可是突然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发生了。我有点晕车，我忍。下了车安排好了住处，那股劲还没过去，我忍。去报社报到的时候异常难受，我忍。因为那位热心的朋友一直形影不离，我竟然连一句上个卫生间的托词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尴尬的事情终于在那位朋友把我介绍给报社领导的时候发生了。报社领导向我伸出了手，我却低头吐了一地，这让我心里的阴影一直留存至今。

从深圳实习结束，我想留在那里，以我的工作成绩也没问题。可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改变了我的看法。

其中一件事是一次到关外宝安区的采访。那天一大早我就带着单位的照相机坐公交车出发了，四五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主要任务是要去偷拍几张一个被黑社会砍伤的小贩的照片。临走时领导就交代，让我注意安全，因为黑社会很有可能还会去找他。听了领导的话，我不但没有感到害怕，反而感到很刺激，有一种独闯虎穴的豪迈感。小贩住院的这家医院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没人告诉我他住在哪个病房，但我还是假扮亲属，成功摸到了他的病房，偷偷摸摸拍了几张照片。出了医院已经天黑了，我又开始坐公交车往市区赶。中间需要在一个很偏僻的站台倒车，当我站在那里等车的时候，突然飞过来几十辆摩托车围着我转圈。我很快就想到了砍手党、摩托党等经常出现在南方都市报上的恐怖画面，心想我命休矣，闭上眼睛，仰天长叹，那样的恐惧感一直伴我到现在。好在摩托车转了几圈又自行散去了，可能是看我身上确实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色相。回到市区已经半夜了，我赶紧给千里之外的父母打了个电话，母亲问：“你咋这个点打电话？”我说：“没事儿，我在深圳挺好的。”

后来，因有人在报社领导那里说了我的坏话，报社明确向我表示，他们暂时不招人。两件事情叠加到一块，就坚定了我离开深圳的想法。

2005年底，我回到了学校，先是跟着同学去扬州应聘，结果名落孙山。紧接着的几场报社面试，我同样以失败而告终，直到2006年3月。

2006年3月，郑州一家电视台招聘，我居然在一堆帅哥美女中间一路过关斩将，成功突出重围。我们学的是纸媒，可我似乎一直和电视台有缘，包括后来省内一家地市电视台的应聘，我都是千军万马取上将首级，连自己都佩服自己。

2006年10月底，听闻开封一家政府部门招聘公务员，不用考试直接解决编制，我就从郑州辞职回到了开封，可我在那里呆了半年却遇上了“逢进必考”政策的出台，开封这家政府部门明确向我表示没办法解决我的身份问题了，于是我又远走焦作，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事业编制，进入了体制内。

2007年至2009年两年的记者生涯，所拍的新闻获得了市里、省里的大奖，也上了《新闻联播》，领导很器重我，可是我却过得很不开心。

当我决心在本专业做一番事业的时候，领导却告诉我，出去做新闻还要拉广告。从那之后，我继续做新闻，却一个钱字都没跟我的采访对象提过。后果当然是，工资锐减，在领导、同事面前的地位降低。我又开始考公务员了。从毕业到2009年，我参加过大小不止10次的公务员考试，只有2009年底那一次成功了。2012年4月份，我又通过遴选进入到了现在的焦作市委办，工作至今。

大家已经看到了，我这十年的路线是深圳，郑州，开封，焦作，大地方到小地方；我的目标就是进入体制内。对于我来说，我想要稳定。体制内是我从小到大的目标。而且进入体制内后，我现在过得很开心。

想进入体制内还有一个更大的理由就是，看中了体制内有很多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读书不再为了考试或者功利而读，写作不再为了谋生或者出名而写。

我30岁那年，也就是2012年，我试着从我写过的日记（我的日记从初中一年级开始写，到现在几乎没有断过）和感悟中拿出几篇投了稿，还真被一些高大上的编辑相中，发表了。至此，我才知道，看看书，写写东西，已经融入了我的生命，能给我带来无穷的快乐。而我目前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就是我所有快乐的丰厚土壤。

我想我的十年，就是一个从自己，到别人，再到自己的过程。找到了自己，也就找到了快乐和幸福。

（作者系我校新闻与传播学院2006届毕业生，曾任本报大学生通讯社学生记者，目前供职于焦作市委办公室）